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元璋立国时制定商税政策的整体特点是实行专制体制下的轻税。“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明史·食货志五·商税》卷81）洪武十年，户部（即财政部）向洪武帝上奏说：全国共有178个税课司局（即税务局）征税没有达到原先的定额指标，恳请皇帝陛下派人前去调查。朱元璋随即派了太监和国子监生以及朝廷部分官员等前往各地去一一核实，最后做出决定：今后这178个税课司的征税数额就以不足额的数据为新定额，废弃原来的高数额税收指标（《明太祖实录》卷111）。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朱元璋又下令将全国共计364处税收额不超过500石米的税课司局全部予以撤销（《明太祖实录》卷129）。
洪武时期这一系列税务机构的撤销对于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十分有利。那时向商人们征收商税的主要机构是税课司、税课局，有人曾做了统计，明初帝国各地设立的税课司、税课局不超过400个，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只设立了400来个税务机构，其轻税之状可想而知。再说这400来个税务机关当时征税的主要对象是行商坐贾。行商是指贩卖货物而获利的经营者，住贾是指通过经营店铺等类活动而获利的人，两者连在一起通称为行商坐贾。今人对此已不分，笼统地称之为商人。除了税课司、税课局之外，明初还有一些与之相类、相近的税务机构叫河泊所、抽分局，其主要征收的是地方上的土特产，但数量不多。
洪武立国时的这种轻税政策到了永宣时期就开始有所变化了。宣德四年（1429），“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由是于京省商贾凑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凡五倍。两京蔬果园不论官私种而鬻者，塌房、库房、店舍居商货者，骡驴车受雇装载者，悉令纳钞。（朝廷）委御史、户部、锦衣卫、兵马司官各一，于城门察收。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明史·食货志五·商税》卷81）。
除此之外，当时大明朝廷还在南北大运河沿岸一线设立了漷县、济宁、临清、徐州、淮安、扬州和南京上新河等六七个钞关，差御史及户部主事对过往商船按尺寸大小和路程远近监收船料钞，其规定：船头长一丈一尺、梁头十六座的为一百料，“每船百料，纳钞百贯”，但不收货物税。后来船料钞有了减少，每船百料减至六十贯。景泰元年，“于谦柄国，船料减至十五贯”（《明史·食货志五·商税》卷81）。不过由于当时大明帝国正处于非常时期，“国用不足”，朝廷不得不下令增开南直隶苏州浒墅和松江、江西九江、湖广武昌金沙洲、浙江杭州北新等五处新钞关，以此来增加收入。明英宗复辟上台后，“以岁歉商贾少通”而尽革之。成化二年（1466）十月，因“军士月粮折支不给”，朝廷下令恢复湖广金沙洲、江西九江等处钞关。成化三年（1467）又因光禄寺缺用，明宪宗再次下令恢复杭州北新和苏州浒墅两关，并依照景泰时期的成例，每百料征收船料钞十五贯。（《明宪宗实录》卷35）
成化七年（1471）三月，工部尚书王复上奏说：在京建造公署、制造供应器物和在外打造运船等所需费用严重不足，恳请朝廷增派官员前往南直隶太平府芜湖县、湖广荆州府沙市、浙江杭州府城南税课司3处，专理抽分。这3处是江南地区有名的竹木集散地，之前朝廷仅在此征收关钞，商人的负担还不算重。现在又要进行抽分，这就大大地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不过对于大明朝廷来说，这样做无疑是增加了收入，抽分后的竹木往往被变卖为银两，然后再由人将这些银两解送工部即建设部作营缮之费。据说仅当年所得就有1000多两银子，后来逐渐增加，以至于数万两。（《明宪宗实录》卷89）(www.xing528.com)
由此看来，这些大明老祖宗时代不曾有过的新设钞关之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据成化十六年（1480）正月户部官上呈皇帝的奏疏所言：“各处钞关每年大约收钞2400余万贯。”2400万贯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按照当时的钞、银比价，约合12万两白银。（《明宪宗实录》卷199）而那年即成化十六年（1480），朝廷在全国进行银矿开采只得了46007两银子，进入北京国库的折纳粮草银为678937两。（《明宪宗实录》卷210）
由此可见，新设钞关对于明廷的财税收入的影响是何等之大！不仅如此，随着土地流转的不断加剧和失地农民的日益增多，以传统的田赋或其变形——折合银两在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正逐渐减少，而商税关银所占的分量却变得越来越大。这标志着当时的大明社会正在发生转型，商品经济越来越活跃，也越来越重要，从此以后帝国朝廷的钞关设置和商税征收，大体上以成化作为定制。
更定大明新商税体制，更定匠役制度，更定漕运之制，重造赋役黄册，确立五年一次遣官审录天下罪囚制度，将祖宗流传下来的秋审和热审真正落实到位，广求谏言、拨乱反正，平反冤狱，整顿官场，举贤使能，改革军事，复团营制……自朱见深登基即位起，大明朝廷不断出招，除旧布新，后世人们因而称誉他治下“笃于任人，谨于天戒，蠲赋省刑，闾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明史·宪宗本纪二》卷14）。虽然这些话中不无溢美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大明确实出现了天下“更始”的新局面、新气象，只可惜这样新局面、新气象的呈现与维系主要是在成化初元阶段，较小部分延及成化中晚期。而即便如此，明宪宗君臣这一路走过来也是磕磕绊绊，费了很大的劲。
这不，就在成化初治、天下“更始”刚开局，不断有警报传到北京：南方有人不服大明朝廷，公开发动武装叛乱。这究竟是伙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成化朝廷又将如何对付他们？请看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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