固原土达之乱平定后，作为总兵官的刘玉可以回去复命了，但作为军事行政领导的项忠却还得要做善后工作。要说这个叫项忠的文臣还真是个人物，“石城未下，天甚寒，士卒颇困。（项）忠虑贼奔突，乘冻渡河与套寇合，日夜治攻具。身当矢石不少避，大小三百余战”（《明史·项忠传》卷178）。战后他又做了很好的事务处置与军事防务筹划，然后将之上奏给朝廷。他说：“‘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丰茂，畜牧蕃多，内为土达巢穴之所，外为北虏出没之场，守城惟一千户所，军少势孤，是以满四陆梁，捍御无策。’而固原北面300多里有个西安废城，蒙古鞑靼每次内犯，皆由此长驱直入。”因此他请求在固原州添立一卫，又于西安废城创立一所，以此来加强军力，扼住要冲。至于新设立的固原卫和西安千户所的兵源问题，他建议让陕西诸州县清军清出来的3000名湖广籍逃军，到西安等卫去寄操，操练得差不多了，就将其中的2000人充实到固原卫去，另外1000人派往西安废城，组建千户所。随后项忠又说：“现守备固原的指挥同知冯杰与平凉等卫僚属职位相埒，可威令不行。而陕西都指挥佥事樊盛才力可用，但由于他与封藩在西安的秦王府有着姻亲关系而被迫带俸闲居。不过，据小臣所知，藩王府姻亲若在该藩王府邸300里外任职，就不能被视为有违于祖制。固原距离秦王府所在地西安至少要有1000多里，因此小臣恳请朝廷降敕，让樊盛去代替冯杰，以此来加强固原卫的军事防卫。”（《明宪宗实录》卷63）
接到项忠的这份奏章，皇帝朱见深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随后他不仅全部允准了项忠的奏请，而且还给他升了官，“进右都御史，与林聪协掌院事”（《明史·项忠传》卷178）。余下就是令人对固原军事防卫力量做重新布置和进一步强化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固原地位迅速上升，后与甘肃、宁夏、延绥并列为西北边疆重镇，亦称陕西四镇。（刘景纯：《明代九边史地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8月第1版，P159～161）
成化中期起，固原成为“总制三边”的指挥中心。（《明宪宗实录》卷124）弘治、正德时期起，它又与甘肃、宁夏、延绥、山西、宣府、大同、蓟州和辽东等被人并称为大明北疆九边。（《明史·兵制三》卷91）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项忠在维护大明帝国稳定和加强北疆边防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www.xing528.com)
也正因为如此，在平定土达满俊之乱过程中，虽然项忠对于军事力量增援问题出尔反尔，但事后成化朝廷并没有再做追究，当然这与当朝天子的性格与见识也大相关联。尽管历史上的朱见深有着很多的不是，但在国家政务与军事大政等方面他还是识大体的。因为自即位前后起，明宪宗就清醒地意识到北疆边外的北虏才是大明最危险的敌人，尤其是距离固原不远的“套虏”时不时地出来骚扰、抢劫，一旦要是他们与满俊等西北当地的土达勾结起来，其后果就不堪设想，这正是成化朝廷这几年一直所最为担心的。满俊之乱发生后，吏科左给事中程万里曾上奏，提醒皇帝朱见深：“陕西重镇之地，国初以来安置土达于宁夏、甘凉等处，承平日久，种类蕃息，往年虏贼侵扰，今岁亢旱饥馑，有司失于抚恤，是以满四等据险啸聚党类益繁。臣恐各边土达因之自相疑贰，不早防范，恐生他变。况今黄河欲冻，虏酋毛里孩去边不远，比年关陕无事，尚欲深入，一或闻此，宁无奸计，且兵荒之后，民穷盗起，势之必然，在彼守臣恐不躬亲巡历，转委所属，以应故事。乞敕有司存省赈贷，仍于在京选大臣二员，奉敕往彼，守臣会议，招土达中年高有识众所信服者，宣上恩威、谕祸福，使之各率其属守分安生，无自疑贰，或不能为生者，酙酌周给之，且罢一切苛政，庶足歆动其心，潜消其患矣。”皇帝朱见深相当高兴地接受了建议，并令人予以一一落实到位。（《明宪宗实录》卷58）
现在可好了，内外“两患”中的“一患”即土达之乱终于被项忠平定了，满俊为首的359名“叛贼”也在成化五年（1469）二月分别被朝廷处以凌迟和斩刑（《明宪宗实录》卷63），大明帝国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另一大患——“套虏”。那么什么是“套虏”？为什么它是当时成化朝廷最为上心要对付的北疆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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