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匠役制度，减轻手工业生产者负担

与漕运定制差不多同时，成化朝对于运行了百年的大明工匠制度也做了“更始”。当然这样的“更始”也实出于无奈。明朝开国时，太祖朱元璋在继承元朝旧制的基础上实行专门的匠户制度。诚如上文所说的，明初将户口分为四类：民、军、匠、灶，匠户独立户籍，分为“住坐匠”和“轮班匠”。“住坐匠”是指从全国各地征发汇聚起来的熟练手工业者，他们定居在京师，户口隶属于工部，直接为朝廷服役劳作。每月劳作10天，官府给予月粮3斗，当然无工也就没有月粮了。“轮班匠”是指各地轮流进京服役的手工业者，“初工部籍诸工匠，验其丁力，定以三年为班，更番赴京，输作三月，如期交代，名曰轮班匠”（《明太祖实录》卷178）。洪武中晚期开始，根据距离的远近，朝廷制定出不同的轮班时间，有五年一班、四年一班、三年一班、两年一班和一年一班，但“率三年或二年一轮，使赴工者各就其役而无费日，罢工者得安家居而无费业，于是给与勘合”（《明太祖实录》卷230）。轮班匠服役是没有月粮的，说白了是义务劳动，就连往返盘缠都要自掏腰包。

据明初国史记载，这样的在册轮班匠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时为232089人，每年轮上当班的有50000～60000人。但由于匠户制度束缚了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故而匠户逃役之事屡屡发生。宣德元年（1426）正月，行在工部尚书吴中上奏说：在册工匠逃者5000余人，约占当年应该当班工匠总数的10％（《明宣宗实录》卷13）。20年后的正统十年（1445），在册轮班匠逃役者为10000人，约占当年应该当班工匠总数的20％（《明英宗实录》卷131）。

景泰五年（1454）大明朝廷进行了“更定工匠班次”工作，将全国“各色工匠有二年一班者，有三年一班者”全部统一为“以四年为次”，当时通计全国轮班匠有289000人，每年轮上当班的有45000人。（《明英宗实录》卷240，《废帝郕戾王附录》第58）但到了天顺四年（1460）七月，全国轮班匠逃亡者为38400余名，约占当年应该当班工匠总数的85％，这时距离明朝开国已近百年。（《明英宗实录》卷317）(www.xing528.com)

一项制度经过百年的运作出了大问题，理应要做出适度的改革，但刚愎自用且又墨守成规的明英宗压根儿就不是一块合格的皇帝料，历史的积弊只能是等到他去见阎王后才让人们去直接面对和解决。成化初年，有人提出了改进班轮制的建议。新即帝位的明宪宗对此十分谨慎，命令臣下好好讨论解决办法。成化二十一年（1485）闰四月，朝廷终于通过了工部制定的“以银代役”方案，规定：若轮班匠不愿赴京服役，南方匠人每月出银9钱，北方匠人每月出银6钱，也就说南方匠人每班出银2两7钱、北方匠人每班出银1两8钱即可免去劳役了。（《明宪宗实录》卷265，《大明会典·工部》卷188～189）

“以银代役”新制的出现不仅是百年工匠逃亡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历史的进步，它标志着有明一代的工匠制度由力役开始向银役过渡，这对于当事双方来说无论哪一方都是有利的。明朝政府从此以后每年可以征收到十几万两银子，用于佣工劳作，无需再兴师动众地去追匠；而对于工匠来说，在缴纳了2～3两银子后不仅可以免除力役之苦和往返路途的时间、金钱花费，而且还获得了人身与生产的自由，甚至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十分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