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藤峡叛乱与总督军务韩雍的分而治之策

断藤峡之捷后，征夷将军都督同知赵辅和赞理军务左佥都御史韩雍等派人将喜讯上报北京。明宪宗“览捷报，实深嘉悦，特兹降敕奖谕”，随即告诉韩雍、赵辅：“但（广西）山洞深峻，今虽平定，倘他日复聚，必为后患。尔等须计议长策，务在处置得宜，永绝后患，亟将高、雷、廉等处流贼一一扫除，以安民生，待两广盗贼悉平，地方宁静之日，即具奏班师，有功官军宜实开报，以凭升赏。”（《明宪宗实录》卷27）

成化帝的这道敕谕尚未送达赵辅、韩雍手里，流窜、潜伏于断藤峡周围地区的瑶民又开始破坏捣乱了。他们“攻陷洛容县治，越入博白县城，杀虏官民人口，劫掠印信，烧毁公廨、民居”。随后“全州、临桂、宜山、平乐等境亦被多贼杀掠，焚毁不可胜计”（《明宪宗实录》卷28）。韩雍、赵辅闻讯后立即调兵征讨，都指挥夏鉴等前往郁林等州和博白等县，攻破五村、大帽山、铜鼓、白马堡、十二矶、陈坡等寨；都指挥白全等前往高州等府和阳江等县，攻破黄沙、吴峒、那谷、莲塘等寨，“随处搜戮，连日追获”，共计斩首4438级，生擒200余人，俘获叛乱瑶民及其家眷270余人，夺回被掳男女3946人。差不多与此同时，韩雍、赵辅还派遣户部侍郎薛远将从北京带往广西的10000两抚恤款发给雷、廉、高等府县，用于“收买牛、犁、谷种，分给新附复业人民耕种”，恢复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而后不久又将原调湖广、广西土兵放还。至于汉、达官军则被留在广西境内，继续追剿叛乱瑶民之残余。在做完上述这番事情后，韩雍、赵辅便向上再次做了奏报。（《明宪宗实录》卷29）

当时上面主管军事的最高机构是兵部，兵部最高领导原是曾力荐韩雍担任南征主帅的那个“一根筋”经常要犯的“戆直”王竑，可断藤峡再次平乱的消息传到北京时，王竑已经不在位了，那他到了哪里去？这话要从韩雍重新被重用、率军出征说起。王竑看到明军将要远征，就“条上进剿事宜，且言将帅征讨，毋得奏携私人，妄冒首功”。这种事要办很容易，明宪宗发一道诏旨就可贯彻下去。麻烦和难办的是王竑随后管起京营之事，“请复京营旧额，禁势家豪帅擅役禁军”。明宪宗也答应了，“命（王）竑同给事中、御史六人简阅十二营军士”。但就在简阅京军十二营时，王竑一次奏罢营职军官就达80余人，这下可大范围地得罪了京营中的有权有势者。后来又因为“清理贴黄缺官”，王竑率领众大臣举荐修撰岳正和都给事中张宁，为内阁首席阁臣李贤所阻。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事后李贤通过票拟，将岳正和张宁外放出去，让他们出任地方州县官，且还上请皇帝“罢会举例”。这下王竑不干了，愤然说道：“吾尚可居此耶？”随即引疾求退。成化帝“优诏慰留，日遣医视疾”。可王竑请辞益切，皇帝被逼无奈，终于于当年九月批准他致仕。也就此而始，王竑居家20年，直至弘治元年（1488）十二月病卒，“人以未竟其用为惜”（《明史·王竑传》卷177）。

不过好在王竑致仕后接任他兵部尚书之职的王复也是识大体、懂大局的贤能大臣，在接到断藤峡再次平乱的消息和韩雍的奏请后，他立即向明宪宗上“请降敕嘉奖，且命剿绝余贼，以靖地方，无贻后患”（《明宪宗实录》卷29）。

鉴于两广境内瑶民之乱大体上已平定，成化二年（1466）六月，明宪宗接受了兵部尚书王复的建议，降下敕令，“命监督军务太监卢永、总兵官都督同知赵辅班师，仍命太监陈瑄镇守广东，游击将军右都督和勇统达军留广东驻劄，巡抚两广、左佥都御史韩雍提督军务，抚剿残贼”（《明宪宗实录》卷31，卷189）。

数月后的成化二年（1466）十一月，为了褒扬韩雍等南征平乱之功，明宪宗升左佥都御史韩雍为左副都御史，游击将军、右都督和勇为左都督，岁加俸米一百石；户部右侍郎薛远为左侍郎，加正二品俸，其余升赏有差。（《明宪宗实录》卷36）

让人没想到的是，皇帝的升赏敕令发出没几天，断藤峡叛乱瑶民之残余700人在侯郑昂的带领下，架梯夜入断藤峡中心地带的浔州府城，焚毁军营房屋162间、城楼1座，夺走百户所印3颗，杀死男女平民61人，掳走33人。随后浔州府东南方向的郁林州、容县、北流、苍梧和广东高州府的化州、钦州、吴川等地又相继发生了瑶民作乱之事。（《明宪宗实录》卷37、卷38、卷39、卷41、卷50）

