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能量官员：大明帝国．成化帝卷

客观地讲，虽然复辟皇帝朱祁镇治下的大明帝国问题成堆，危机四伏，但并不等于说真到了一无所是的地步。尤其是天顺中晚期，逐渐找到治国感觉的明英宗最后留给儿子明宪宗的政治遗产中有一项还是值得特别称道的，那就是朝廷内阁和各部院衙门中正人君子占据了不少的位子。这些人到了成化帝即位后相继得到了重用，有的甚至还被擢升，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兵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彭时，太子太保吏部尚书王翱，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马昂，工部尚书王复，刑部尚书陆瑜，都察院左都御史李秉，等等。（《明宪宗实录》卷26）

○ 成化“更始”总设计师李贤的突然薨逝

李贤，在前章里头我们花了很大的篇幅讲过他。在天顺后期，李贤的官衔是太子少保、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明英宗实录》卷331），由于当朝天子的信任与重用，加上自身拥有清正的道德操守和较强的应变处事能力，在天顺向成化转化的那个微妙时刻，他帮助皇太子朱见深顺利登极，去王纶、黜门达，扶正抑邪，发挥着自己作为内阁首席辅臣的独特作用。而对于这样的一位特殊尊长，新即帝位的少年朱见深内心还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在上台后没过几天，就擢升李贤为少保兼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明宪宗实录》卷2），知经筵事。要说那时的李贤还真可谓是新天子眼里的大贵人、大红人，一旦要是他有什么谏言进呈的话，皇帝朱见深没有不接受的。

天顺八年（1464）开春以后，气候愆和，冰释复凝，风霾蔽天，日黯无光。李贤见到这般非常气象就率领一些朝廷大臣上疏，请求皇帝“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刚以断事，明以察微，持之不怠，则天变自弭，和气自至”。朱见深阅览疏文后当即接受了建议，并按照李贤所指点的，将自宣德至天顺时期集聚甚众、忧思怨嗟尤重的浣衣局没官妇女给一一释放了，由此引发了朝廷内外人们的普遍称赞。（《明宪宗实录》卷3，《明史·李贤传》卷176）此事过后没多久，五月，异常天气再次出现，北京地区突降大暴雨，伴随之大冰雹又砸了下来，狂风吹落了房屋上的瓦片，又拔起了郊坛的大树。李贤见此再次率群臣上呈谏言：“天威可畏，陛下当凛然加省，无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图国是。”朱见深回复：“朕嗣位未久，天戒屡彰，敢不敬畏？尔臣下亦当加警焉！”（《明宪宗实录》卷5，《明史·李贤传》卷176）

那时明宪宗登基才不久，工部即相当于建设部有个官员想拍新皇帝的马屁，提出要为他打造好看、气派的卤簿（即皇帝的仪仗）。少年朱见深听后没多想，当即称好。李贤听说后立即上奏，说：“陛下，您的蠲赋恤民恩诏刚刚下达，老百姓的困顿生活尚未来得及舒缓，打造卤簿一类劳民的事情就应该暂停才是！”朱见深听后觉得很不好意思，随即这么说道：“卿等所言极是，朕也是偶尔接受有司的上请，当时也没深想，这样吧，叫他们马上停下来！”（《明宪宗实录》卷8）史称那时的李贤“每遇灾变，必与同官极陈无隐，而于（成化）帝初政，申诫尤切”（《明史·李贤传》卷176）。

李贤如此作为虽说对于踌躇满志的新皇帝朱见深“更始”天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帮助和指点，但也给他自己招来很大的麻烦，甚至是个人人身安全隐患。就说门达被黜后，他的那些盘根错节的同党分子有不少潜伏了下来，等到风头稍过，便开始投匿名信，将对成化朝廷贬谪门达的仇恨转移到李贤身上，肆意构陷。李贤知道后主动提出了致仕回老家的请求，可成化帝哪舍得他走，特地下诏予以慰问和挽留。吴皇后被废案发生后，朝廷言官纷纷上言，请求皇帝诛杀牛玉（下章将详述）。这时，李贤因秉公行事而得罪了朝廷某些官员，他们乘机发难，制造流言蜚语，想加害于他。皇帝朱见深听说后生怕李贤遭遇不测，就让相关部门派遣卫士守卫李家，并保护着他的进出。一个大臣能享受到这样的特别恩遇，这在明代历史上还真不多见，由此可见，那时的明宪宗对李贤的倚重了。（《明史·李贤传》卷176）

