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宪宗指派廷臣赈灾蠲赋，安抚民生

前面我们讲过，明英宗归天时给皇太子朱见深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就在朱见深即位后没几天，广西大藤峡叛乱的消息又传到北京，各地饥荒急报奏章如雪片般地飞进明皇宫……面对如此情势，大明新天子将如何处置呢？

青年皇帝明宪宗在李贤、彭时和商辂等一批正直廷臣的辅佐下，一方面依托朝廷耆老勋臣，调兵遣将，进军南疆（后章详述）；另一方面敕令相关部门蠲赋赈灾，安养民生。

要说即位那时的明宪宗之所以能这么做，完全是因为他有着这样的清醒认识：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成化元年（1465）夏天，河北保定和南直隶淮扬等地暴雨连连，水淹为患。朝廷接奏后决定，派遣工部侍郎沈义、右佥都御史吴琛等分赴灾区赈济难民。而就在沈、吴等大臣即将出发时，皇帝朱见深赐以敕书，其敕文这样说道：“朕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有被灾失所者，拯恤救济诚不可缓。今天雨连绵，田禾无收，人民缺食，不能安生。特命尔往来巡视民瘼。尔至彼即督同巡按御史及府州县正官亲诣被灾处所，从公体勘。如果人民缺食，先发见在仓粮验口赈济。若本处食粮不足，于附近州县在官仓粮借给，或于大户殷实之家以礼劝借。如赈济之粮，食用已尽，仍宜区画接济。其被灾之家户内一应科差、税粮量为减免。春作之时，缺少种子、牛具者，为之措办劝借，官为给散，令其趁时播种。仍严督所在有司加意巡视抚恤，俾之各遂生业，不致失所。若有坐视民患及贪酷罢软者，拏送巡按御史等官，依律问罪发落。廉正有为者，奏请旌擢。军职有犯，轻则量情责罚，重则奏闻区处。凡有御灾救荒之事，悉听尔便宜施行，然后奏闻。尔受所托，须深体朝廷恤民之意，夙夜尽心，以副朕怀。如或怠慢不谨，处置乖方，以致人民饿莩流移，斯尔之责，不可逭也。尔其勉之，慎之！”（《明宪宗实录》卷20）

看到这样内容的敕书，可能有读者朋友要说了，不就是发生了水患，已令人前去抗灾赈济，还用得着皇帝大老爷那么费神，像个老太太似的唠唠叨叨个没完？其实要是真这么看待即位之初成化帝的话，那就低估了他。我们不妨再来看看上面这篇敕文的开头，明宪宗言简意赅且直奔主题地说道：“朕惟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话换个角度来讲，那就是“民为邦本”和“民生为本”。

正因为有着这样清醒的认识，自即位起，明宪宗朱见深就采取了一些措施，将“宽厚”的恤民精神和“民生为本”的思想落实到了社会民生领域。具体说来有以下几项：

第一，劝农桑，促生产。如，天顺八年（1464）三月，在上慈懿皇太后、皇太后尊号昭告天下诏书后面，成化帝条陈了20多条“恤典”，其中有3条是专门“劝农桑、促生产”的。其曰：“民以农为本，有司时加劝督所陂塘宜用修筑以备旱涝，至于耕牛所赖尤重，不许军民宰杀买卖。如有犯者枷号半年，依律问罪。若有司纵容私宰，一体治罪不饶”；“自天顺元年以来抄没入官田地，许令所在军民耕种，照例起科”；“各处小民有因衣食不给，流移他乡者，诏书到日各还本土，有司务要加意抚恤，无牛具、种子、房屋者，即与设法措办，俾遂生业。仍免粮草一年，杂泛差役三年，违者许巡抚、巡按官究治。”（《明宪宗实录》卷3）

第二，革除前朝弊政，罢黜不急之务

诚如前章所言，明宪宗一上台便以诏书的形式革除了天顺以来的许多弊政，罢斥不急之务。当时有个监察御史叫杨琅的就曾这么进言：“皇上即位之始，大降明诏，如罢花木、鸟兽、水陆品物之贡，是节嗜欲以厚民也；罢江浙烧造瓷器之役，是薄自奉以恤民也；罢缉访官校，知其擅威福以害民也；罢各处镇守内外官，知其凭宠灵以虐民也。凡此皆皇上恭俭仁恕之所形，是以人心和于下，而天下应于上，不诬也。然作法非难，守法为难，谨始非难，保终为难。皇上既作之于始矣，愿保其终。”明宪宗阅读奏章后当即表示乐意接受，并说：“御史言是，朕当慎焉。”（《明宪宗实录》卷13）

