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成化帝：12年后终平反景泰帝

而在上述一系列过程中，有个最为难以处理的冤案就是景泰帝冤屈问题。按理说，既然景泰朝的“首恶奸党”于谦、王文等人都一一平反了，那么景泰帝的冤案也应该得到昭雪。最先提出该问题的是湖广荆门州学训导高瑶。成化三年（1467）五月，高瑶在上言朝廷的疏文里就这样说道：“正统己巳（1449）之变，先帝既已北狩，皇上方在东宫，虏骑薄于都城，宗社危如一发。使非郕王继统，国有长君，则祸乱何由而平、黠虏何由而服、銮舆何由而还？六七年间，海宇宁谧，年谷屡丰，元元乐业，其功不小。迨夫先帝复辟，其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者，遂加厚诬，使不得正其终。节惠祀，未称典礼。人心犹恋，天意可知。昔周公有身代武王之功。及三叔流言，避位居东，致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成王警悟，遂亲逆之出郊，反，风感应如响。今者灾异迭见，无乃天之动威，亦以彰郕王之功欤？伏望皇上特敕礼官集议，追加庙号，以尽亲亲之恩，则伦纪以厚，而天心可回矣！”（《明宪宗实录》卷42）

要说高瑶的这份上疏写得还是很有水平的，一方面客观地评述了景泰帝登极和他在位8年（确切地说是7年半）期间所取得的功绩；另一方面将景泰统治被突然打断与天顺复辟后大肆杀戮和魑魅魍魉粉墨登场的不堪局面归之于“其贪天之功以为己力者，遂加厚诬”，这就使得即位才不久的明宪宗能巧妙地回避直面父亲之过的尴尬。但不知道高训导写这份奏章时是否想清楚，当朝天子朱见深与他的叔叔景泰帝之间也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

○ 剪不断理还乱的皇家兄弟叔侄之间的恩恩怨怨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二十日，也就是土木之变突发、正统帝被俘后的第六天，面对“中外汹汹，朝不保暮”的不堪情势，孙太后立了当时只有3虚岁的儿皇帝明英宗的庶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明英宗实录》卷181）这一次朱见深当皇太子只当了3年，到景泰三年（1452）五月时，被叔叔景泰帝朱祁钰给废黜了，“特更封为沂王”（《明英宗实录》卷216，《废帝郕戾王附录》第34）。而就在这之前，景泰朝廷通过秣马厉兵，多次打退了蒙古瓦剌的进攻，不仅保卫了大明帝国，而且还迎回了被瓦剌俘虏去的小皇太子的父亲明英宗，终使父子团聚。不过随后的情势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好转，朱见深与他的父亲朱祁镇及宫中一大帮子的漂亮妈妈们被软禁在南宫。而就在他们被软禁期间，相继发生的“绣袋宝刀案”和“徐正奏请案”几乎将小朱见深及其父亲、太上皇明英宗再度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明英宗实录》卷278；《明史·宦官一·阮安传附阮浪传》卷304；【清】夏燮：《明通鉴》卷26；《明英宗实录》卷256，《废帝郕戾王附录》第74。也可详见前章）

其实无论是“绣袋宝刀案”还是“徐正奏请案”，若以当时景泰帝的地位与权势而言，他完全可以趁此机会，找个语焉不必详的借口，将不可言喻的潜在政敌明英宗一系收拾得干干净净，若要追根溯源的话，大明皇家老祖宗太祖皇帝朱元璋和太宗皇帝朱棣莫不如此干过。但景泰帝却最终没有这样做，这至少说明朱祁钰的人品是可以的，或言他骨子里还是善良的，也就根本上无法与阴鸷歹毒的皇兄明英宗相提并论。再说当年土木国难突发后，要是没有朱祁钰与于谦等景泰君臣“挽狂澜于既倒，救国家于危亡”，何来后来的大明帝国？何来俘虏皇帝明英宗的回还？何来天顺年间朱见深再次被立为皇储？对于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当时尚未成年的朱见深并不一定能知其中的是与非，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内心就不会不起变化。

