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朝的举贤任能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实行的：一是扩大科举录取额数，精心选拔优秀人才入仕；二是继续任用或擢升前朝时期拥有正能量的官员。
我们先讲第一方面：扩大科举录取额数，精心选拔优秀人才入仕。
大明立国后有关科举录取额数一直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以会试、殿试（明朝科举中的殿试只分进士名次，不淘汰考生）为例，历朝皇帝开科录取进士的人数各不相同，见下表。
明代前期与中期历朝会试、殿试录取进士人数简表
（续表）
（续表）
〔注：①上表中有两科数据没有统计到，一科是洪武二十一年，由于史籍阙载；另一科是建文三年，由于后来朱棣发动了“靖难”之役，将合法皇帝朱允炆从皇位上撵走，并“革除”了建文朝官方所有的记载。但据明人笔记来看，建文三年那一科选拔出来的出类拔萃人才最多，“取中吴溥等。王艮策第一，以貌不及胡广，又广策多斥亲藩，遂擢广第一，改名靖，艮为第二。是岁得人最盛，如胡广及二杨、胡濙俱登显要，为时名臣，而艮能殉节，犹可重也”（【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科试考一》卷81）。不过，这一科确切录取额数不得而知。②天顺七年、成化十一年、成化十四年、成化十七年、弘治十五年和正德三年四科的会试与殿试录取数略微有差异，可能当时有某些突发性的事由，可惜史籍未做具体的记载〕
从上表中1～25栏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前期80余年间总共开了25科（景泰前），列帝录取的进士人数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个皇帝在位期间每科录取的人数也不尽相同，录取人数最多的是在洪武十八年（1385）三月和永乐二年（1400）二月那两科，录取数都是472人；其次为永乐十三年（1415）二月那一科，录取人数为349人；再其次为永乐十六年（1418）二月那一科，录取人数为250人；录取人数最少的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三月那一科，只录取了31人。洪熙以后比较常见的录取额数为100多人。那么录取100多人是录取多了还是录取少了呢？据景泰二年（1451）正月丁未日礼科都给事中金达等人上奏的奏章中所言，当时参加会试的总人数不下3000人。（《明英宗实录》卷200，《废帝郕戾王附录》第18）3000人中录取100人，录取率为3．33％。这样的录取率不免让人发出沧海遗珠之叹。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上奏给皇帝朱祁钰，要求改变沿袭已久的做法，扩大会试、殿试的录取额数。
景泰元年（1450）闰正月，看到一心想要中兴大明的景泰帝广开言路，纳谏如流，巡抚直隶大理寺左寺丞李奎就仁宣以来大明科举中硬性规定南北分卷所造成的实际挤兑人才云集的南方举子之不合理做法而专门上章进言，要求实行改革，提出了以“三场文字合程格”为统一的考录标准（《明英宗实录》卷188，《废帝郕戾王附录》第6），以此来打破录取进士的地域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景泰朝是否废除科举南北分卷制度的序幕。
当时景泰帝在数朝老臣胡濙等人的支持下，顶住了以户科给事中李侃为代表的顽固派施加的巨大压力，坚持改革：只以考试为准，不分南北卷，不拘录取额数——这种“天下大公”的做法本来是帝国所有举子所应该为之欢天喜地的，但在人人平等的考试面前，北方举子很快就沮丧地败下阵来。景泰二年，陕西和山西两省解送朝廷参加会试的举子人数皆为100名，但最终却无一人考取。（《明英宗实录》卷232，《废帝郕戾王附录》第50）
消息传开，反对南北不分卷改革的势焰愈发嚣张。曾经力挺皇帝进行科举改革的老臣胡濙等至此开始动摇和退缩，而当时正为易储及其随后的皇太子薨逝之事闹得心神不宁的景泰帝也根本无法集中精力，继续坚持改革，最终于景泰五年（1454）正月不得不下诏：恢复南北中分卷考录法，不过为了给南北方举子有更多的公平竞争的机会和为了大明能选拔到更多的优秀人才，皇帝朱祁钰还是通过增加录取总额数来尽可能地解决南方举子被挤兑的历史问题。（《明英宗实录》卷237，《废帝郕戾王附录》第55）就在这一年，大明会试和殿试录取的进士人数多达350人。（《明英宗实录》卷201，《废帝郕戾王附录》第19）(www.xing528.com)
录取的进士数增加到了350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不妨来计算一下：仁宣时期和正统前期的会试和殿试录取数为100人，景泰五年（1454）增至350人，其纯增加率为250％；仁宣时期开始实行南北分卷，其比例为6∶4，即录取总额100人中南方籍的有60人，北方籍的有40人。景泰五年科举录取纯增加率为250％，由此可以推算出，当年录取的南方籍举子理论上应为210人，这比仁宣时期多出了150人；与之相对应，那年录取的北方籍举子应为140人，比仁宣时期也多录取了100人。景泰帝的这种做法，不仅创造了明朝开国以后80余年间科举录取进士数的次高纪录（最高纪录为洪武十八年三月和永乐二年二月录取进士472名，见上表和《明太祖实录》卷172、《明太宗实录》卷28），而且在不破坏祖制的前提下还十分智慧地做到尽可能的南北公平。
朱祁镇在抢回皇位后，虽说在几乎所有的方面都进行了“拨正反乱”，但对于景泰朝增加科举录取总额的做法却着一定的理解和认可。当然，他的这种理解和认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天顺元年（1457）二月，复辟朝廷录取进士300人（《明英宗实录》卷275），而到了3年后的天顺四年（1460）会试、殿试时，录取进士的人数又减少到了正统后期的额数150人（《明英宗实录》卷312）。
