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成化帝：官吏考察与政治风暴

成化朝的去浊黜冗和举贤使能最早是由天顺八年（1464）三月丁巳日刑科给事中金绅的上言而拉开序幕的。用当时金绅的话来说就是要求新朝廷“举贤才以备任事”和“明黜陟以行新政”（《明宪宗实录》卷3）。紧接其后，十三道监察御史吕洪等在上言八事中也谈到这方面的问题，他请求明宪宗褒扬忠臣，“严黜陟以别贤否，明赏罚以励功能，汰冗滥以重名器”（《明宪宗实录》卷3）。

正是在朝廷上下不断发出要求请求整顿官场的呼声中，明宪宗于天顺八年（1464）三月初的乙卯日下令，升福建布政司左参议李春为江西布政司左参政，河南按察司佥事王绍为广东按察司副使，监察御史吕益为陕西按察司佥事，监察御史李胜为河南按察司佥事，南京监察御史葛渊为云南按察司佥事，大理寺寺正王祐为广东按察司佥事。（《明宪宗实录》卷3）

10余天后的天顺八年（1464）三月壬申日，明宪宗诏令吏部会同内阁、六部、都察院诸司考察方面官，最终“黜河南左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以江西右布政使王恕为河南左布政使，江西按察司副使章绘为河南右布政使，德安府知府周铎为广西右参政，兵部郎中张雄为福建右参议，御史尹淳为福建左参议，户部郎中高谅、工部员外郎沈祥为四川右参议，礼部员外郎陶铨为陕西右参议，礼科给事中王豫为湖广右参议，湖广佥事刘敷为贵州副使，工科给事中黄晖为广西佥事，刑部主事刘子肃为福建佥事，大理寺右评事陈孟晟为云南佥事。”（《明宪宗实录》卷3）

天顺八年（1464）四月初七，明宪宗再次下令：“升徽州府知府孙遇为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刑部郎中欧阳熙为河南按察司副使，监察御史颜正四川佥事，裴斐湖广佥事，刑科给事中夏时山东佥事，大理评事翟政山西佥事，翰林院检讨兼国子监助教刘安止陕西佥事，提督学校。从给事中金绅言，吏部会内阁、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三品以上官推举得遇等拟职以闻。上（指明宪宗）皆可之，仍诏吏部：今后方面缺多会官议，缺少本部自行举用。”（《明宪宗实录》卷4）

仅1个月的时间，新皇帝3次降敕，调整了26位地方省级领导，由此可见他的魄力还真不一般！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即位之初的朱见深随后还有更大、更雷人的举措，那就是成批成批地黜斥老疾庸懦不谨之官。这事说起来是由一个叫章璠的言官奏请而直接引发的。

天顺八年（1464）四月乙未日，监察御史章璠上奏朝廷，说：“天下诸司缺官有三二年、五六年未补者，皆其官吏夤缘为奸，不具员缺奏请，是以选人多所壅滞，乞谕吏部下诸司，继自今有缺，每月奏报。违者论以法。”（《明宪宗实录》卷4）明宪宗接奏后相当重视，立即敕令相关部门依照潘御史的建议去处置。

3天后的天顺八年（1464）四月戊戌日，巡抚都御史刘孜向朝廷推荐：原监察御史后外补为江浦知县的彭烈和嘉定知县的龙晋“有善政”。成化帝降敕：升彭烈为河南府知府，龙晋为徽州府知府。（《明宪宗实录》卷4）

又10天后的天顺八年（1464）四月己酉日，因响应“两京文职中有疾弱及年近七十者可致仕”的朝廷新政策，郎中孙琼、洪常、陈鸿渐及员外郎吴锡等主动“各自陈有疾，乞致仕”。明宪宗当即予以批准。（《明宪宗实录》卷4）

新皇帝的这般做法有着十分明显的意向，即鼓励有病的或年老体衰的官员主动提出退休。但这样自觉的官员在政治场上是不多见的，半个多月过去了，大明朝廷内外也就上述4个朝廷中层领导干部自觉要求“提前退休”。当然这样的局面其实也不难理解，大凡能在官场上混的人不是脸皮厚的就是善于装聋作哑的，要说叫他们自觉内退，那简直是要了他们的命。因为这些当官的人除了占据官位坑害百姓、中饱私囊外，几乎一无所能，一旦要是不当官了，他们还非得要饿死或冻死。所以说成化帝上台后倡导官员自觉内退，自然会遭受冷遇。非但如此，个个都是猴精的大明公务员还尽一切可能献媚于上级领导，以便自己在政治上不断取得进步。而在有可能献媚于上级领导的所有机会中最好的可能莫过于3年一次的朝觐。（《明史·礼志七·嘉礼一》卷53）