○ 颇有人君之度的明宪宗巧妙地克服阻力，最终为叔叔景泰帝平反昭雪了！

成化三年（1467）五月，听到景泰朝“首恶奸党”于谦、舒良和王诚等人都一一平反的消息，湖广荆门州学训导高瑶斗胆上奏朝廷，请求为景泰帝平反昭雪，并提出追加其庙号。成化帝朱见深接奏后未置可否地将事情交给礼部官，令其组织朝臣进行廷议。（《明宪宗实录》卷42）当时言官中有不少人因进谏宫闱之事而遭受明宪宗谴黜（后面第5章将详述，笔者注），因而参加廷议的部院大臣和六科十三道官员变得格外谨慎，这就造成了廷议议议停停，一直都没有什么结果。到了该年年底时，礼部官觉得实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于是上奏皇帝说：“郕王继位六七年间，行事具在实录，其庙号非臣下所敢轻议，请自上裁。”（《明宪宗实录》卷49）

礼部官的这份上奏实在是“妙”，“妙”就“妙”在他们不持主张，在答复天子的奏疏里头这样说道：“您家皇叔在位当政了那么多年，他所做的事情都记载在刚刚编好的实录里头。若要给他拟定庙号，势必要论及他的功过，而这绝不是做大臣的所应该轻议的。皇帝啊，您自定吧！您要是不清楚您家皇叔是好还是不好，那就劳烦您自己去翻翻实录吧！”“嗖！”一脚，礼部官将皮球又给踢了回去。

相比于礼部官的老谋深算，曾是天顺元年（1457）状元、现为左春坊左庶子的黎淳听到消息后倒是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成化三年（1467）十二月，他在上呈朝廷的奏章中这样说道：“正统十四年八月册立陛下为皇太子，至九月，群臣又奉郕王即帝位，改元景泰。缘陛下为皇太子在前，郕王即帝位在后，事理有碍。至天顺元年正月，英宗睿皇帝复位，钦遵圣烈慈寿皇太后（即孙太后）圣旨，仍复景泰为郕王，诏告天下，永为遵守。然后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高瑶建言，乃欲加郕王庙号，臣惟朝廷既立皇太子，则异时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曾未半月，群臣又立一亲王为天子，则前时所立之皇太子将何为哉？此景泰三年皇太子之废有由然也。在当时虽曰主少国疑，四方多事，然周成王之时，姬旦实有功之叔父，何不遂取天位？虽曰神器久虚，不可无人，然共和之际，周、召皆王国之懿亲，何不共分姬室？特以君臣有定分而不敢耳。凡若此者，皇太子为君，亲王为臣，天经地义，民彝物则，截然一定，固不待智者而后知之。今多官会议，依违苟简，略无定见，犹欲烦渎圣听，取自上裁，岂臣愚之所能喻哉。先帝明并日月，此事处置已久，人心已定，今若误听高瑶之言，一加郕王庙号，必将祭告太庙，改易旧制，而行祔庙承祧之礼焉；必将迁启梓宫，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焉；必将追赠皇太后、皇后之称焉；必当尽复当时所用之人、所行之政焉。且高瑶此言有死罪二，一诬先帝为不明，一陷陛下于不孝。古之圣贤经史具在。鲁隐公内不承国于先君，上不禀命于天子，诸大夫扳己以立而遂立焉。是与争乱造端，故《春秋》首书元年春王正月而削公即位，正大伦也。郕王之即位，内承国于何君？上禀命于何主？不过群臣扳己以立而遂立，尔律之隐公允合无异。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是故昌邑王既废，未闻复为汉某帝；更始既废，未闻复为汉某王，诚不敢悖逆《春秋》，移不明之过加于先君，而欲全孝道于子孙也。陛下昔为皇太子，名正言顺，谁得私议？郕王乃敢废之，易以己子，至使先帝久遭幽闭，此非郕王所自为也？当侍馆阁大臣陈循等贪图富贵，密运奸谋，从吏为之也。至于天顺元年，郕王有疾，陈循自合迎请先帝复位，却乃率领群臣进本，奏乞早选元良，正位东宫。当时皇太子见在，欲选何人？以臣愚见，若非南城迎驾之功，先帝终无出路矣。但此迎驾之人，又皆贪国富贵之小人，既效微劳，气盈志满，骄奢淫泆，靡所不为，是故高爵厚禄，封公封侯，所以尊显于元年者，赏其迎驾之功也。严刑峻法，或斩或流，所以诛戮于后来者，罚其骄矜之罪也。今流言国中，必曰先帝怒此诸人迎驾而罪之，则万无此理而不足信矣。陛下即位之初，有罪群邪寒心破胆，及见取回商辂，仍复旧职，内阁办事，然后欣然自以为得计，又皆私窃效慕希求进用矣。彼小人者但欲得官于己，岂顾贻患于人。臣以谓高瑶此举非欲尊礼郕王也，特为群邪进用之阶也。必有小人主使之者，不然彼草茅疏远安敢妄言，上诬先帝之明，使后世观之以为口实，而今之议者亦岂可不察乎！此隐忍曲从，而犹欲烦陛下之听哉？”（《明宪宗实录》卷49）