第三，禁科敛，苏民困

天顺八年（1464）七月，有言官上言：“民间差役不公，虽由奸豪民户自择利便，亦由贪污官吏听其指使，是以马夫、皂隶多系投充颜料、钱粮类者，揽纳征则，多科纳则，过取迨及逃回，又加重敛。至于盐钞，其弊尤甚，初则不收本色，而倍取重赀，末则仍输本色而得皆烂钞，民受其酷害，官不得实用。此害民之尤，蠹政之大者也。”明宪宗接奏后命令“巡抚宪臣痛革之”（《明宪宗实录》卷7）。

大约两个月后的天顺八年（1464）九月，户部官上请：“黄州、安庆、南昌、宁波、衢州等卫运粮到北京，途中碰到天旱，大运河浅涩，‘盘剥费用耗米无存’。我们户部催了多次，但都没什么结果，恳请皇上指示。”明宪宗回复：军士漕运遇天旱水涸，盘剥艰难，所亏耗米，你们就免征了，不要再追讨，漕运总督和承运官员也该免罪。随后朝廷衙门就免去漕运军士应输耗粮46000多石。（《明宪宗实录》卷9）(www.xing528.com)

一年后的成化元年（1465）十一月，又有人上言漕运中收粮者与运粮者舞弊害民之事。明宪宗为此做了专门指示：“律条明开收受税粮，听令纳户亲自行，概平斛交收。比来收粮者作蔽（通‘弊’）多端，且每石加耗米一尖，不过五升。今军官愿明加一斗，可见官攒人等侵害过多。今后收粮俱用平斛，听令旗军行，概每石耗米五升，二十斛加与一石，落地余米旗军自收，不许随斛上仓，亦不许官攒人等勒要囤基财物。仍命张睿等严加禁约，敢有仍前作蔽，许令巡仓御史参奏究问。”（《明宪宗实录》卷23）

同月，南京户部左侍郎陈翌就弭灾救荒等事上呈进言：“洪武、永乐间征纳虽多，不分软烂。正统十四年虽遇恩例减免一半，俱用生钞，民间无从得之，往往以米易换纳官，以致逼民逃窜。乞自成化年为始，更加减免，以苏民困”；“南北直隶等处民间领养孳牧马，有倒死、走失、亏欠者，俱责民追陪，未免逃移。乞自成化元年以前悉加宽免，向后有倒死者，俟丰稔之年追陪”。明宪宗接奏后说：“陈翌所言俱有理”，随即命令相关衙门讨论个解决方案来。（《明宪宗实录》卷23）

第四，存恤孤老，救助弱势人群

由于自然灾害的频频光顾和豪强势要的肆意兼并，自明朝中期起失去土地等生存资源而成为流民和难民的人越来越多，这就影响到了大明帝国的社会安定，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连当时“红太阳”升起的地方也充斥着难以计数的难民。成化二年（1466）十二月，礼部尚书姚夔等上奏说：“今京城街市多有疲癃残疾之人，扶老携幼，呻吟悲号，亦足以干天地之和。而四夷使臣见之将为所议。昔（周）文王发政施仁必先鳏寡孤独。伏望皇上以恤民为心，特敕巡街御史督五城兵马，拘审道途乞丐、残疾之人，有家者责其亲邻收管；无家者收入养济院，照例时给薪米。其外来者亦暂收之，候天道和暖，量与行粮，送还原籍，有司一体存恤，务令得所。此亦调摄和气之一端也。”明宪宗阅完奏章后批示：“无问老少、男女、有无家及外来者，顺天府尹尽数收入养济院记名，设法养赡，毋令失所。”（《明宪宗实录》卷37）

