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成化帝卷-大明帝国．成化帝卷

明朝自立国起就确立居重驭轻的原则，将全国精锐之师集中到京师，这就是人们俗称的京军。京军主要是用来卫戍京师的，但同时也有机动调往地方发挥军事作用的功能。这种做法与宋朝十分相似。明初建都南京，“京城内外置大小二场，分教四十八卫卒。已，又分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故而当时京军又称为“五军”。洪武四年（1371），驻扎在南京的京军共有48卫，207800人。（《明史·兵志一》卷89）

朱棣篡位后迁都北京，带走了“五军”，但他心里还是很不踏实，因为当时北京正好位于大明帝国的北疆线上，于是大为增加京军力量，将朱元璋时代的48卫扩充到了72卫，人数也增加到了300000～400000，“又分步骑军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亦谓之五军（营）”。同时还“岁调中都、山东、河南、大宁兵番上京师隶之。设提督内臣一，武臣二，掌号头官二，大营坐营官一，把总二，中营坐营官一，马步队把总各一。左右掖、哨官如之”（《明史·兵志一》卷89）。

差不多与此同时，明成祖正式组建起了京军的“三大营”制，即五军、三千和神机。五军营是永乐八年（1410）朱棣首次亲征漠北时将步骑兵合编起来而形成的，分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军营；三千营最初是由明太宗朱棣亲征漠北时将收编过来的“边外降丁三千人”组建起来的骑兵队伍，后来才发展到数万人，故其名为三千营；神机营也是永乐八年朱棣首次亲征漠北时组建的，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独立建制的火器部队。其后“又因得都督谭广马五千匹，置营名五千下，掌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明史·兵志一》卷89）。

按军种进行改制后的京军“三大营”在平时的主要任务是操练，也称为营操，还有就是宿卫、扈从、守卫皇城和巡哨。一旦皇帝大驾亲征时，三大营得随之出动，“大营居中，五军分驻，步内骑外，骑外为神机，神机外为长围，周二十里，樵采其中”（《明史·兵志一》卷89）。

永乐时期的这种军队编制在历经四五十年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了问题。土木堡之变，50万大明御驾亲征队伍全军覆没，皇帝被俘；在随后景泰帝、于谦主持的北京保卫战中，大明京军也差一点败北。究其缘由纵然有很多，但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尤使当时人们关注，那就是三大营虽然各有自己的总兵官和整套体系，但相互间并不统一，“各为教令，临期调拨，兵将不相习”（《明史·兵志一》卷89）。

对此，当时的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在进行一番研究后，于景泰二年（1451）十二月上请皇帝朱祁钰，提出了整饬兵备，改革京军营制的方案：“选官军十万，分五营团练，每队五十人，一人管队，两队置领队官一员，每千人把总官一员，三五千人置把总都指挥一员，其管队把大小总官，各量其才器谋勇谋之，使之互相统属，兵将相识。管军者知军士之强弱，为兵者知将帅之号令，不敢临期错乱。贼来多则各营俱动，少则量势调遣，随机应敌。头目素定，交战之时，但调其头目而士卒自随，相处既久同辈者易其相救，管队者易以使令。”（《明英宗实录》卷211，《废帝郕戾王附录》第29）

景泰三年（1452）十二月癸巳日，“总督军务少保兼兵部尚书于谦、总兵官武清侯石亨等议选五军、神机、三千等营精锐官军十五万，分为十营，每营置坐营都督一员，都指挥三员，把总都指挥十五员，指挥三十员，每队置管队官二员，有警分调剿贼，其余官军各委头目于本营训练守备，京师命太监阮让、陈瑄、卢永、都督杨俊、郭震、冯宗提督，让、俊四营，瑄、农三营，永、宗如之，俱听太监刘永诚、吉祥及谦亨等约束调遣”（《明英宗实录》卷224，《废帝郕戾王附录》第42）。《明史》也有相关的记载：“于诸营选胜兵十万，分十营团练。每营都督一，号头官一，都指挥二，把总十，领队一百，管队二百。于三营都督中推一人充总兵官，监以内臣，兵部尚书或都御史一人为提督。其余军归本营，曰老家。”（《明史·兵志一》卷89）

上述史料即说：景泰二年（1451），于谦先从三大营中挑选10万精壮马步官军，分为5个营团操，称为“五团营”。第二年十二月即景泰三年（1452）十二月，于谦又增选5万兵马，打乱了“五团营”，共15万人，分成10个营团操，称为“十团营”。十团营编制如下：

每个营设坐营官都督、掌号头官各1人，下辖3个都指挥，官军1．5万人；每个都指挥下辖5个把总、官军5000人；每个把总下辖2个指挥，官军1000人；每个指挥下辖5个领队，官军500人；每个领队下辖2管队，官军100人；每个官队共有50人，内设管队官1人。这样总计起来，每个团营编制为都指挥3人，把总（又称把总都指挥）15人，指挥30人，领队官150人，管队官300人。（《明英宗实录》卷211，《废帝郕戾王附录》第29）另外从三大营都督中推选出1人充总兵官，以宦官作监军，兵部尚书或都察院都御使1人为提督官。其余没有被选中编入十团营的军士，仍然留在三大营里训练，称为“老家”。（《明史·兵志一》卷89）(www.xing528.com)

