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好北疆“土兵”资源，发展北方边防补充力量

或许是土木之变、父皇被俘所带来的隐隐伤痛和对于现实北疆严峻态势的深远考虑，明宪宗对于塞外北虏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即位后除了挑选精锐、复立团营以备边防外，他还曾接受大臣的建议，挖掘北疆边防的补充力量——土兵。

明朝自开国起就有土兵制度，但明太祖时朝廷对于各地土兵的调用尤为谨慎。土兵大量被征用是从明太宗朱棣时代开始的，后来的洪熙、宣德、正统数朝都有大量土兵被调用的历史记载，不过主要还是限于南方地区，而以归降的北虏人为主体的北方“土兵”则更多的是被融入大明军中一起使用，很少有其独立成军和独立行动的文献记载。

成化二年闰三月，监察御史孙逢吉上言，奏请在“陕西、山西内地卫、所、州、县简选军余民壮，依正军例，关支月粮，给与马匹、器械，赴延安、绥德、庆阳、代州四处操守备”；他还说“欲以沿边卫所军余有愿依正军支给月粮、守备各堡者，给与马匹、器械，分拨各堡操守”。兵部接奏后“允其所言，移文延绥镇守、巡抚、总兵等官，召选、训练，遇警有功，一例升赏”（《明宪宗实录》卷28）。明宪宗最终也批准了上请方案。

大约一个月后的成化二年（1466）四月，巡抚山西右佥都御史李侃也上奏朝廷说，他读了一本由唐朝名人陆贽撰写的《论守边事宜》册子，其中讲到：北疆以外的地区往往是“千里萧条，寒风裂肤，惊沙惨目，地恶人勤，于斯为甚。自非生于其域，习于其风，幼而睹焉长而安焉，罕能宁其居，而狎其敌也”。由此他联想到了当下大明“西北沿边之境，俱与胡虏相连，所谓地恶人勤，于斯为甚者也。其大同、宣府及边城之戍有系西北土兵者，不畏寒风之裂肤，不惮惊沙之惨目，贼至不惊，临阵不怯，而虏知土兵亦畏避之，是所谓生其域、习其风、宁其居而押其敌者也”。而一旦调用南方兵来戍守这北疆，则他们往往会“怯于风寒、慑于虏寇，惟欲遁逃”。“而西北之人往补南方军伍者，亦不禁遐荒，不习水土，亦复逃回。”由此他建议朝廷，改变原来的南北兵对调之制，令其各自就近戍守。（《明宪宗实录》卷29）(www.xing528.com)

可能是受到右佥都御史李侃奏章的影响或者说是启发，明宪宗随后命令官员在西北边疆的绥德、宁州和环县等地“选民丁之壮者编成什伍”，并加以专业训练，以作军事调用。这大概是明朝北疆上最早的一批可控的“土兵”之由来。（清【夏燮】：《明通鉴》卷30）

那么，成化时期到底拥有了多少可控的“土兵”？明朝当时的官史未做详细的记载，据成化十年（1474）四月甲申日明宪宗的一道敕令内容来看，一次免除税粮的陕西入伍土兵就有4860余人，“每兵无事时，月支粮米三斗，有警添支布花。三年以后量给边境空地，召军民舍余承种，三年军纳子粒，余照民田轻例起科，以充边用”（《明宪宗实录》卷127）。由此看来，土兵制度到那时还基本上给固定下来了。

北疆“土兵”制度的产生及其发展，使得大明帝国有了一支可靠的北方边防军事补充力量，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北疆军事的兵源问题。就此而言，明宪宗君臣在人们普遍不经意间又落实了一项“更始”大明之军事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