成化二年（1466）三月，李贤的老父亲死了。按照那时的规制，做儿子的李贤立即向成化帝上请，回家守制。可那时的年轻天子朱见深怎舍得自己的老师、皇位继承大恩人离开呢，无论李贤上请多少次，成化帝就用两个字做回答：“不允！”但安葬死去的父祖一类长辈是做儿孙的应尽之责啊，皇帝再舍不得，李家老人的丧事还得要解决！这时有人给皇帝出主意，让宫廷宦官出面代表皇帝，与李贤一起护送老人灵柩回河南安葬。在办完这事情后，李贤回京再次上请，要求为自己的父亲守孝3年。明宪宗这回可更不会答应了，“遣使宣意，遂视事”。也就是说李贤始终未能为自己的父丧守制，这在当时的社会里引发了很大的波澜。但皇帝朱见深可不管这些。而李贤也就这样一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地干到了自己的生命终点，死时年仅59岁。皇帝朱见深闻听噩耗，伤心不已，特赠李贤太师之衔，谥号文达。史书对于这样一位贤能内阁辅臣评价甚高，说：“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李）贤者。”（《明史·李贤传》卷176）

成化二年（1466）十二月李贤突然薨逝，按照惯例，内阁第二号人物彭时和第三号人物陈文依次向前挪位。但即使这样，内阁还是少人，重新增补阁臣成了当时大明天子朱见深的心头大事。由于内阁是大明朝廷的中枢决策机构，所以说其阁臣的选定就显得尤为至关重要。那么究竟增补谁来入阁呢？由眼前的内阁老臣彭时，成化帝想到了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与他一起入阁的翰林院修撰商辂。（《明英宗实录》卷181）

尽管商辂入阁时朱见深还是个只知道吃玩的娃娃，但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经常听人说起，要数大明朝科举才子就非商辂为第一不可。因为“终明之世，三试第一者，（商）辂一人而已”（《明史·商辂传》卷176）。

其实《明史》里头的这句话是错的，明朝还有一位“三元及第”者，他就是建文时代的礼部右侍郎黄观。朱棣“靖难军”流窜到南方时，建文帝军事守卫力量已现严重不足，黄观领命回老家募兵。京师南京被攻陷后，他投河自尽，至死不肯归降篡位皇帝，最终让朱棣给革除了。（参见【明】谈迁：《国榷·惠宗建文四年》卷12）所以后世人们一般只知道商辂是“三元及第”者，而不知道黄观也是。

这儿我们顺便解释一下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名词：“三元及第。”“三元及第”是指一个士子既在乡试中了第一名的解元和会试中了第一名的会元，又在殿试中了第一名的状元，由此有人直接称之为连中“三元”。整个明代近300年历史中第一个连中“三元”或言“三元及第”的是安徽贵池人黄观，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明朝中期有名的大臣商辂。

○ 李贤之后，从大风浪中过来的“三元及第”者、正人君子商辂辅佐明宪宗治国理政10余载

商辂，字弘载，浙江淳安人，正统十年前后“三元及第”，名扬天下，被授予翰林院修撰。正统十二年（1447）二月，他与江渊、陈文、杨鼎、吕原和刘俨等10人受命“在东阁进学作文”，为朝廷培养高级官僚人才。（《明英宗实录》卷150）据说商辂不仅文章“天下第一”，而且还长得一表人才，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大帅哥。“好色”的明英宗很喜欢他，每当他轮值讲学时，总要亲自为他挑选好翻书官，以示宠爱。（《明史·商辂传》卷176）

土木之变发生后，郕王朱祁钰监国理政。那时阁臣曹鼐已殉难北疆，内阁正缺人。老臣陈循和高谷向上做了推荐，商辂与彭时由此受命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明英宗实录》卷181）入阁没几天，朝廷上就坚守北京、抵御北虏入侵还是迁都南方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议。翰林院侍讲徐珵力倡迁都南方，老臣胡濙和于谦当即予以严厉痛斥。青年才俊商辂当场表态，坚决支持胡、于两老臣的主张，由此赢得了朝廷上下的啧啧称赞，不久之后他被景泰帝擢升为翰林院侍读。（《明英宗实录》卷186，《废帝郕戾王附录》第4）

景泰元年（1450）八月，商辂受命前往居庸关奉迎俘虏皇帝朱祁镇回还。（《明英宗实录》卷195，《废帝郕戾王附录》第13）随后被升为翰林院学士。（《明英宗实录》卷196，《废帝郕戾王附录》卷14）景泰三年（1452），“绣衣宝刀案”突发，商辂闻讯后与宦官王诚一起从中极力劝解，终使大明皇家避免了一场骨肉相残悲剧的发生。景泰“易储”成功后，他与朝廷许多大臣都得到了升赏，“赐第南薰里”，官进兵部左侍郎，同时仍兼左春坊大学士。（《明史·商辂传》卷176）