黎淳，湖广华容人，天顺元年（1457）三月，复辟皇帝朱祁镇钦点状元。此人不仅文笔好，且脑子也转得快。看到当朝天子是昔日钦点自己为状元的先皇帝之子，从本位利益和投机角度考虑，他上疏言事，对于是否要给朱祁钰加庙号发表了他的一番“高见”，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土木之变突发后，皇帝陛下您先被立为皇太子，郕王朱祁钰随后才由群臣拥立为帝。后来英宗皇帝复辟是领受了孙太后的懿旨，而后将朱祁钰贬为郕王也是遵循了她老人家的懿旨，这就叫做“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要说状元就是与普通人不一样，马屁拍起来实在有水平，不露声色地将当权的最高领导及其父亲、奶奶都捧得高高的。但他“忽视”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当朝天子的叔叔朱祁钰当年登极，不仅仅是由大臣们所拥立，而且也得到了在漠北当俘虏的皇兄正统帝朱祁镇的认可，且还取得了孙太后的允准。（《明英宗实录》卷181）

第二，夺门之变后，景泰帝被贬，复为郕王，这样的处置彰显了先帝明英宗的“高明”，“明并日月”，如果现在我们要推倒天顺时代的定案，给朱祁钰重新议定庙号，就如礼部官所说的，那绝不是我们做臣子所应该轻议的。黎淳说出这样言语的潜台词是：皇上啊，难道你要推倒你老爸既定的方针、路线？若是，你将会使自己陷入“不孝”的尴尬境地啊！

第三，如果要给郕王朱祁钰加庙号，这将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必将祭告太庙，改易旧制，而行祔庙承祧之礼焉；必将迁启梓宫，改造山陵而加珠襦玉匣之典焉；必将追赠皇太后、皇后之称焉；必当尽复当时所用之人、所行之政焉”（《明宪宗实录》卷49）。在上述这些话中最坏的一句是“改易旧制”，明朝自朱棣打着“清君侧，复祖制”旗号、成功地篡夺大明帝位起，朱明皇家子子孙孙谁都不敢公开宣称要“改易旧制”，否则的话，不仅有可能给摊上“不忠不孝”的罪名，而且还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建文帝。若是那样，麻烦可就大了。更别提行祔庙承祧之礼、迁启梓宫、改造山陵、尽复当时所用之人、所行之政……

第四，若要尊礼郕王、改定其庙号，这本是大明朝廷上的大事。现在却由湖广荆门州学训导高瑶率先提出，一个偏僻的旮旯里的小教官怎敢如此口出狂言，其后必定有人指使。

第五，高瑶如此上言犯有死罪，其一诬先帝为不明，其二陷陛下于不孝。

第六，黎淳公然否定明宪宗上台以来的“更始”举措，将成化初年拨乱反正过程中逐渐重用的官员诬称为“群小邪臣”。他说：“陛下即位之初，有罪群邪寒心破胆，及见取回商辂，仍复旧职，内阁办事，然后欣然自以为得计，又皆私窃效慕希求进用矣。彼小人者但欲得官于己，岂顾贻患于人。”但事实上说这话时黎淳的头脑已经发热，他罔顾历史实际。就以他举出的刚刚重新进入政坛的景泰朝旧臣商辂为例，成化三年（1467）三月，明宪宗要起复他为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参预机务时，商辂“具疏辞免”，这哪像是“私窃效慕希求进用”之徒？是因为明宪宗不允准其辞，且还做了他的思想工作：“先帝已知卿枉。朕今擢用卿，可勉力效用，不准辞！”（《明宪宗实录》卷40）这才有了商辂重返政坛一事。

由此可以说，黎淳上言信口雌黄，居心险恶。要说当时的皇帝朱见深反应不算十分灵敏，但人却绝对不笨。看到“政治挂帅”的黎淳这样无限地上纲上线，他的心里顿时明了，当即说道：“景泰已往过失，朕不介意，岂臣下所当言？显是献谄希恩，俱不必行。”（《明宪宗实录》卷49）(www.xing528.com)