朝觐自洪武起就定制：朝廷对于朝觐官要进行考核，其“分五等考绩，黜陟有差”（《明史·太祖本纪》卷3）。明英宗复辟后干了7年的皇帝工作，虽说他很努力，从天顺中期起就大力惩治腐败，但从实际角度来讲，他能力有限，大明官场的腐败也仅藏头露尾，到天顺末年时“灯下黑”现象十分严重，就以朝觐一事来说，“近年方面大臣未及朝觐，先务奸贪，或科敛民财，或征求土物，为害不可胜言”（《明宪宗实录》卷5）。

对此，以“更始”为使命的成化朝廷在整饬官场的过程中及时地注意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天顺八年（1464）五月庚午日，给事中李森上奏，指出了“天下朝觐官科敛征求”对小民所造成的巨大危害，由此“乞自今朝觐之时，考其功绩完否，推其操行邪正，务公去取，以凭黜陟。仍加禁治科敛征求之害有犯者，听巡按、巡抚官逮治之”。明宪宗接奏后将该事交由吏部尚书王翱，让他组织官员讨论，拿出个处理意见来。王翱随后上奏，乞请皇帝下令：“禁天下朝觐官科敛征求之为民害者”，并通令相关部门予以执行和实施。明宪宗允准之。由此成化朝监察、弹劾和黜斥“老疾、罢软无为、素行不谨、贪暴”官员的“政治风暴”开启了。（《明宪宗实录》卷5）详见下表：

总览上表，我们发现：除了成化十二年、十五、十六、十八年、十九年和二十二年等6个年份里没有大批官员被黜斥的史料记载外，整个成化朝至少发动了11场考察天下官吏、去浊黜冗的“政治风暴”。之所以要这么说，是因为：

第一，天顺八年（1464）那14栏和成化元年（1465）那两栏的史料记载完全可以视为一场运动。因为这一场运动最先是从南直隶的淮扬开始，随即在甘肃、湖广、浙江、苏松、山东、河南、江西、北直隶、陕西、山西、四川、贵州等地一一展开。当时被黜斥的官员数量很大，总计要有1128人。在非朝觐考核年份通过各地巡按、巡抚来考察和黜斥大量的冗官浊吏，这反映了即位之初的明宪宗“更始”天下的决心与魄力是相当之大的。

第二，成化二年（1466）是明朝传统的朝觐考核年份，吏部官一次奏黜“浙江等十三布政司、按察司、南北直隶、府州县来朝并在任官1708员”（《明宪宗实录》卷25），但即使这样，还有因先前战事而延误了的两广、大明中央朝廷衙门和南京留都衙门等机构没考核，这事后来在成化三年（1467）十月和成化四年（1468）十月和成化五年（1469）正月才分别一一完成（见上表），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第二场考察天下官吏、去浊黜冗的“政治风暴”。而在这场政治风暴中，至少有2181员地方与中央的官员因老疾、罢软、不堪任事、操行不谨和贪污（《明宪宗实录》卷25、卷47、卷59、卷62）等缘由而被黜出大明公务员队伍。

第三，成化五年（1469）也是明朝传统的朝觐考核年份，吏部官一次奏黜“浙江等十三布政司、按察司并南北直隶府州县来朝并在任官布政司左参政邓义等官2506员”（《明宪宗实录》卷62），明朝开国后一次性黜斥这么多的官员，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我们也完全可以视之为第三场考察天下官吏、去浊黜冗的“政治风暴”。但这场政治风暴至此尚未完全结束，事后有人提出了异议。成化五年五月，吏部官“覆考黜退知州余靖等335员”（《明宪宗实录》卷67）。

第四，成化朝第四场考察天下官吏、去浊黜冗的“政治风暴”是从“成化六年（1470）五月乙未日，巡抚永平、真定等处右佥都御史阎本奏罢贪酷、老疾、罢软官行唐县知县李春等55员”（《明宪宗实录》卷79）开始的，其结束是在成化七年四月（见上表）。这场风暴与天顺八年席卷全国的官场整治运动有着很大的相似，明宪宗也是通过各地巡按、巡抚考察来黜斥大量的冗官浊吏，但在黜斥官员的数量方面要比前者多出1867人，多达2995人。

第五，成化八年（1472）又是明朝传统的朝觐考核年份，这一年考核黜斥的官员并不多，总共才750人。（《明宪宗实录》卷100）但在从不停歇的政治场大整顿角度来讲，这次全国性的官员考核与黜斥也可视为成化朝第五场考察天下官吏、去浊黜冗的“政治风暴”。(www.xing528.com)

第六，从成化九年（1473）正月“巡抚两广右都御史韩雍奏罢老疾官平乐府照磨冯余等25员”（《明宪宗实录》卷112）起，到成化十年（1474）四月“巡视江西户部左侍郎原杰复奏罢老疾罢软不谨官南安府推官陈鉴等24员”（《明宪宗实录》卷127），明宪宗第三次在非朝觐考核年份通过巡按、巡抚对全国各地官吏的考察、考核来再度实现官场整顿和清理，清理黜斥官员215人。笔者依序称之为第六场考察天下官吏、去浊黜冗的“政治风暴”。