要说那时的商辂可谓是一路顺风顺水，入仕六七年就当上了朝廷中央副部级领导干部。见此有人可能要说，这完全要归结于江浙人的乖巧。不错，江浙人确实要比全国其他地方人乖巧得多，但也不能把这话说死。江浙人自有江浙人讲原则之处，于谦是这样，现在我们讲的商辂同样也是如此。景泰三年（1452）十一月，有人从北疆回来说，那里的操守官军寡弱艰难，缘由在于当地广阔肥沃的土地都让权贵势要给占有了，军士们没了田地的收入，衣食无着，士气相当低落，试想这样的军队怎能守护好大明边疆呢？作为兵部主要领导之一的商辂听说后立即向上做了奏请：“乞命户部选能干官，分往大同、宣府、怀来、永宁等处，会同都御史等官，将田地尽数拨与军士，令其分为两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种。收成之后并力备御，如此则转输之费可省，又岂有寡弱艰难之足虑哉？”景泰帝接奏后“敕左副都御史年富、右佥都御史李秉提督管粮管民”，着力解决历史积弊问题。（《明英宗实录》卷223，《废帝郕戾王附录》第41）

景泰三年（1452）十二月，河南开封等府并南直隶凤阳府等处发生严重的水涝灾害，农田里的庄稼都被淹死，往年逃亡到那里的老百姓饥馑难熬，纷纷开始转向逃往山东济宁、临清等地，动以万计。山东地方衙门的官员见到数万难民们如潮水般地涌入，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令人驱赶，“不容潜住”。商辂闻讯后甚为不安，随即上奏朝廷说：“逃亡山东觅食的流民大多是老难民了，他们转徙已久，无家可归，迫不得已才这么到处‘漂’着。如果他们‘漂’入地的地方官员不好好地处置对待的话，很有可能就会激起民变。不久以前臣曾有个机会到顺天等8府所属的130个州县转过一圈，发现那里有着大量的空闲抛荒田地，足以让难民们居住生活。由此臣恳请皇帝陛下下令，让户部核计一下，出榜告谕逃民：如果有人想返乡复业的，就让他们回去；如果无所去处的，就让他们上顺天等8府所属的州县去先安顿下来，官府出面分拨荒地让他们耕种，并设法对他们进行赈恤。口粮和耕种工具或者由政府先暂时供给，或者先从地方富户那里借贷，等到他们耕种有收入后再如数追偿。”景泰帝读完奏章后相当高兴地接受了建议，随即敕令户部行文河南、山东等地巡抚官，命其着力办理。（《明英宗实录》卷224，《废帝郕戾王附录》第42）

安抚地方流民，这本是地方官和中央户部官的职责范围，身为兵部侍郎的商辂却管起了“闲事”来，由此可见他还是个心系天下的好官。而这样管“闲事”发生在商辂身上还不止一两次。景泰五年（1454）五月，贵州道监察御史钟同和礼部仪制司郎中章纶因景泰皇太子的薨逝而上请复立废太子朱见深为皇储，其中有语“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甚为不妥，随即遭来痛斥和逮捕入狱。见此，商辂又管起闲事来，上章朝廷请求对钟、章两人从轻发落。景泰帝读了商辂的奏章后觉得他讲得有理，随后下令只禁锢钟、章而没杀他们。当然这事若从根本上来讲，景泰帝也算得上是个正人君子，对于商辂这样“不切事宜”的进谏，他压根儿就没有介意，要是换了他的皇兄朱祁镇，那可不知将是如何一番结局了。景泰七年五月，表达以“中兴”为使命的一代有为君主朱祁钰心中宏愿的地理著作《寰宇通志》终于完稿问世，为了表彰主编者陈循、高谷和参编者王文、商辂等人所做出的贡献，景泰皇帝对他们进行了一一的升赏，商辂职位升为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左春坊大学士商辂兼太常寺卿。（《明史·商辂传》卷176；《明英宗实录》卷266，《废帝郕戾王附录》第84）

景泰八年（1457）初，皇帝朱祁钰病重，群臣请立东宫储君，景泰帝不允。（详见笔者《大明帝国》之瑏瑤《景泰、天顺帝卷》下册，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群臣尚不罢休，正月十六日大家相聚在一起，打算继续上奏，最终一致推举曾经连中“三元”的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学士、左春坊大学士商辂主笔，再次草拟奏疏上请，其疏文大致这么说道：“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传之于宣宗。陛下，宣宗之子。宣宗之孙，以祖父之天下传之于孙，此万古不易之常法。”（《明史·商辂传》卷176）疏文正文起草好后，各大臣一一签名，但因为姓氏众多，字画多讹，一直弄到了正月十六日当天很晚时候才完成。疲惫不堪的大臣们认为，今日就让人先上报给了朝廷，“明日对伏陈进，亦无害也”（【明】杨瑄：《复辟录》）。于是稿本就留在了同为礼部尚书的姚夔处。（《明史·王直传》卷169；【明】王锜：《寓圃杂记·英宗复辟》卷1）谁曾料到就在这天夜里的后半夜，石亨、徐有贞和曹吉祥等奸佞之臣发动了“夺门”之变，从南宫迎出年轻的太上皇朱祁镇出来复辟。