明宪宗的这番最高指示一语中的，击到了自以为了不得的黎淳之要害，说他这样的上言明显是献媚希恩。至于他上请之事，一概不允。

成化帝的如此处置有着他的道理，从高瑶上请，到廷议半年无果，再到“老左分子”黎淳主动献谄，不难看出，当时大明朝廷上下还涌动着一股可怕的非理性的否定景泰之逆流。果不出其所料，9个月后的成化四年（1468）九月，因天变有个叫胡深的人率领6个监察御史上疏言事，批评朝政，将天变归结于朝中出了奸恶，其中说道：“若夫奸恶，国家鸩毒也。鸩毒不去而能安者，万无是理。如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商辂，乃先帝亲擢，恩幸无比。当皇上正位青宫，郕邸密谋废立，彼以内阁大臣，略无一言正救，方且自图富贵，狥其邪谋，是乃卖国之奸，实皇上之罪人也。”由此他们上请皇帝，要将商辂等人逐黜。成化帝接疏后简洁又明确地答复：“所言不允！”（《明宪宗实录》卷58）

明宪宗的这般处理是十分智慧的，因为那时内阁首席辅臣李贤已死，他所主要依靠的是商辂、彭时等人，而从未犯过什么大错的商辂却因景泰末年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而被人贴上了“奸恶”、甚至“卖国贼”的标签，这实在是太过分和太可怕了。由此看来要想现在为景泰帝正名还为时尚早，只能再等一等。

这一等就是两年，成化六年（1470）八月，巡按直隶监察御史杨守随上言五事，其中首事就论及给景泰上谥号的问题。他说：“郕王薨逝，谥之曰‘戾’。戾者，罪也，乖也，在谥法为不悔前过。郕王当英宗北狩之时奉命监国，以宗社计，不得已而即位。北悍戎狄，南平闽广，定人心于将变，安国势于阽危，其有功于社稷甚大，威虏以甲兵，啖虏以金币，而迎回大驾（指明英宗，笔者指），尊养之于南宫，不为贼臣离间，其兄弟之情甚厚。任信大臣，听纳忠谏，兴学劝士，加惠恤民，其善政之在，天下甚伙，虽末年少有过愆，岂可以一箐而掩众善耶？况恶谥非出先帝之本意，乃一二造衅幸功奸臣之邪议，至今公论为之不平。古之定谥者，苟有一善以一善谥，兼有众善节以一惠，惟无善可称方得恶谥。近时大臣有奸回贪墨者，尚滥美谥，岂可以陛下之至亲，乃泯其善，而使久蒙恶谥乎？乞敕廷臣会议，取其善行而改谥之，则公道昭明，谥法允当，而陛下亲亲之令名亦无穷矣。”（《明宪宗实录》卷82）

要说杨守随的上言丝丝入扣，有礼有节，又客观公正，按理说当朝天子应该予以采纳了。但明宪宗可能还是感觉时候没到，在接到上言疏本后就在上面批了这样几个字：“所言事俱处分已定”，而后便“下其章于所司”讨论讨论。（《明宪宗实录》卷82）

这一讨论就是5年，其间发生了许多令当朝天子十分闹心的事情，其中最为紧要的当数确立“国本”之事。那时人们所谓的“国本”往往是指皇帝大位的继承人，即储君皇太子。明宪宗后宫佳丽甚多，成化初年这些漂亮“妹妹”们生的皇子也不少，但他们都一一夭折了。大约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时，皇帝朱见深才被突然告知，自己已有一个6岁的儿子，即后来取名为朱祐樘的小皇子，这当然是件令人喜出望外的事情，于是他下令，立朱祐樘为皇太子。（后面第5章中将详述）至此，当了12年皇帝的朱见深之心头大事终于了了，其喜悦之情无以言表。

这人心情一好，想到的事情也多，由眼前皇太子联想到自己当年当皇太子，虽说中间坎坎坷坷，但最终还得到了大位。试想：如果当年大明帝国要是没有皇叔景泰帝朱祁镇和大臣于谦等人出来全力拯救，不说父皇明英宗能否从漠北活着回来，就连自己恐怕也早就死在乱军之中，哪来今日君临天下、恩被四海，享受眼下的舐犊之福啊！由此一想，明宪宗便于十二月戊子日下了一道圣旨，其文曰：“曩者朕叔郕王践阼，戡难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及寝疾临薨之际，奸臣贪功生事，妄兴谗构，请去帝号。先帝寻知诬枉，深怀悔恨，以次抵奸于法。不幸上宾，未及举正。朕嗣承大业，于兹一纪，每思先儒有言，祖父有欲为之志而未，为子孙善继其志而成就之，此所谓孝。间以帝号之复，质诸圣母皇太后，亦云此先帝本意，宜即举行。朕祗服慈训，敦念亲亲，诞告在廷，用成先志，其郕王可仍旧皇帝之号，所有尊谥，礼部会议以闻，务合人心，毌乖典礼。”（《明宪宗实录》卷147）