第七，成化十一年（1475）又是明朝传统的朝觐考核年份，“吏部奏罢朝觐官左布政使杨文琳、吕囦，按察使王琳等1081员”（《明宪宗实录》卷137）。由此兴起了成化朝第七场考察天下官吏、去浊黜冗的“政治风暴”。但这场政治风暴有个特点：持续时间比较长，前后长达3年，从最初发端于对全国地方官员的考核黜斥，到后来逐渐地席卷到中央朝廷各衙门。成化十三年（1477）七月丙子日，“吏部、都察院会府部长官核罢老疾罢软及素行不谨官、后军都督府经历李纮等33员”（《明宪宗实录》卷168），同年十月丁酉日，“南京府部大臣会核老疾罢软素行不谨官礼部郎中刘春等55人”（《明宪宗实录》卷171）。前后3次总共考核黜斥中央与地方官员1169人。

第八，成化十四年（1478）、成化十七年（1481）、成化二十年（1484）和成化二十三年（1487）分别是明朝传统的朝觐考核年份，与成化前期13年间相比，这后期10余年间，明宪宗较少使用巡按、巡抚对各地官吏进行考察和考核的做法来实行官场整顿，而是基本上沿袭了传统的朝觐考核之制，分别黜斥官员2016人、1909人、3571人和3949人，基本上每次黜斥官员都在2000人以上，我们也完全可以将它们视为第八场、第九场、第十场和第十一场考察天下官吏、去浊黜冗的“政治风暴”。

看到这里，一般读者可能觉得有点繁琐，我们不妨将上述中的数据做些提炼，然后再将其与先前明英宗时代全国官员朝觐考核黜斥情况做个比较，就会发现：

第一，自明宪宗即位起，大明帝国考核黜斥官员雷厉风行，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久，清理整顿力度大，因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政治风暴。我们不妨来看看以下几个数据：

天顺八年（1464）开始的第1场政治风暴中考核黜斥官员有1128人，成化二年（1466）开始的第2场政治风暴中考核黜斥官员有2181人，成化五年（1469）开始的第3场政治风暴中考核黜斥官员有2506人，成化六年（1470）开始的第4场政治风暴中考核黜斥官员有2995人，成化八年（1472）开始的第5场政治风暴中考核黜斥官员有750人，成化九年（1473）开始的第6场政治风暴中考核黜斥官员有215人，成化十一年（1475）开始的第7场政治风暴中考核黜斥官员有1169人，成化十四年（1478）开始的第8场政治风暴中考核黜斥官员有2016人，成化十七年（1481）开始的第9场政治风暴中考核黜斥官员有1909人，成化二十年（1484）开始的第10场政治风暴中考核黜斥官员有3571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开始的第11场政治风暴中考核黜斥官员有3949人。

由此我们可以算出，成化24年间考核黜斥官员总人数22389人，平均每年黜斥官员人数约为932人，明宪宗在位时总共搞了11场这样的政治风暴，平均每场考核黜斥官员约为2035人。

每场考核黜斥官员为2035人，这是何等样的规模呢？尽管我们没法查阅到成化时代每次朝觐官员的人数，但可以用相类的史料做个参考。洪武十八年（1385）正月，“吏部言天下布政使司、按察司及府州县朝觐官凡4117人”（《明太祖实录》卷170，《明史·选举志三》卷71）。明朝是个极其重视祖制的朝代，若以4117人作朝觐官员人数的基准，我们就可以算出，成化时期每次朝觐考核黜斥官员人数在祖制规定的朝觐官员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为49．4％。换言之，那时大约有一半的朝觐官员要面临着“下岗”（当然成化时代比起洪武时代来讲事务肯定要复杂，朝觐官员人数肯定要多于4117，我们仅仅为了方便说明问题而做个参照，笔者注），这不是政治场上的风暴又是什么呢？！尤其是天顺八年和成化元年、三年、四年、六年、九年、十年、十三年等都不是传统的朝觐年，但明宪宗君臣还是依靠巡抚、巡按都御史、巡按御史等大行监察、考核，整饬吏治，可以这么说，成化前期13年间年年有考核整饬、岁岁有大批的冗官浊员被黜斥，这反映了当时成化帝初治之际，致力于天下“更始”的魄力与步伐还是相当之大的。

第二，成化帝十分重视巡抚、巡按都御史、巡按御史的不时巡察与对地方朝觐官的定时考核相结合，前后发动11场考察天下官吏、去浊黜冗的“政治风暴”，大刀阔斧地清除冗官浊吏，开创明朝中期吏治整饬的新局面，为成化“更始”创造了较好的政治环境。