明英宗复辟的当天，于谦、王文等所谓的景泰“奸党”首恶当廷被捕下狱，后惨遭杀害。商辂和老臣高谷等当时受到的待遇相对要好一点，据说明英宗朱祁镇还曾想拉拢他俩，在便殿上予以单独召见，且“温旨谕之，命草复位诏”。那怎么起草太上皇复辟诏书呢？就给全国人民直讲：大明皇家今天发生政变，皇帝有病但还没死，他的哥哥太上皇就迫不及待地出来抢夺皇弟的大位。要是真这样直说的话，恐怕商、高两家都要被灭族了。就在两人为难之际，石亨走了过来，悄悄地跟商辂说道：“太上皇复位诏书应该写得简洁明了，别婆婆妈妈地罗列一大堆的大赦天下的赦文条款。”商辂听后甚为惊讶，随即说道：“皇帝即位诏书中列有大赦天下条文，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制，怎么能说没就没了！”石亨听后很不高兴，随即将之告诉给了明英宗听。这时朝廷言官们早已倒向复辟皇帝一边，纷纷出来奏劾，说商辂是于谦、王文等景泰“首恶”的同党。明英宗正愁着找不到合适的由头来收拾这个拎不清时势的书呆子，这下可好了，有名头了，立即下令将商辂也打入大牢。（《明史·商辂传》卷176）

再说狱中的商辂越想越觉得自己特别冤屈，但状元出身的人对于这样浅显的道理那是十分清楚的：要想证明自己是被冤枉的，就必须要拿出证据来！他想啊想，终于想起了前几天群臣相聚、打算再次上奏景泰帝请求早立皇储的那份由他起草的疏文，即《复储疏》。这疏文当时就由礼部尚书姚夔收起来了，要是有人不信就可到礼部去找姚夔查阅。可那时的复辟皇帝哪有心思管这事，对于商辂的狱中申诉，压根儿就没把它当回事。这时景泰朝唯一得以平安幸存下来的宫廷大太监兴安可能是看不下去了，出来劝解明英宗，放了曾经名扬天下的“三元及第”者商辂。哪想到明英宗治国无能，发起火来倒是挺有本事的，兴安越劝，他的火气就越大。兴安想：这样劝下去可不是办法，赶紧得找个好的突破口。就在这时，一个主意忽然从脑海中闪过，兴安随即和颜悦色地跟复辟皇帝说：“陛下昔日北狩时，现在朝中担任要职的一些人（实指徐有贞等人）就曾竭力主张将大明帝都南迁，商辂等人当即予以坚决反对。要是当初真按照那些人的主意行事的话，陛下想过没有：那该是如何一番结局呢？”明英宗听后沉默无语，最终下令，将商辂黜斥为民。（《明史·商辂传》卷176）

一个中央副部级领导干部一夜之间被打入锦衣卫大牢，后又落籍为民，说白一点就是一抹到底，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件十分丢脸的事情。可商辂却不在乎，这倒不是他脸皮厚，而是他有着独特的人生智慧。从天顺元年（1457）到成化二年（1466）整整10个年头，商辂一直赋闲在淳安老家。这期间昏聩的天顺帝死了，年轻皇帝登基即位，大明朝廷“更始”天下，平反冤假错案的事情一茬接一茬，自己当年的事情算不算冤案？商辂没有像其他的景泰“奸党”幸存者那样急不可待地自己上书喊冤，而是依然在淳安小山村里默默地生活着。这样平静的生活一直到了成化三年（1467）年初才被打破。那时内阁首席辅臣李贤病逝，曾在景泰年间与商辂一起入阁的阁臣彭时向年轻皇帝朱见深做了提醒和推荐。当时朱见深正踌躇满志，意欲“更始”天下，听到正人君子彭时的推荐，就毫不犹豫地下令：“复商辂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内阁参预机务。”可皇帝敕书传到浙江淳安乡里时，商辂却力辞不出。明宪宗知道后再令人向商辂传达圣旨：“先帝已知卿枉。朕今擢用卿，可勉力效用，不准辞。”（《明宪宗实录》卷40、卷280）

新皇帝下令，不准再辞，这在传统文臣看来就是天命不可违了。成化三年（1467）二月，离开政坛10年的商辂终于回到帝都北京。由于自己长期远离帝国权力中心，重返朝廷的商辂倍加小心谨慎。他默默地观察，深入开展调查，大约花了3个月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一份谏言疏文，并于成化三年六月戊申日上呈给皇帝朱见深。该疏文约有2000字，分8个方面：勤圣政、纳谏诤、储将材、饬边备、汰冗滥、广蓄积、崇圣道、谨士习。据说成化帝阅完后“嘉其言有理，命所司看详覆奏”（《明宪宗实录》卷43，卷280）。