不过有意思的是，皇命下达后这个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一年半后的成化四年（1468）五月，有个给事中叫陈鹤言的上言：“京城内残废无告之徒朝暮哀号，排门乞食，往往冻饿死于道路，见之凄然，有足悯者。乞敕有司添设养济院，给以粟布。”从“添设养济院”5个字来看，不是“红太阳”升起地方的地方官不管事，而是难民和流民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成化帝在接到上请后又将如何处置这事的？他诏令顺天府官员，先对大街小巷的难民摸摸底，如果属于“北京市户口”的，就把他们安置到京师顺天府养济院；如果是外地流入的难民，那就将他们遣送回乡，当然要先给他们临时解决好衣食温饱问题，然后再交予地方政府“存恤”，“毋令失所”（《明宪宗实录》卷54）。

成化初年的这些举措推行下去似乎还解决了些问题，但到明宪宗统治中期时，情势又开始不太对劲了。成化十六年（1480）八月，朝廷户部官上奏说：“顺天府宛平、大兴两县收养孤老达7490人，每年消耗粮食26900石。可近年来由于有关衙门的官员不能稽察，或任意侵欺，致使许多孤贫者不能很好地蒙受皇帝陛下的恩惠，且滥收冒支者也多，而养济院既狭又小，不堪重负。天子眼皮底下的京师之状尚且如此，各地之弊可想而知。敬请陛下下令给都察院，让他们选派一个监察御史，与我们户部选派的一名官员，会同顺天府五城兵马司和宛平、大兴两县县官，勘查所储粮食与在院孤贫者人数，制止腐败，并将养济院移往空闲之地，做些拓展；再令当地县官每月亲自检查两次，如发现勘报不实的，一个县内超过10人，县官要被治罪；一个府内发现有超过30人，府官要被停薪。除此之外，还应通行天下巡抚、巡按官一体禁治。只有这样才会使得鳏寡孤独者得占实惠，而不负朝廷优恤之意。”明宪宗看了奏章后觉得主意不错，当即批示：“养济院之设所以收养孤老无告之民，盖体天地好生之德，以尽人君司牧之责也。何有司视为常事，全不加意奉行，以致奸弊滋生。京师如此，四方之远可知矣。其悉如户部所言，通行禁约，务使朝廷德泽下流，而颠连之民皆沾实惠。如有仍前怠忽者，巡按御史奏闻处治！”（《明宪宗实录》卷206）

第五，赈济灾民，蠲免赋役

在明宪宗朱见深采取的“宽厚”恤民和“民生为本”的一系列举措中，涉及范围最广的就要数蠲免赋役，赈济灾民了。自即位起，一直到驾崩，朱见深几乎每年都要下达大量的诏旨，对受灾挨饿的百姓实施救济，并蠲免其赋役。如成化四年三月甲子日，因上年夏季旱灾朝廷“免湖广荆州等14府、75州县并武昌等23卫、所无征田粮子粒1073020余石”（《明宪宗实录》卷52）；成化四年六月丙午日，“以旱灾免江西南昌等府、卫官民田并山塘屯田秋粮子粒凡2886300余石”（《明宪宗实录》卷55）；成化九年正月癸丑日，“免湖广武昌等府秋粮318600余石，直隶广平府秋粮31600余石，草605600余束，绵（棉）花182700余斤，俱以旱灾故也”（《明宪宗实录》卷112）；成化十年四月丙寅日，“以去年旱灾，免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无征秋粮820577石，马草1641638束”（《明宪宗实录》卷127）；成化十一年六月甲辰日，“免山西平阳府诸州县去岁被灾税粮281200石有奇”（《明宪宗实录》卷142）；成化十三年七月乙酉日，“免江西各府卫成化十二年分秋粮432000余石，子粒7000余石，以水旱灾故也（《明宪宗实录》卷168）；成化十五年十二月丁巳日，“以水旱灾免成都等四府州县并叙州等三卫粮316540余石，绵（棉）花2470余斤”（《明宪宗实录》卷198）；成化十八年十一月辛丑日，“以水灾免陕西庆阳等六府十二卫所粮201500余石，草284950余束，布1730余匹”（《明宪宗实录》卷234）；成化二十二年九月庚戌日，“免广东广州等府卫所二十一年分夏麦秋粮共110600余石，以水灾故也”（《明宪宗实录》卷282）；成化二十三年正月，“以旱灾免湖广所属长沙等府州县、岳州等卫所去年秋粮919300余石”（《明宪宗实录》卷286）……

除了针对性赈济灾民和蠲免赋役外，成化君臣还在前朝的基础上从制度修正层面入手，贯彻“宽厚”恤民的治国精神，譬如重造赋役黄册，力图厘清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