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曹奸佞案引发大明天顺朝平反浪潮

成化之初拨乱反正是由追究“王纶钱溥交通案”、顺藤摸瓜贬黜门达而逐渐引发出来的。

天顺中后期，由于猜忌重重，唯恐廷臣结党朋比，明英宗特别倚重锦衣卫，大行告讦政治，遂致朝廷上下冤案迭出，人心惶惶。而成化帝一上台便召回差往各地的旗校、黜斥门达，这在无形之中给当时的人们释放出了这样的信号：原本天顺皇帝纵容的以门达为首的锦衣卫特务肆虐所造成的恐怖政治至此应该结束了，而由他们及其他奸恶佞臣所制造的天顺朝冤假错案也该平反昭雪？！

说到天顺时期的冤假错案，若以级别最高、影响最大而论，当数于谦、王文等人的所谓景泰“奸党”案。但这个案子涉及的面相当广，又直接关系到刚刚驾崩的先皇帝明英宗的面子，因此说，要想拨乱反正还必须要另找突破口。那么，这个突破口在哪里？

当时许多朝廷大臣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天顺时期已经定性且大体了结了的石亨、曹吉祥逆党谋反案。天顺八年（1464）三月初，十三道监察御史吕洪等上言：“曩因权奸（指曹、石辈，笔者注）欲肆谋逆，设法箝制言官，翰林院修撰岳正、监察御史杨瑄各言吉祥、石亨之奸，连遭贬窜穷边之地，又有御史周斌、盛颙等十有三员，同劾石亨罪恶，亦被降调外用。皇上即位，大赦天下，犯私罪者尚沾雨泽，况岳正、杨瑄等因言召祸，众所共知，伏望特降玉音，取回岳正、杨瑄，复其旧任，褒其纳忠，仍敕吏部通查原劾奸臣石亨言官周斌等，奏请升迁，以彰忠直，则忠谠日至，而圣德日修，圣化日盛矣。”（《明宪宗实录》卷3）

吕洪等言官在奏疏里头向新皇帝建言，给天顺年间为石亨、曹吉祥等奸佞所迫害的岳正、杨瑄等人平反昭雪，官复原职，“以彰忠直”。当时正深受李贤等人灌输的儒家治国理想之影响且对未来帝国治理充满美好憧憬的年轻皇帝朱见深当即接受了建议，随后下令召回天顺朝被贬的岳、杨等。岳正官复翰林院修撰，杨瑄官复监察御史。（《明宪宗实录》卷3）与杨瑄同案“以劾石亨谪戍广西南丹卫”的张鹏，可能因为从北京到广西的路途遥远，公文送达迟缓，直到天顺八年（1464）十月才官复监察御史。（《明宪宗实录》卷10）(www.xing528.com)

而就在这过程中，在朝的监察御史白侃觉得新皇帝做得还不够，于是于天顺八年（1464）六月初一日上奏说：“天顺初元，御史劾奏石亨等罪反为所挤，调都御史耿九畴及掌道御史周宾等外任，而张鹏、杨瑄充军，又因罪九畴而调其子翰林检讨裕于外，其后言官多有坐事谪调。今亨等败露被诛。乞将各官取回听用。”明宪宗接奏后回答：“张鹏、杨瑄等言官因奏劾权奸而遭陷害，现朝廷已命令吏部给他们官复原职了。”在旁的吏部官听后当即点明：“杨瑄和张鹏等人的复职之事皆已令人办理，就是有个叫耿裕的翰林检讨，他的父亲耿九畴原为都察院都御史。当年耿九畴遭石、曹诬陷时，做儿子的耿裕也受到了牵连，被黜在外，现在是否也要召回复职？”明宪宗听后立即说道：“当然要召回复职！”（《明宪宗实录》卷6）天顺八年（1464）十月乙巳日即张鹏官复原职的同一天，被贬为定州判官的耿裕也官复翰林院检讨。（《明宪宗实录》卷10）

就在上述这些事情发生差不多同时，成化朝廷还“升束鹿县知县盛颙为邵武府知府，慱罗县知县邵铜为温州府知府，衡山县知县郑冕为衡州府知府，襄阳县知县李人仪为荆州府知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盛）颙等先任御史，以劾石亨坐贬。在官抚字有方，守臣请超迁之，以彰忠直”。明宪宗在接到地方官的上疏建言时当场说道：“（盛）颙等以直谏为权要所排，又善于其职，其悉予大郡，以为人臣奉职者劝。”（《明宪宗实录》卷10）

新皇帝的这番讲话意思十分明确，对于先前直谏遭黜的忠臣，不仅要让他们官复原职，而且对那些被贬在外却依然忠于职守且善于安抚百姓的天顺朝官员，也要不按常规地予以擢升，“以彰忠直”，也是为广大臣工树立忠心尽职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