○ 成化朝廷为景泰帝上尊谥“恭仁康定景皇帝”，但也留了个“尾巴”

明宪宗在圣旨中首先公开高度评价叔叔景泰帝的历史功绩，然后将他末年的不堪遭遇归咎于“奸臣贪功生事，妄兴谗构，请去帝号”。与此相对，他把自己父亲的昏聩巧妙地解释为“寻知诬枉，深怀悔恨”，“未及举正”，“不幸上宾”。这样就绕开了自己一反父亲之做法而有可能被陷入“不孝”的是非大旋涡，随后他又顺利顺章地表明自己继承父位，“敦念亲亲”，“用成先志”，复叔叔景泰帝之号，让朝廷大臣们一起议定其尊谥及其陵寝修整之事。（《明宪宗实录》卷147）

4天后的成化十一年（1475）十二月壬辰日即十七日，英国公张懋领衔、文武群臣联名上疏，请复郕王朱祁钰帝号，其疏文曰：“仰惟郕王早儋王爵，奉藩京师。当先帝北狩之秋，虏寇南侵之日，郊畿震动，神器虚危，乃仰承传授之命于慈闱，俯从拥戴之情于臣庶，嗣登大位，弘济艰难，拔擢贤才，延揽群策，旁收既溃之士卒，远却深入之虏锋，保固京城，奠安宗社，申严战守之师，再遣奉迎之使，卒致虏酋悔过；先帝回銮，尊养之礼有加，谗间之言罔入，始终八载，全护两宫，仁恩覃被于寰区，而夷夏之民安堵，威武奋扬于海宇，而闽广之寇献俘，盖亦有为之君也。奈属末年之寝疾，遽罹臣下之奸谋，巧肆谗间于临薨，请削帝号于既逝。尚赖先皇之觉晤，旋抵奸宄于诛夷，虽举正之未遑，实诒谋之有待。恭惟皇帝陛下明高日月，量廓乾坤，孝道丕隆，承先帝所欲为之素志，纶音涣布，复景泰所已有之徽称，上慰在天之灵，下协率土之议，敦礼正伦，诚远超于千古流芳，锡类殆茂衍于万年。臣等闻命，不胜忻忭，谨摭闻见之迹，庸陈群议之公。宜上尊谥曰：‘恭仁康定景皇帝。’臣等拜手稽首谨议。”（《明宪宗实录》卷147）

要说朝廷大臣的这份疏文内容与明宪宗的那份圣旨比起来可没什么大的实质变化，无非是将景泰帝朱祁钰在位时所做出的功业又大大地夸赞了一番，将他薨逝后所得“郕戾王”的恶谥说成是石亨、曹吉祥等奸佞谗构所致，随即又大大地颂扬了当朝皇帝一番。不过在疏文的最后还是点出了根本性的主题，大臣们拟定给朱祁钰上尊谥为“恭仁康定景皇帝”。

这样的美谥比起先前“郕戾王”之恶谥来可谓是一大进步。“郕戾王”3个字中“郕”与“王”原本是连在一起的，是个藩王名号。朱祁钰当过郕王，也当过皇帝，最终是在帝位上硬被贬为藩王的。（《明英宗实录》卷275）若再以藩王之号来称呼他，似乎也不尽合适。大明开国以后曾有过类似的笑话，朱见深的老祖宗、明太宗朱棣在篡得皇位后宣布，革除建文帝及其纪年年号，只当他根本就没存在过。但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不是朱棣想革除就能革除得了的，所以其留下的只能是供后世当作饭后茶余的笑料。与此相类，天顺之初，明英宗与孙太后废黜景泰帝，并加以“郕戾王”之恶谥，即为彻底否定曾经为帝8年的朱祁钰，再次上演近似于“革除”的闹剧或言活丑，这岂不是大明历史上的二次大笑话？尤其这样不妥地留存于世，让人笑话或言诟病，倒不如来个拨乱反正，所以当时成化朝廷恢复景泰帝名位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且很得人心。问题是用什么样的合适谥号来称呼曾经的大明天子朱祁钰？先前明英宗用了“戾”字，“戾”是暴戾的意思，在谥法上有乖戾、违背之义。考察朱祁钰的所作所为，除了在易储问题上有所过失外，他“笃任贤能，励精政治，强寇深入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绩良云伟矣”（《明史·景帝本纪》卷11）。若以“戾”字来概括他的一生，显然是极不合适，或言荒唐透顶。正如那时的监察御史杨守随所说，这就叫“以一箐而掩众善”。而考之古法：“定谥者，苟有一善以一善谥，兼有众善节以一惠，惟无善可称方得恶谥。”（《明宪宗实录》卷82）由此，朝廷大臣在进行一番认真讨论后最终议定朱祁钰的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这谥号里边最为关键的一个字是“景”，“景”在谥法上释义为“耆意大图，布义行刚”，这倒是吻合景泰帝一生的所作所为。