就上述的商辂重出后首次上进8条建议中的“纳谏诤”这一条被采纳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而言，曾经因上言指责内阁首席辅臣李贤不当“夺情”而被外黜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的罗伦由此官复翰林院修撰（《明宪宗实录》卷43），因不当上言而被外放为汉阳府知府的孔公恂也由此官复詹事府少詹事，不过这两人的上班地点却改在了南京明皇宫。（《明宪宗实录》卷67）但是多数人还是为之欢呼不已，给商辂大加点赞；但也有人妒忌，认为一个在前朝被指认为朋比“奸党”的人居然在当朝天子那里受到如此重视，实属不该。成化四年（1468）九月，彗星扫过天空，异常天象的出现在古时候常常会引发普遍的不安，当然也会有人乘机大做文章。监察御史胡深和给事中董旻就是这样的居心叵测之人。他们上章给朝廷，信口雌黄地说：之所以会出现天象异样是因为现在朝廷里有“奸恶”分子，“若夫奸恶国家鸩毒也，鸩毒不去而能安者，万无是理。如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商辂乃先帝亲擢，恩幸无比。当皇上正位青宫，郕邸密谋废立，彼以内阁大臣，略无一言正救，方且自图富贵，狥其邪谋，是乃卖国之奸，实皇上之罪人也”（《明宪宗实录》卷58）。

胡深和董旻等言官们的这般说辞可谓包藏祸心：一来他们向明宪宗表忠心，提醒当朝天子警惕商辂等“奸恶”分子；二来翻历史老账，从朱见深过去遭受痛苦的伤疤入手——将景泰“易储”那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再钩出，指斥当时还是芸芸众臣中一员的商辂是如何之“奸”、如何之“邪”，以此来蛊惑成化帝，最终达到黜斥或加害商辂的目的。而就在这时，有个叫林诚的御史也跳了出来，对商辂大加诋毁，说他曾参与了景泰“易储”阴谋，合力废黜了朱见深曾经的皇太子之位，故而这样的人在今天朝廷上是不宜受到重用的。（《明宪宗实录》卷58，《明史·商辂传》卷176）商辂闻讯后没做任何的解释和辩解，而是力求辞官回家。对此，当朝天子又将如何处置？

要说在为君气度方面，当时的大明天子朱见深在明朝列帝中可算是名列前茅的。不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他在臣下再度钩出陈年往事、制造是非时表现得十分理性。可言官们还是喋喋不休地诋毁商辂，这下成化帝终于发火了，“命廷鞫诸言者，欲加重谴”。按照常人的思路，见到皇帝重责加害者，作为被害者的商辂不说幸灾乐祸，就是“任其自然”也不为过。可当年的商大才子就是与众不同，他的大局意识很强。见到皇帝要重罚言官，他马上上奏说：“臣曾经上请陛下容忍言官们进言，而今他们论及臣了，却反遭重责，不知天下人知道后会怎么看待？”明宪宗听后觉得商辂讲得十分有理，随即改变了主意，对董旻等言官只施以杖刑，然后令其复职。而对于商辂的大度，明宪宗打心眼里佩服，不久之后就擢升他为兵部尚书，后又将他调到户部去当尚书。《续资治通鉴纲目》修成后，商辂改兼文渊阁大学士。成化七年（1471），明宪宗册立皇太子，加商辂之衔为太子少保，进吏部尚书。成化十三年（1477）他进为谨身殿大学士。（《明史·商辂传》卷176，《明宪宗实录》卷165）

官职不断地往上，可商辂自身固有的品格和心目中的治国平天下之情怀却依然一点也没变，史称商辂“为人平粹简重，宽厚有容，至临大事，决大议，毅然莫能夺。仁寿太后庄户与民争田，帝欲徙民塞外。（商）辂曰：‘天子以天下为家，安用皇庄为？’事遂寝。乾清宫门灾，工部请采木川、湖。辂言宜少缓，以存警畏，从之。悼恭太子薨，帝以继嗣为忧。纪妃生皇子，六岁矣，左右畏万贵妃，莫敢言。久之，乃闻于帝。帝大喜，欲宣示外廷，遣中官至内阁谕意。辂请敕礼部拟上皇子名，于是廷臣相率称贺。帝即命皇子出见廷臣。越数日，帝复御文华殿，皇子侍，召见辂及诸阁臣。辂顿首曰：‘陛下践祚十年，储副未立，天下引领望久矣。当即立为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颔之。是冬，遂立皇子为皇太子”（《明史·商辂传》卷176，《明宪宗实录》卷141）。“（成化）帝将复郕王位号，下廷议。辂极言王有社稷功，位号当复，帝意遂决。帝建玉皇阁于宫北，命内臣执事，礼与郊祀等，辂等争罢之。黑眚见，疏弭灾八事，曰：番僧国师法王，毋滥赐印章；四方常贡外，勿受玩好；许诸臣直言；分遣部使虑囚，省冤狱；停不急营造，实三边军储；守沿边关隘；设云南巡抚。帝优诏褒纳。”（《明史·商辂传》卷176，《明宪宗实录》卷280）(www.xing528.com)

