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化君臣看来，荆襄之所以会形成大乱，关键缘由还在于官方统治不力、武力镇压不能及时到位。就此认知水平而采取的应对举措也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这就使得荆襄地区的历史“老大难”问题在血腥镇压下得到了一时的解决，但真正的动乱根本却没有丝毫触及。
刘通、石龙发动的流民之乱被平定后几年，中原等地区连续发生旱灾，成千上万的流民不顾官方禁令，络绎不绝地流向荆襄地区。到成化四年（1468）正月时，那里大约已经集聚了流民达二三十万人。（《明宪宗实录》卷50）
对于再度日益严峻的荆襄之势，成化帝接受了兵部的建议，命令分守荆襄右参将、都指挥同知王信兼提督南阳军务，这是因为南阳与荆襄毗邻，又都是“盗贼”经常出没之地，如果不相统摄，就会难于防御。除此之外，明宪宗还改户部右侍郎杨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令其抚治荆襄、南阳等处流民。（《明宪宗实录》卷52）按照习惯的做法，抚治无非是清查户口、发放救济粮，随后再遣回原籍。但这样的老办法现在都不管用了，流民们一旦被遣回去，用不了多久他们又跑了出来。偏偏在这段时间里荆襄周围地区的自然灾害又特别多，成化五年（1469）与成化六年（1470）冬春之交出现了异常暖和的现象，加之“陕西延庆、平凉等处人民累遭寇掠”，而当地“官府酷虐，（人民）转徙流离，困苦已极”；四川兵连祸结，疮痍未瘳；淮南旱潦相仍，连年灾荒；“南北畿甸、河南、山东雨雪愆期，二麦槁死”。于是无赋无役的明朝官方禁地荆襄又成为了流民们相争涌入的“天堂”，那时流民们动以数十万计。（《明宪宗实录》卷76）
面对这样的情势，成化帝接受了当时已经升为兵部尚书的白圭之建议，派遣“两京贤能大臣循行天下，考核政事得失，黜罢不才官吏，询究军民利病，便宜兴革”，同时敕谕朝廷上下文武臣僚人人修省悔过。（《明宪宗实录》卷76）
最高当局虽然煞费苦心地努力一番，但还是不能很好地“回应天意”。自成化六年（1470）三月起，干旱数月的华北和中原地区突然间开始淫雨连绵，一直延续到六月还不绝。南直隶和湖广大雨浃旬，北直隶、山东和河南则是旱涝更迭为患，就连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京城北京也“潦水骤溢”，“京城内外军民之家冲倒房舍，损伤人命，不知其筭。男女老幼、饥饿无聊，栖迟无所，啼号之声，接于闾巷”（《明宪宗实录》卷80）。正是在这样的不堪情势之下，许多头脑活络、消息灵通的饥民们向着传言中的“天堂”荆襄地区涌去，犹如潮水一般。据当时官方的正式说法，有名有姓有籍贯的流民就达938000余人（《明宪宗实录》卷93），实际集聚的恐怕不下2000000人。（方志远：《成化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P135）
对于荆襄地区至少有上百万的流民聚集在一起，以及它有可能带来的潜在祸患，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觉察到了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随即向朝廷做了提醒。成化六年（1470）五月，礼科给事中张宾上言，指出了荆襄流民集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原籍遭遇自然灾害后，当地官府不能及时地豁免他们的赋役。所以在他看来，与其严禁流民进入荆襄，倒不如将官方自身工作做好：“凡奏报灾伤之处，差官往勘得实，即与停免，则民蒙实惠，而可预止其逃移之心矣。”（《明宪宗实录》卷79）(www.xing528.com)
张宾的建议点到了荆襄流民禁入问题的要害，但对于那些已经来到荆襄地区的流民怎么办？是依然遣送他们回去还是让他们就地生活下来？他没说。同月，巡抚荆襄南阳右副都御史杨璇上奏朝廷说：“均州并南漳诸县流民蚁聚，盗贼蜂起。请以均州千户所正伍官军委官操练，以备不虞，其修理太和山宫观，宜暂令余丁代役。”（《明宪宗实录》卷79）
从巡抚荆襄南阳右副都御史杨璇上奏来看，他对于集聚在荆襄的上百万流民没有他法，就是要赶紧准备武力应对。而这恰恰是第一次大规模对荆襄流民进行征剿后，成化朝廷上下形成的一致性主张，而从这个主张实行的实际效果来看，恐怕只能说是按住葫芦浮起瓢，或言解决了一时，根本无法做到长久安宁。
大约又过了5个月即成化六年（1470）十月，山东慱兴县知县陈文伟为君分忧，上奏抚安流民事。他说：“荆襄流民，非若蛮夷戎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者。今严兵固域，劳民费财，御之若敌国。然此可暂而不可久也。臣愚以为，不必屯兵久戍，不必遣将分守，欲为良图，清于南漳、竹山、远安、房等县与流民接界之处，遴选天下知县、县丞有智识知事体，曾经旌异者，更易而用，加以奖励，使莅彼流民县分，设法招集，便宜处置。候有成效，不次升用。仍谕令有司暂宽其近县徭赋，足其衣食，使之观感兴起倾心向化。令守备官用心操习官军，以张兵威，则恩威并立，而彼易化矣。且流民所恃以为恶者，树木丛密、路途险隘也。若进一里、平一里之道途，遇一村、定一村之户籍，正强界、辨阡陌，使民各有分地，地各有定主，则将来者无地可容，而自不来。以复于要地立州以总制，设卫以防御，则流民之非心以格，而守备官军可革矣。不然，则强弱相凌，流移日至，徒费财劳民而终无宁息之期也。”（《明宪宗实录》卷84）
陈文伟在这个奏折中所讲的中心意思是，与其禁止流民涌入荆襄，倒不如承认既成的事实，朝廷在此划出新的州县，遴选天下有才干且识大体的贤能知县、县丞来荆襄治事，让流落到此的流民们就地附籍，即成为荆襄地区的国家编户齐民。一旦这类事做好了，流民们各有自己的土地、房屋和生活，后来的流民“无地可容，而自不来”。这可谓点到了荆襄流民集聚问题的真正要害。但不知是因为上奏言事知县的官位太低了之缘故，还是囿于祖制之因素，成化朝廷对于陈文伟的这个“医治良方”没有重视，皇帝朱见深依然沿用过去的套路来应对着荆襄问题。这样一来，到成化六年（1470）十一月时，情势可更为不妙。那时巡抚都御史杨璇上奏朝廷说：“房县流贼千百为群，树黄旗，劫狱囚，敌官军，欲调诸路兵进讨。臣才不足任。乞命大臣素有威望、晓畅军务者总制之。”（《明宪宗实录》卷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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