天顺七年（1463）二月本是传统的会试时间，但就在这月的戊辰日，大明贡院突发大火，正在进行会试的各地举子当场被活活烧死了90余人。明英宗闻奏后被迫下令再次组织进行会试，并将会试时间推延到了当年的八月，殿试时间顺延到来年的三月。（《明英宗实录》卷349，【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科试考二》卷82，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第1版，P1559～1560）
而后八月会试再次举行，但那时复辟皇帝明英宗已经病入膏肓，可为了维稳，他还是强打着精神，亲自出面录取了吴
等250名举子。（《明英宗实录》卷356）
前面我们讲过，明代会试之后的殿试虽说很重要，但实际上也就是让会试录取的举子再考一次，朝廷给他们重新排名次，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似乎就是一种形式，而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因为突发的变故又差一点没能如期举行。天顺八年正月，明英宗驾崩，大明礼部随即上奏，请示新皇帝：“今三月之朔（即初一，明英宗原定的殿试日子，笔者注），适国有大丧，有妨临轩策士，请改定试期。”幸好刚刚即位的明宪宗还比较务实，当场“御批十五日殿试，凡唱名、筵宴并其他礼仪悉从简”（《明宪宗实录》卷2）。这样一来，到天顺八年三月时总算完成了天顺七年的那科殿试，录取会试举子247名。（《明宪宗实录》卷3）
明宪宗上台后真正实施自己的意愿录取进士的当自成化二年（1466）那科算起。成化朝24年间共举行了8次会试和8次殿试，总计录取进士2444名，平均每科约录取306名。我们不妨将之与先前的时间跨度也为24年的洪熙、宣德和正统3朝做个对比，就会发现：那3朝时期，大明帝国也曾举行了8次会试和8次殿试，但录取的进士总数只有950名，平均每科录取仅为约119名。换言之，成化朝24年间要比洪熙、宣德和正统3朝24年间多录取了1494名进士，其增加率为157％。虽然这样的增加速度比不上景泰五年的250％增加率，但成化朝将科举进士录取总额数基本上维持在300名左右的做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却不可低估。一方面，它将景泰时期科举录取额数大幅增长的做法给进一步地稳定下来，另一方面又直接地影响了后来的大明帝国社会。明宪宗死后，他的儿子朱祐樘继位，历史就此进入了弘治时代。整个弘治朝18年间，大明朝廷总共举行了6次会试和6次殿试，即人们俗称的6科。而在这6科中的每1科，录取进士人数几乎都是300名（见上表）。整个正德朝16年间，朝廷总共举行了5科考试，每1科录取进士人数又增长到了350名（见上表），甚至有个别年份录取人数达到了400名（《明武宗实录》卷109）。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明宪宗在明朝科举更趋合理化地选拔人才方面所起的作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其实要说这样的举措所起的积极作用还不限于历史的纵向层面，更多的可能在于它对那时的大明帝国实际所产生的深层次影响。诚如上文所述，与也为24年时间的洪熙、宣德和正统3朝相比，成化朝24年间多录用了1494名进士，这不仅使得由于采取南北分卷之制所造成的大一统帝国区域之间的科举不公平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而且也使得大批优秀的人才包括南方籍士子有了相对多的机会脱颖而出，给当时的大明帝国增添了色彩。
据史料记载，成化朝总计录取的2444名进士中，有相当多的人在那时的诸领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比较有名的有天顺八年（1464）殿试中录取的李东阳、谢铎、焦芳、刘大夏，成化二年录取的罗伦、章懋、黄仲昭、庄昶、商良臣，成化五年（1469）录取的费訚、尹龙、张昇，成化八年（1472）录取的吴宽、吴
，成化十一年（1475）录取的王鏊、谢迁，成化十四年（1478）录取的梁储、曾彦、杨廷和，成化十七年（1481）二月录取的赵宽、成化二十年（1484）录取的储巏、李旻和成化二十三年（1487）录取的程楷、费宏，等等。（【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科试考二》卷82，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第1版，P1560～1562；《明宪宗实录》卷27、卷65、卷65、卷102、卷138、卷139、卷176、卷213、卷250、卷288）
一批又一批刚刚读完圣人经典的新科进士被充实到大明帝国公务员队伍中去，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儒家理想的忠实信徒，有的甚至还是忠君爱民的“愤青”，这就为当时的大明皇帝朱见深举贤任能、“更始”天下提供了较为丰富的政治、文化等方面人才资源，甚至还影响到了后来的大明帝国历史发展。
成化朝举贤任能的另一条重要途径，那就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重新启用或继续重用、擢升拥有正能量的前朝时期官员。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