十团营制一改过去三大营制各为教令、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之缺点，使得京军相互统属，兵将相知相识，不至于临期错乱。由于被编入团营的军士都是从三大营中挑选出来的精壮者，老弱病残都已被淘汰掉了，因而当时的团营军成为甚为精干的军事力量。加上于谦亲自抓团营建设，明号令，严纪律，重赏罚，勤训练，即使是勋臣宿将，只要你违规了，于谦也会上请景泰帝予以切责。所以这样的一支按照新型军事组织形式组建起来的军队很有战斗。（参见陈高华、钱海皓总主编《中国军事制度史》，刘昭祥主编《军事组织体制编制卷》，大象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P377～378）

景泰朝于谦主持的团营制改革，揭开明代军事改革序幕。但谁也没想到，昏聩的明英宗复辟一上台就杀了于谦，废除十团营制度，恢复他太爷爷朱棣的三大营旧制。对此，以“更始”为使命的明宪宗很不以为然，在他即位上台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复立团营制。

天顺八年（1464）三月戊寅日，太保、会昌侯孙继宗等会同兵部尚书马昂等人议定：从五军、三千、神机等三大营中选出一等官军120000人，分作奋武、耀武、练武、显武、敢勇、果勇、鼓勇、效勇、立威、伸威、扬威、振威等12营，各命侯、伯、都督等官坐营团操，“每遇操时，仍差给事中、御史各一员巡察”（《明宪宗实录》卷3）。

明宪宗当即批准了该方案，特命太保、会昌侯孙继宗同太监刘永诚总管提督十二团营。至于十二团营具体管理官员的安排是这样的：太监周中监枪奋武营，右少监王亨监枪耀武营，太监唐慎监枪练武营，右少监林贵奉监枪显武营，太监张温监枪敢武营，右少监赵永监枪果武营，奉御郑达监枪效勇营，右少监来童监枪鼓勇营，右副使高廉监枪立威营，奉御王璇监枪伸威营，右副使张璘监枪扬威营，奉御张绅监枪振威营。（《明宪宗实录》卷4）而十二团营具体的高级军职任命是“定西侯蒋琬坐奋武营，都指挥冯庆协赞；太平侯张瑾坐耀武营，都指挥佥事张雄协赞；广平侯袁瑄坐练武营，都指挥同知王福协赞；遂安伯陈韶坐显武营，都指挥同知武忠协赞；广义伯吴琮坐敢勇营，都指挥佥事谷昹协赞；都督同知赵胜坐果勇营，都指挥佥事邹宏协赞；都指挥同知白玉坐鼓武营，都指挥佥事刘清协赞；都指挥同知芮成坐效勇营，都指挥佥事姜盛协赞；都督佥事王瑛坐立威营，都指挥佥事李瑛协赞；都指挥佥事李杲坐伸武营，都指挥佥事张英协赞；都督佥事鲍政坐扬威营，都指挥同知韩忠协赞；都督佥事孙广坐振威营，都督同知郑时协赞”。明宪宗为此还专门下发敕谕，说：“兵政国家重事，今选用尔等坐营操练军士，务令武艺精熟，不许虚应故事，亦不许役占、剥削，总管、提督官时常比较戒约，若无成效及有违犯者，定黜罚不宥。（《明宪宗实录》卷4）

但这次复立的十二团营只存在了两年左右，到成化二年（1466）正月时，十三道监察御史魏瀚等上言指出：“今京师军士不下三十余万，间或占役于私家，或借工于公府，或买间而输月钱，或随从而备使令。其操练者，大率多老弱不胜甲胄者也。且马多羸瘠而不堪骑操，器非犀利而不足以制胜、使之折冲御侮，安能婴锋而挫锐？况今之为将帅者，虽曰用勋戚，取人望然，未见其身任安危、忘家徇国，为陛下治兵者，安能固内御外而备不虞哉？”正鉴于十二团营如此“情毙（弊）多端”，明宪宗随即罢废之，并令“今后还归三营，照旧分一等、次等训练。差给事中、御史不时点闸，若仍前作毙（弊），即参奏究治，有容情不举，事发连坐不贷”（《明宪宗帝实录》卷25）。

不改革不行，改革了也见不到效果有多好。而团营制罢废后，无论皇帝下多大的决心惩治三大营之弊，就是见不到其有根本性的改观，这样拖了一年左右的时间，随着北疆形势的不断吃紧和立足于长远角度的考虑，明宪宗终于于成化三年（1467）四月再次做出决定：重立十二团营。为这次复立团营成化朝廷可费了很大的心思，先是将兵部尚书马昂调往户部，将曾在军事事务处理过程中表现出一定才干的白圭调为兵部尚书，令其“同定襄伯郭登、太监裴当提督十二营操练”。而新立的十二团营军士选择范围也做了扩大，“系京卫、外卫见在操练并放班”，也就是说将上次选择的京军范围扩大到了外卫，这样一来，优秀的兵源就有了一定的保证，当时一下子选得军士143904人。明宪宗下令“仍旧分十二营操练，兵部其会举坐营官以统领之，仍推举文武大臣各一员，总督其事，务在得人”（《明宪宗实录》卷41）。

这一次复立团营制成功之处就在于引进了“优胜劣汰”机制。当时选出的14多万精锐军士后，朝廷做了特别的规定：被选中的精锐军士一旦要是被发现不能胜任，那就得遣回原来的旧营，以供使役——俗称回老家。这样一来，广大的团营军士就感到了强大的竞争压力，为了能在十二团营中享受较好一点的待遇和立稳脚跟，大家就争相积极操练，由此大明京军内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这也为防御边患和加强军事守卫操练出了一支精锐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