景泰帝的尊谥问题议定了，大明朝廷内外一片欢悦。成化十一年（1475）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明皇宫的奉天门，帝国最高当局举行了明景帝加谥仪式。当朝天子明宪宗亲自出席了这一活动，并发布了“恭仁康定景皇帝”尊谥册文。其文曰：“维成化十一年岁次乙未，十二月丙子朔，二十四日，侄嗣皇帝见濡谨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功业之盛者，宜享乎徽称；孝爱之隆者，莫先于继志。恭惟叔父郕王，比当多难之秋，俯徇群臣之请，临朝践阼，奋武扬兵，却虏势于方张，致蛮舆之遄复。奠安宗社，辑宁邦家，敬养构于奉尊，惠化周于逮下。偶因寝疾，遂至弥留。皇考应天顺人，复正大位，眷惟同气，初无间言。奈奸臣贪功，妄生异议，请去帝号，退就王封。赖皇考日月之明，灼知诬枉，抵奸于法，拟复旧称。不幸上宾，因而未果。侄嗣守大业，敦念亲亲，间以帝号之复请于圣母。伏承慈旨，欣然允从。是用参合至公，祗荐鸿号，昭叔父之盛烈，副皇考之素心。谨遣英国公张懋奉册宝，上尊谥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伏惟神灵如在，鉴是用歆，锡庆流芳，永永无极，谨言。”（《明宪宗实录》卷147）

至此，九泉之下的景泰帝终于在侄儿朱见深当政时得到了应有的名位，而作为景泰易储曾经的受害者、当朝天子明宪宗也由此更让人刮目相看。不过话得说回来，在这件事情上成化皇帝并没有做彻底，而是留了个尾巴。成化时景泰帝朱祁钰得到的谥号是“恭仁康定景皇帝”，但按照明朝开国后的历代传统，除了被篡位皇帝朱棣赶走的建文帝外，朱明皇家列祖列宗都有16字的尊谥帝号和庙号：

朱元璋的尊谥为“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明太祖实录》卷257）；朱棣的尊谥为“体天弘通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太宗（《明太宗实录》卷274）；朱高炽的尊谥为“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庙号仁宗（《明仁宗实录》卷10）；朱瞻基的尊谥为“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明宣宗实录》卷115）；朱祁镇的尊谥为“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庙号英宗（《明英宗实录》卷361）。而朱祁钰得的尊谥比起上述列祖列宗少12字，且没有庙号。这事后来一直到南明弘光时才算做得完整，景泰帝尊谥变为“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庙号代宗（【明】谈迁：《国榷》卷28）。

明宪宗在景泰帝尊谥等问题上没有做彻底、做完整，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他的叔叔与父亲之间的恩怨纠结甚至最终骨肉相残，这种家丑隐事毕竟不宜予以太多的深究和张扬，毕竟犯下过误大的是在自己的父亲一方。但即使这样，经过10余年的曲折，成化朝廷最终还是为景泰皇帝平反昭雪了。就这事本身而言，其意义与影响甚大。明代大史学家王世贞评价道：“景帝再造乾坤，终贻英庙子孙亿万年之祚。当时郕戾王之谥，未惬人心，大哉宪皇，追称景帝，所挽回元气多矣。”（【明】谈迁：《国榷》卷37）清代学者也盛赞成化帝此举：“当成化时，言路大阻，给事、御史多获谴。惟（高）瑶以卑官建危议，卒无罪。时皆称帝盛德云。”（《明史·高瑶传》卷164）又云：“宪宗早正储位，中更多故，而践阼之后，上景帝尊号，恤于谦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辂，恢恢有人君之度矣。”（《明史·宪宗本纪二》卷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