虽然这些叛乱先后都被韩雍及其手下将士一一平定，但此起彼伏的瑶民反叛却让成化君臣大伤脑筋：武力平乱之后，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治理策略才是最为合适的？成化四年（1468）三月，尝够了按住葫芦浮起瓢之苦的巡抚两广左副都御史韩雍上奏朝廷，以“两广地方广阔，军民事繁，一人不能遍历，乞各增文职大臣一员，分理巡抚。仍命文武重臣各一员，专在两广接界梧州府驻劄，提督军务，总制军马”。皇帝朱见深接受了建议，以广东左布政使陈濂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广东；福建按察使张鹏为左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又命提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左副都御史韩雍专一总督军务。（《明宪宗实录》卷52、卷189）(www.xing528.com)

明廷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实施后，两广地区倒是安宁了一阵。而就在这时，总督两广军务的韩雍因苏州老家长辈突然离世而不得不告归奔丧守制。他这一走，“两广盗复起”，广东按察佥事陶鲁见此上奏朝廷，说：“两广地势错互，当如臂指相使，不可离析。近贼犯广西，臣与广东三司议调兵，匝月未决，盗贼无所惮。乞仍命大臣总督便。”朝廷接到陶鲁的奏疏没多久，广东按察司佥事林锦和巡按当地监察御史龚晟的奏请报告也送了上来，其内容大体上与陶鲁的相同，成化帝最终决定“罢两巡抚”，同时起复韩雍为都察院右都御史，依旧总督两广军务。当时韩雍还在老家守制，见到皇帝的敕令便上疏，请求终制。明宪宗不同意，给他来个“夺情”。韩雍接到这样的皇命后不得不起身南下，前往两广，一到任便“遣参将张寿、游击冯昇等分道讨贼，忻州八寨蛮及诸山瑶、僮掠州县者，皆摧破之。蛮民素慑雍威，寇盗浸息”（《明史·韩雍传》卷178）。

“寇盗浸息”意味着断藤峡地区甚至整个两广就此可以高枕无忧了？从小就饱读经书且有着丰富政治阅历的韩雍这回可是格外清醒，他上奏朝廷，说：“诸瑶之性，惮见官吏，摄以流官，终难靖乱。请改设武宣县东乡等巡检司，以土人李升等为副巡检；设武靖州于峡内，以上隆州知州岑铎知州事，土人覃仲英世袭土官吏目。”（《明史·广西土司一》卷317）

韩雍的这个奏疏说到底就是中国古代治理边地少数民族惯用的策略：“以土治土”或“以夷治夷”，即在少数民族人口占据绝对优势的地方任命忠于中央朝廷的当地土官土司来进行管理。其实这样的治理策略早在韩雍大军开拔南征时，有个来自广西当地的刑部主事冯俊就提出过：“委令附近土官管束，或别立司府，推选其类为众所信服者，各授以世袭长官，俾从其俗以治之。”（《明宪宗实录》卷13）

但话得说回来，要是在断藤峡及其周围地区全实行土官制度那也不行，一旦要是土官们起了邪心起来反叛，中央政权还真拿他们没得治。为此，成化朝廷在结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最终采取这样的做法：在距离断藤峡不远的两广交接地梧州设立总督两广军务衙门，由提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左副都御史韩雍专门负责；两广又各自设立巡抚，以此来加强统治和镇压力量；断藤峡地区增设州县和巡检司，大量任用土官，兼带杂用流官，而土官吏目皆为世袭，目的是为了笼络当地土司和方便治理。但断藤峡及其周围地形地貌实在是太复杂了，浔江“东西两岸，大、小桐江、洛口与断藤峡、朦胧、三黄等处，村巢接壤，路道崎岖，聚众劫掠，终不能除”（《明史·广西土司一》卷317）。

成化九年（1473），总督两广军务韩雍被广西镇守中官黄沁、广西布政使何宜、副使张告讦挤走后（后面第6章将详述），断藤峡及其周围地区的骚乱和摩擦就此更是层出不穷。（《明史·韩雍传》卷178）

不过从总体上来看，明宪宗在大藤峡及其周围地区的平乱及其治理等方面还是取得了成功，这是针对整个大明帝国角度而言的，而对于明宪宗个人来说，这场大藤峡平乱战争至少给他带来了两大收获：第一个收获是得了一个据说姓纪的小美女，此美女后来为朱见深产出了一条小龙，即大明朝第9位皇帝朱祐樘；第二个收获是得了一个美貌的小男童，这小男童随即遭到了阉割，后成为万贵妃和明宪宗情侣的贴心走狗，他就是大明历史上知名度甚高的成化中期大珰汪直，有关此类事情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再详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