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明反对酷刑，法外定罪

自古以来，侦办案件、审理和判决过程中非法用刑是见怪不怪的常事，明朝也不例外。譬如挟棍之刑，只有锦衣卫才有，但一般也是设而不用。景泰二年（1451），有个巡抚御史叫赵缙的心如炭黑，恪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真理”，肆意贪渎，你要是拎不清不向他行贿，他就想尽办法来折磨你。当时常用的刑具在他看来都不够狠，经过一番琢磨，他想出了一种叫挟棍的刑具，画在图上叫工匠去制作，可工匠没看懂，赵缙就赤膊上阵自己制作。刑具制好后，他立马就将它用了起来。由于这种刑具十分酷烈，一旦被用上，不是“罪犯”给废了，就是被整没了，赵缙酷吏之名由此越传越广，最终因贪酷而被景泰帝拿下。（【明】王锜《寓圃杂记·刑具》卷5）

但挟棍之刑却在大明司法界悄悄地流行起来，为了提高办案率，法司官员往往将其当做常用刑具。从天顺朝一直到成化初年，不知有多少人惨死在挟棍下。即使是一些普通案件，老百姓稍有过失，法司部门也往往施以挟棍之刑，受刑者“不胜苦楚”。为此，国子监祭酒周洪谟于成化十一年（1475）二月特地上言进谏，请成化帝下令，“申明酷刑之禁”，规定“除人命、强窃盗、杂犯死罪须用严刑，其余止用鞭扑。违者，许风宪官察访，录其酷暴，以备考劾”。明宪宗接受了建议，敕令问刑衙门严禁酷刑（【明】王锜《寓圃杂记·刑具》卷5）。

法外用刑是为了提高破案率，法司官员借此可以升官发财；与此相类，法外定罪，接受别人贿赂，同样也会带来很多的好处。从正统时期开始，大明帝国朝纲紊乱，法纪松弛，法司部门的官员往往通过比附的手段，将本可以不接受法律严处的“罪犯”定了罪，这中间的蹊跷只有行内人知道，为了能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有人开始将这类入人罪的案件专门做了汇编，并出版出来，书名为《会定见行律条》。巡抚南直隶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恕看到后于成化十五年（1479）闰十月专门上奏成化帝，说：“律乃治天下大法，我太祖高皇帝斟酌历代律条，定为《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条，颁示天下。而《名例律》有曰：‘凡律令该载不尽事，理若断罪，而无正律者，引律比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近在京书坊刊行《大明律》后有《会定见行律》一百八条，不知何时而会定者，内之法官老于刑名者，必不依此比附，但恐流传四方，未免有误。新进之士略举其《兵律》，多支廪给条，及刑律骂制使及本管长官条，皆轻重失伦，不可行于天下。乞以其板毁之。”（《明宪宗实录》卷196）(www.xing528.com)

其实王恕说得还比较客气，《会定见行律条》之所以流行，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新科进士学习所需。对此，成化帝似乎很清楚，在接到王恕的奏请后就下令：“法司会议……通行内外法官，自后断罪悉依《大明律》……敢有再称《会定律条》比拟，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论，仍行书坊，即将所刻本烧毁，违者并治以罪。”（《明宪宗实录》卷196）

申明酷刑之禁，反对法外定罪，完善“秋审”制和“热审”制，确立五年一次遣官审录天下罪囚制，等等，这些举措确然很好，在相当程度上贯彻了成化帝“宽厚”恤民的“更始”精神，为帝国长治久安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不过从那时不容乐观的实际情势来看，如何将这种“宽厚”恤民精神落实到更为紧迫的底层民众生存与社会维稳等方面当中去，这才是成化君臣所亟须面对和解决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