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帝5年一次审罪遣官录制度

南北两京重囚有了“秋审”和“热审”，司法公平性和公正性相对有了一定的保障。但两京之外的帝国区域又那么大，而“天下司府州县见系囚犯多有冤抑，以致感伤和气”。换言之，地方司法公平性和公正性如何也能得到保障？为此，朝廷有识之士早早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成化元年（1465）十一月，南京户部左侍郎陈翌在上言“弭灾救荒”三事中就呼吁朝廷“简命素有名望、谙晓律法御史、郎中、寺正等官，分历天下，将一应轻重罪囚，从公审录”（《明宪宗实录》卷23）。

皇帝朱见深收下了陈侍郎的奏章，随后便将他的建议交予相关部门去讨论。后来因为地方灾情和边疆军情等不断告急，朝廷遣官审录天下罪囚之事一拖再拖，一直拖到了成化八年（1472）上半年时才算有结果。那年四月，明宪宗在综合各方面意见后终于做出决定，敕命刑部郎中刘秩、金文、伍希渊、周鼐、冯俊、刘恕，员外郎武清、徐演、许盛、周重，大理寺正刘瀚、王轼，寺副王进、魏政等14人，“分往南北直隶并浙江等处，会所在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审录罪囚”，并各赐敕遣之，敕曰：“刑狱重事也。一夫有冤或召灾沴，是以古先帝王恒致谨焉。朕为天下生民主，仰体上天好生之心，每于刑狱加宽恤矣，尚虑愚民无知，抵冒者多而法吏用心不同，失入故入者在处不少，中间冤抑岂能尽无？除两京见监问罪囚已命内臣公同三法司审录外，今特命尔等分往两直隶及十三布政司审录见监罪囚。其在直隶者，会同巡按监察御史将各府州县卫所审录；其在三司者，会同巡按御史并三司官审录；在外府州县卫所者，与御史、按察司分巡官亲诣各处审录。其死罪情真罪当者，照例监候听决；其有情可矜罪可疑，事无证佐可结正者，一一具奏处置。徒、流以下减等发落，毋令淹滞。若御史别有公务，相离地远，尔只督同所在有司从公审录，不须久候。审问之际，尤须详察言词，旁询知证，而断之以理，毋惑于浮言，毋拘于成案，毋偏信原问，及原保结官吏饰非沮挠。务得实情，以全民命。其故入等罪，俱不追究。敢有偏执违拗者，听尔指实参奏。尔受兹委任，务持廉秉公，明以决之，恕以行之，斯称朕好生之意。如或询察不明，处断失当，有负任使，罪亦不可逭矣！尔其钦哉！”（《明宪宗实录》卷103）

要说成化八年（1472）这14名廷官外出审录罪囚所产生的积极意义，还真不容小觑——它开创了大明五年一次朝廷遣官审录天下罪囚的先例，只不过当时绝大多数人没有充分意识到罢了。一晃5年就要过去了，成化十二年（1476）七月，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商辂上言进谏八事，在其中的第五件事“慎刑罚”中就这样说道：“夫刑罚，圣人不得已而后用之。一或失中，则邪气积蓄，阴阳缪盭，妖孽滋兴，诚不可不慎也。惟皇上嗣位以来，凡遇盛署必下诏宽恤于京师，或值灾变，复遣官详审于天下，其慎刑之心，固无容议。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详审之后，五年于兹，乞更敕法司遴选官属，会同巡按等官重加研审，庶人无冤枉。”（《明宪宗实录》卷155）

明宪宗当即接受了建议，并敕令三法司会同朝廷其他衙门大臣共同推荐前往各地录囚的审录官，最终选定派遣郎中张文昭前往南直隶、郎中张文前往北直隶、主事李士实前往浙江、署寺副高铨前往福建、署郎中马琴前往江西、署员外郎孙仁前往湖广、署寺副韩邦问前往四川、寺副柯燉前往两广、署员外郎张锦前往山东、署员外郎顾福前往山西、署寺副郝志义前往河南、署员外郎毛松龄前往陕西、主事朱守孚前往云南、贵州，会同当地巡按御史和三司官员共同审录罪囚。皇帝朱见深似乎还不怎么放心，又专门赐之敕文，文曰：“朕惟刑狱重事也，一夫有冤或召灾沴，是以古先帝王为天下生民之主，仰体上天好生之心，每于刑狱恒加宽恤，尚虑愚民无知，抵冒者多而法吏用心不同，或失入故入，其间冤抑岂能尽无。今特命尔等往南北直隶及十三布政司，会同巡按监察御史、三司官将各府州县卫所见监问罪囚，逐一审录。其死罪果情真、罪当应决者，即行处决；应监候听决者，照例施行；其有情可矜罪可疑，事无证佐、可结正者，一一具奏处置。徒流以下减等发落，毋令淹滞。若御史别有公务，相离地远，惟督同所在有司，从公审录，不须久候。审问之际，尤须详察言词，旁询知证，而断之以理。毋惑于孚言，毋拘于成案，毋偏信原问，及原保结官吏饰非沮挠。务得实情以全民命，其故入等罪，俱不追究。敢有偏执违拗者，听尔等指实参奏。尔等受兹委任，务持廉秉公，明以决之，恕以行之，斯称朕好生之意。如或询察不明，处决失当，有负任使，则尔之罪，亦不可逭矣！钦哉！”（《明宪宗实录》卷155）(www.xing528.com)

自此以后，大明五年一次朝廷遣官审录天下罪囚制度确定下来，这就使得明廷“宽厚”“恤民”治政精神贯彻到了帝国的每个地方，关系甚大。

无论是遣官审录天下罪囚，还是热审和秋审，这些都是刑狱案件中差不多快要定局的，而在帝国社会实际生活里还有一些案件正处于侦办过程中，是否也能确保朝廷的“宽厚”“恤民”精神？这是当时成化君臣所亟须面对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