像商辂这样上言能为当时成化帝几乎全盘接受的还真不多，或言之，自李贤死后，在廷臣中只有商辂和彭时等少数几个大臣的谏言大体上还能为明宪宗所采纳。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彭时，史书曾评述道：“（彭）时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国，持正存大体，公退未尝以政语子弟。有所论荐，不使其人知。燕居无惰容，服御俭约，无声乐之奉，非其义不取，有古大臣风。”（《明史·彭时传》卷176）

由此，我们再换个角度来看，成化前期朝政中纵然有着诸多的问题，但在商辂、彭时等识大体的正直阁臣的尽力辅佐下，明宪宗“更始”天下还是取得了不小成就。

当然，这样成就的取得也离不开朝廷其他部院大臣和地方循官良吏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些臣工中，主管大明干部队伍的最高机构吏部第一把手姚夔本人就是一位贤德大臣。

○ 成化前期大明朝廷六部之首吏部尚书姚夔也是一位贤德大臣

姚夔是浙江桐庐有名的大孝子姚伯华的孙子，正统七年（1442）进士，曾为乡试解元和会试会元，是当时名声仅次于商辂的大才子。入仕之初，他被授予吏科给事中，曾就时势而上言“八事”。当时小杆子皇帝朱祁镇正在打造“圣君盛世”，对于社会底层人的不堪生活概莫知之。姚夔来自社会基层，对百姓之苦充满了同情。他上书朝廷，说：“预备仓本振贫民。而里甲虑贫者不能偿，辄隐不报。致称贷富室，倍称还之。收获甫毕，遽至乏绝。是贫民遇凶年饥，丰年亦饥也。”由此，他乞请朝正统朝廷降敕给各地官府衙门，要求他们在荒年发放赈济粮时一定要认真检查，落实到位，不能徒有虚名。明英宗接受了，随即通令全国各地的官府衙门予以落实、执行。（《明史·姚夔传》卷177）

土木之变突发后，留守北京的众多朝廷大臣都主张让俘虏皇帝的皇弟朱祁钰即位称帝，但也有人反对。就在这左右摇摆不定时，有人向言官们征询意见，当时还是给事中的姚夔毫不犹疑地回答：“国家正处于危难之际，做大臣的怎么能左顾右盼，当为社稷考虑！”众人听了这话后，纷纷表示认可，监国理政的朱祁钰也由此后被推上了大位。也先大军逼近北京城时，姚夔急速上疏，请调宣府、辽东两地部队入京保卫。正因为在一系列的非常事件中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与见识，景泰元年（1450）姚夔被皇帝朱祁钰破格擢升为南京刑部右侍郎。景泰四年（1453），皇帝朱祁钰又委派他去云南，考核那里的地方官吏吏治。回来后，朝廷将他安排到礼部去当侍郎，与当时李贤的职位相当。景泰末年，皇帝朱祁钰病重，礼部尚书老臣胡濙刚好身体也有不适，朝臣们为储君问题急得团团转，无奈之下，身为礼部副部长的姚夔直闯到胡府，当即对老尚书进行劝说，并扶着他上宫廷去，与群臣们一起讨论上疏景泰帝，请立皇储。谁也没想到那天夜里，石亨、徐有贞等奸佞小人发动了“夺门”之变，奉迎太上皇朱祁镇复辟帝位。（《明史·姚夔传》卷177）

就在天顺复辟的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景泰集团核心人物于谦、王文、陈循等相继遭受一一杀戮和迫害，姚夔虽说算不上是景泰朝廷的核心成员，但他也遭到了贬黜，外调到南京礼部去任职。后来明英宗听说，景泰帝病重时，姚夔等一行人草疏上奏要立的皇储是他的儿子朱见深，由此就改变了看法，令人赶往南京，传召姚夔火速回京，进官礼部左侍郎。天顺二年，复辟皇帝又将他调至吏部。要说姚夔能有这样的善果也算是他自身修来的福分，因为在天顺朝那个魑魅魍魉粉墨登场的非常时期，不说是升官了，一不小心将自己的小命搭了进去还可能浑然不觉。好在姚夔一向为人正派，处事公道，且绝不含糊。天顺前期有个知府因为贪污而被抹掉了官位，但他老想着要复出，于是准备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去“孝敬”当时权倾朝野的“夺门”第一大功臣石亨。石亨接受贿赂后就跟当时的吏部左侍郎姚夔打招呼，可没想到的是，姚夔压根儿就不予理睬，终使那贪腐知府的银子打水漂了。也正因为姚夔处事有度且讲原则，故而在明英宗晚年“励精图治”时代再次得到了提升，于天顺七年（1463）进为礼部尚书。（《明史·姚夔传》卷177）