对于这一点，明清以来似乎一直没人注意到，即使是集中了一大批全国顶尖的历史学家，花费了近百年时间编撰起来的《明史》也对此没作任何的叙述。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笔者认为有必要为明宪宗君臣补上这一笔。从远一点角度来看，明宪宗屡屡发动清除冗官浊吏政治风暴似乎有着大明太祖皇帝的几分遗风，但他要比严酷的朱元璋“仁慈”多了，对于年老或长期有病的官员，一般就让他们提前“内退”；对于“不作为”“乱作为”或无能的官员，一般令其“冠带闲住”，大致是让他们享受原职官待遇与荣誉，回家去抱孙子；即使是对于“贪酷并为事在逃”的官员，成化帝也网开一面，令其回“原籍为民”（《明宪宗实录》卷211）。

除了上述“仁慈”的一面，明宪宗还有严厉的另一面，即前文说到的大刀阔斧地清除冗官浊吏，毫不手软。这事若放在明朝中期那段历史来看，还真有些另类。就拿他与他的父亲明英宗相比，明英宗治国向以“重典治下”而为人所熟知，我们不妨仍以朝觐年份作为主要的考察对象，来看看这位“重典治下”的明英宗考核黜斥官员人数：正统元年（1436）为285人（《明英宗实录》卷十三），正统四年（1439）为327人（《明英宗实录》卷50），正统七年（1442）未载人数，估计是数目较小的缘故吧，正统十年（1445）为454人（《明英宗实录》卷125），正统十三年（1448）为505人（《明英宗实录》卷162），天顺元年（1457）也为朝觐考核年，但史料未载考核黜斥官员人数，估计也是数目较小的缘故吧，天顺四年（1460）为830人（《明英宗实录》卷311），天顺七年（1463）为1642人（《明英宗实录》卷348）。

明英宗前后当政了22个虚年，总共考核黜斥官员为4143人（他也没有像儿子明宪宗那样通过巡抚、巡按都御史、巡按御史的监察考核而大批量地清除冗官浊吏，笔者注），平均每年黜斥官员人数约为188人；他搞了8次朝觐考核，平均每次考核黜斥官员约为518人。这样的数字简直是无法与成化时代相比的。

我们再来看看明宪宗叔叔景泰帝当政时代朝觐考核黜斥官员的具体情况。非常有意思的是，《明实录》对于这时被黜斥官员人数皆未做过分详细的记载（《明英宗实录》卷183，《废帝郕戾王附录》第1～《明英宗实录》卷273，《废帝郕戾王附录》第91）。未做过分详细记载的主要缘由是，中国古代人们对于小数字向来不重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向来为某些专家所称的终成化一朝官吏贪腐、政治黑暗之说还是很有问题的。而与此恰恰相反，明宪宗当政初年，大明朝廷相当重视官员的考核、黜斥和清理，由此也就将明朝中期吏治整饬推向了一个的新高度，这为当时的成化“更始”创造了较好的政治环境。

第三，成化时代前后发动11场考察天下官吏、去浊黜冗的“政治风暴”，加强对内外官员的考核与黜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的朝廷对于大明公务员的道德品质和实际工作绩效的重视。有个事情很能说明问题，即考核标准。明朝初期对于不合格以下的朝觐官员考核标准和依据主要有3项：不称职、贪污、阘茸。（《明太祖实录》卷170）到了明英宗时代大体上还是这3项，只不过说法上稍有不同：老疾、贪污、阘茸柔懦（《明英宗实录》卷50）。再看上表，成化时代对官员的考核标准中多了一项“操行不谨”或称“素行不谨”或称“不谨”（《明宪宗实录》卷59、卷62、卷67、卷100、卷137、卷174、卷211、卷248、卷286）。

“操行不谨”或称“素行不谨”的意思是指官员的言行举止没有严重的违法乱纪，但与大明“公务员”应有的形象与工作操守相距甚远，就好比我们现在社会当中的一些“人民公仆”包“二奶”或与有夫之妇长期通奸。你说这些“人民公仆”有重大的违法乱纪？没有呀！再说，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社会中早就见怪不怪，司空见惯了。不过在明朝成化“更始”初期，这类事情是不能被容忍的。所以当时大明朝廷借着朝觐考核等机会大加整饬官吏，这不能不说是明宪宗君臣在政治上的一大作为。

连“素行不谨”的官员也要被一一清退，看来成化之初政治场的“去浊黜冗”做得还是挺不错的。不过话得说回来，光这么做还是不够的，因为大量的官位被清空后必须要有合适的人给顶上，否则大明官僚行政机制就无法正常运行。对此，从即皇帝位那刻开始，明宪宗朱见深在数朝老臣李贤、彭时等辅佐下，着力推行与之相辅相成的配套举措——举贤任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