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明宪宗刚刚即位，对于荆襄乱象之底细并不知情，但不断上奏的有关流民问题的报告还是让他留了个心眼。天顺八年（1464）十一月，应巡抚湖广左佥都御史王俭之请，成化帝升工部员外郎刘子钟为湖广布政司左参议，“专抚治荆襄、汉阳流民”，并注明“员外置也”（《明宪宗实录》卷11）。但这个叫刘子钟的朝廷命官到湖广上任了数月并没有取得什么大的工作进展，流民依然如潮水一般地涌入荆襄，且引发的社会治安愈发令人不安。这时有人上言进谏：刘子钟位微望轻，不足任事。朝廷应该派遣更有分量和更有能耐的大臣前去抚治。那派谁去呢？有廷臣向皇帝提议：河南左布政使王恕可胜任此职。（《明宪宗实录》卷15）
对于王恕，新皇帝朱见深还是了解的。他是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1448）进士，入翰林院当庶吉士，后由庶吉士授大理左评事，进左寺副。大理寺是大明朝廷司法复审机构，左评事和左寺副在这个衙门里头都属于中下级官僚，但王恕并没有因为自己官位不高而得过且过，相反他积极有为，对当时刑罚不适提出了6条建议，在随后朝廷廷议时都获得了通过，由此，王恕之名为大家所熟悉。不久之后，他受命出任扬州知府。当时淮扬地区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如果等待朝廷批准后再放粮赈济，不知要有多少难民被饿死。王恕当机立断，直接“发粟振饥不待报”，就此救活百姓无数。而事后王知府本人也由此受到了朝野的一致好评，天顺四年（1460）因“治行天下第一”而被明英宗擢升为江西右布政使，“平赣州寇”（《明史·王恕传》卷182）。朱见深即位之初就对地方吏治十分重视，曾“诏大臣严核天下方面官”。当时河南左布政使侯臣等多人被考为不合适继续留任，朝廷为此进行讨论，有人认为可让江西右布政使王恕来接替侯臣，明宪宗当即接受了建议，将王恕调升为河南左布政使。（《明宪宗实录》卷3）
就在这期间，成化朝廷兵发广西，远征大藤峡之乱，年轻皇帝朱见深天天盼着从南方传来平乱捷报，没想到南疆捷报还没接到，反倒来个“南阳、荆、襄流民啸聚为乱”的警报，这下可怎么办呢？当时有人提议，让治政有绩且抚治有方的王恕来专门负责荆襄盗起诸事。朱见深一听到这名字就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并于成化元年（1465）三月正式下令：以河南布政使王恕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抚治南阳、荆、襄三府流民。（《明宪宗实录》卷15，《明史·王恕传》卷182）
王恕接到皇命后赶紧赴任，可哪想到上任没几天，家乡来消息：老妈病亡。王恕当即向皇帝请假奔丧。明宪宗接到王都御史的告假请求时，心里可火了，怎么早不丁忧晚不丁忧，偏偏在这个节骨眼王家出了这档子的事？但转而又想到，家有长辈之丧，做儿孙的回去奔丧守制也是天经地义，更何况大明朝老祖宗朱元璋还曾制定过严格的规章制度，作为朱明皇家的孝子贤孙怎么能不遵照执行呢？想到这里，朱见深立即批示给王恕：“奔丧两月即起视事。”可王恕是个大孝子，他说要守完三年之孝后才复出继续当官做事，这回明宪宗说啥也没同意。两个月后，王恕起复上任，但这时荆襄地区的流民动乱已呈现出愈发蔓延之势。（《明史·王恕传》卷182）
有股叛乱流民劫掠了荆襄东北方与河南交界的邓州李家，李家是当地的大户，且很有势力，如今被流民劫掠了，他们便恼羞成怒，当即要求地方官府追捕劫盗。否则的话，就要告到朝廷去。（【明】郑晓：《今言》卷3）有人认为这个李家就是当朝内阁大学士李贤的老家。（参见方志远：《成化皇帝大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P135）我们暂且不管这个李家到底是不是李贤老家，就说动乱流民劫掠这事本身足使当地的官府恼怒不已，发兵捕“贼”随即成为其必行之事。而流民们见到官府派人来捕岂肯束手就擒，于是对抗与反叛之火就此燃烧起来，且逐渐蔓延开来。“湖广荆襄等处流贼聚众，自房县至南漳数百里间，恣意抢掠，攻陷地方，深为民患。”（《明宪宗实录》卷22）(www.xing528.com)
成化元年（1465）十月壬寅日，兵科给事中袁恺就此事向朝廷做了专门的奏报，并要求问责相关官员。明宪宗接奏后依然按照常规做法，将该事交予兵部去讨论。兵部官认为：镇守总兵官李震、巡抚都御史王恕和王俭、巡按御史王瀛、都布按三司都指挥汪泽等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坐视民患，宜各究治，以为人臣误事者戒”。皇帝朱见深认为，王恕、王俭等是朝廷委任的大臣，姑且记过，汪泽等直接负有失职之责的地方官应停发俸禄，戴罪立功，同心协力，讨贼平乱，以弭民患。随后他令人将敕令发往湖广去。（《明宪宗实录》卷22）
就成化帝的这道敕令而言，与前番几次下发的最高指示相比，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无非要巡抚都御史王恕等督促各方尽力抚治动乱流民。大约一个多月后，皇帝似乎意识到自己敕令内容的不足之处，随即“命巡抚河南副都御史王恕督都指挥林琛等，充领南阳等六卫下班官军三千员名，诣湖广荆襄等处会同总兵等官杀贼，且督都指挥高福、徐启守备南阳地方”（《明宪宗实录》卷23）。可这已为时晚矣，荆襄流民之乱早就乱成了一锅粥。
前文讲过，在荆襄地区最先“潜谋倡乱”的是刘通、允天峰。这时又有一股流民叛乱势力在向他们靠拢过来，这股势力的头目叫石和尚，石和尚真名叫石龙，是个白莲教徒。天顺八年（1464）石龙“纠合冯子龙等四散劫掠”，刘通听说后派了自己的儿子刘聪前去，与石和尚和刘子龙等取得联系，并商谈联合事宜。双方一拍即合，遂于房县大木厂打出黄旗，后移住梅溪寺，刘通自称“汉王”，以僧人允千峰为军师，苗虎、刘长子、石和尚等20人为将军，建立“大汉”政权，改元“德胜”。“大汉”是当年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死敌陈友谅政权的大号，而地处江汉的荆襄地区又是当年陈友谅大汉政权的主要势力范围，更“巧”的是石和尚也是白莲教徒，如此之势使得当时刘通一打出反叛大旗，就立即聚集起了40000余人，随后他们“大肆劫掠，攻陷城池”，弄得当时的明朝官方为之十分头疼。（《明宪宗实录》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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