成化初年，南方地区灾异不绝，流民成患。皇帝朱见深因接受了新任兵部尚书李宾的建言而下令：南直隶、浙江、江西和福建等省份所属的府、州、县儒学廪增生员及南京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子弟，只需要向官方缴纳一定数量的米粮，便可进入南京国子监读书，这在当时有个专门名词，叫做“纳米入监”。“纳米入监”说白了就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高考大扩招前的“议价生”。当时已为礼部尚书姚夔听说后立即表示反对，他上疏给成化帝，说：“切惟国子监乃育材之地，朝廷资以致治者也。近因各处起送四十岁并纳草、纳马生员动以万计，已不胜其滥。今又行此令，将使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趋于毙陋矣，尚何望其有资于治理哉？宜别为处置。”明宪宗仔细阅读奏疏后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遂下令急速喊停“纳米入监”。（《明宪宗实录》卷27）

成化四年（1468），因灾异屡见，姚夔又上疏进谏，请求皇帝“均爱六宫，以广继嗣；乞罢西山新建塔院，斥远阿叱哩之徒；劝视经筵，裁决庶政；亲君子，远小人；节用度，爱名器；服食言动，悉遵祖宗成宪，以回天意”。且还说“今日能守成化初政足矣”。据说明宪宗看了章疏后很以为是，“优旨答之。他所请十事，皆立报可”。后因慈懿太后即明英宗正妻钱太后的葬礼仪制问题，姚夔与内阁阁臣彭时等逆鳞进言，哭谏文华门，终使明宪宗收回了成命。（《明史·姚夔传》卷177）。

诚然，明宪宗最终能收回成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领衔逆鳞进言及其所带来的极大压力的阁臣彭时与尚书姚夔在当时朝廷大臣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史称姚夔“才器宏远，表里洞达。朝议未定者，夔一言立决”。也可能正因为如此，皇帝朱见深事后不仅没有责怪姚夔等，反而还给他实际上升了官。成化五年，让他接替崔恭出任吏部尚书。（《明史·姚夔传》卷177）

那时天象又出现了异样，雨雪失时，姚夔就此再次上疏，陈言二十事，敦促明宪宗改进朝政。要说那时的明宪宗早已开始怠政，周围的宦官与奸佞之徒乘机进谗，或诱使他迷信佛道，“有封法王、佛子者，服用僣拟无度。奸人慕之，竞为其徒”。姚夔见之上疏谏止。成化七年（1471），他被皇帝加官为太子少保。而就在这一年，彗星再次出现了，姚夔又一次率群臣上疏，陈言“二十八事，大要以绝求请，禁采办，恤军匠，减力役，抚流民，节冗费为急”，等等，多为皇帝明宪宗所采纳。成化八年（1472），南直隶、浙江发大水，姚夔再次上请皇帝“命廷臣共求安民弭患之术”。像这样的事情还有许多，据说“每遇灾异，（姚夔）辄请帝振恤，忧形于色”。不幸的是，这样的一位贤德能臣在成化九年（1473）时突然病卒于吏部尚书任上。（《明史·姚夔传》卷177）

姚夔病卒时，朝廷还有位与他一样贤德有为的正部级领导，他就是当时成化朝的工部尚书王复。

○ 成化前期工部尚书王复也是不可多得的贤臣，识大体、懂大局、守法度

王复，字初阳，河北廊坊固安人。正统七年（1442）进士，与姚夔同年，初任刑科给事中。因身材伟岸，说话声音洪亮，且能言善对，被当时的小杆子皇帝明英宗看中，旋擢升为专门负责政讯流通的通政参议。但王复本质上还是很朴实，所以在以后六七年间一直在这官位上原地踏步。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发生后，也先率军进犯大明内地，兵围北京城，“邀大臣出迎上皇（朱祁镇）。众惮行， （王）复请往。乃迁右通政，假礼部侍郎，与中书舍人赵荣偕。敌露刃夹之，复等不为慑。还仍莅通政事，再迁通政使”。天顺中，王复任兵部左右侍郎，并主掌该部事。（《明史·王复传》卷177，也可详见笔者《大明帝国》系列之瑏瑣《景泰、天顺帝卷》上册，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第1章）

成化元年（1465），延绥总兵官房能上奏，请求皇帝下令，让明军追袭盘踞在河套的北虏部众，明宪宗听后十分来劲，当即降旨奖劳房能。可主持兵部日常事务的左侍郎王复闻讯后马上进谏，认为房能提出的追袭套虏（后面第4章将详述）之计划甚为不妥，明军700里急速行军后又要去追袭敌人，这本身在兵法上就犯了大忌，更何况指望侥幸取胜。要是一旦有个闪失，非但偷鸡不成反而还会蚀把米，趋战非宜，甚至弄不好将会挑起明蒙之间的战争。所以他请求成化帝迅速降敕给房能，取消原本的偷袭计划。明宪宗觉到王复言之有理，就允准了他的建议，而后又擢升他为兵部尚书。（《明史·王复传》卷177）

王复出任兵部尚书不久，北虏毛里孩率军扰边的警报传到北京。明宪宗命令王复出视陕西边备，王复领命后“自延绥抵甘肃，相度形势”，随即上疏朝廷，提出沿边修筑军事要隘和加强沿边驻扎军事力量及实行且耕且练等主张，很得成化帝的认可。史称王复“在边建置，多合机宜”。但就是这样一位合格称职的兵部尚书，因为为人处世太正，却最终还是被人暗算了。就在他还朝复命时，有人上奏皇帝，说主管军事不是王复的长处。明宪宗耳朵根软，特命白圭代任兵部尚书，将王复调往工部，出任该部的尚书。（《明史·王复传》卷177）

要说王复还真是个识大体的大臣，虽然受到了别人的暗算，但他依然不改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谨守法度，声名逾兵部”。那时有个宦官为了讨好皇帝，提出了征调工匠和军士修建皇城西北回廊的主意。王复闻讯后立即上疏谏止，他认为：北疆军事才是最为要紧的，且现在各地又不断地发生灾荒，像修建皇城回廊这等不急之务应该暂时放一放。给事中高斐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但成化帝哪听得进，修缮皇城回廊工程如期开工，这下宫廷宦官们可乐坏了，他们没把王复等外廷朝官放在眼里。有个督领腾骧四卫军的宦官觉得自己身份很特别，就想显摆一下，借着替军士考虑的名目向工部开口讨要胖袄鞋裤。尚书王复坚决不给，并解释说：“发放胖袄鞋裤朝廷有规制，不是出行征战的军士不能随便说要就要。就你们部队而言，那是属于京军，京军发放冬衣布棉每年就一次，这是祖宗的规矩，怎么能随便违反呢？”一下子将那宦官呛得无话可说。（《明史·王复传》卷177）

史称王复“好古嗜学，守廉约，与人无城府，当官识大体。居工部十二年，会灾异，言官言其衰老，乞休”。但皇帝朱见深没同意，成化十四年（1478）加他为太子少保。（《明史·王复传》卷177）

成化十五年（1479）十二月，宫廷大珰汪直暗中嘱咐言官们，竭力奏劾不能“与时俱进”的工部尚书王复、户部尚书杨鼎和礼部尚书邹干等，迫使这些老臣上奏“内退”。明宪宗接奏后一一予以允准，但“令有司给（他们）月米、人夫”，真可谓恩遇不衰。（《明宪宗实录》卷198）

就在“谨守法度”、声誉远播的王复出任成化朝廷工部尚书前后，大明地方上也出现了较好的吏治局面，涌现出如“青菜张”一类的奉职廉谨的地方良吏。

○ 成化前期，朝廷上下不仅名士如云，人才辈出，而且还出现了如“青菜张”一类的奉职廉谨的地方良吏

“青菜张”原名叫张清，他是浙江左布政使，四川巴县人，宣德庚戌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历官至云南右布政使，逾年转浙江左布政使。史书称张清这人奉职廉谨，若不是有客人登门造访，他自己绝不买酒肉吃。一个省长大人生活清苦到如此地步，一方面反映出明代低薪制给官员们带来的生存状况是何等之尴尬！另一方面也说明张清这人的个人生活习惯是相当之节俭的，当然这绝不是官场上口头秀秀廉政，一离开大会报告席就穷吃海喝、左搂右抱。史书说他在云南当副省长时，人们就常常见到他吃的是青菜，故而呼他为“青菜张”；因为他“执法太严”，又称之为“板张”。升任浙江省省长后，张清因为看不惯当地官宦们的奢靡，就采取措施，以节俭为本，约束同僚。时间一长，大家都受不了了，乘着朝廷派遣巡抚巡视浙江时，以张清已老且多病为名将其参劾致仕，不过这已是接近成化中期的事了。（《明宪宗实录》卷82）

其实除了上述的李贤、彭时、商辂、姚夔、王复和张清外，还有李秉、王竑、白圭、项忠、韩雍、林聪、叶盛、余子俊、王越、秦纮、马文升、王恕、原杰（有关这些名臣的事情详见后面章节，笔者注）、李纲、牟俸、杨继宗等文臣学士都十分有名，那时有着一批的循官良吏充斥着大明中央朝廷、地方官衙和边疆机构，真可谓名士如云，人才辈出。史赞：“天顺、成化间，六部最称得人。王翱等正直刚方，皆所谓名德老成人也。观翱与李秉、年富之任封疆，王竑之击奸党、活饥民，王复之筹边备，姚夔之典秩宗，林聪、叶盛之居言路，所表见，皆自卓卓。其声实茂著，系朝野重望，有以哉。”（《明史·王翱、年富、王竑、李秉、姚夔、王复、林聪、叶盛等传·赞语》卷177）

换言之，尽管明宪宗从即位后不久就开始犯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在政治整顿和选贤任能方面还是取得一定成就的。其实要说这样的成就在当时还不仅仅限于政治场，在军事领域，为了实现“更始”天下之宏愿的明宪宗君臣也曾推行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