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弘,字士广,鄞人即今天浙江宁波人,明英宗复辟初期进士,天顺六年(1462)被朝廷授予刑科给事中。我们在以前的书中讲过,六科给事中虽然官小,但位居言路与监察,责任重大,风险也大,特别是向皇帝进谏,要是一不留意说错了或碰上气度小的君主,就很容易将自己的小命也搭进去。所以说一般老于世故或工于心计的人担任此类官职时往往是装聋作哑或人云亦云,这样做也是最为保险。可刑科给事中毛弘却没有那么多的顾忌和考虑,看到新上台的皇帝朱见深虚心纳谏,他顿时来了精神,于成化三年四月上疏进谏道:“比塞上多事,正陛下宵衣旰食时。乃闻退朝之暇,颇事逸游。炮声数闻于外,非禁城所宜有。况灾变频仍,两畿水旱,川、广兵草之余,公私交困。愿省游戏宴饮之娱,停金豆、银豆之赏。日御经筵,讲求正学,庶几上解天怒,下慰人心。”(《明史·毛弘传》卷180)明宪宗接疏后“嘉纳之”,并称“事所当行者,朕自处置,君臣上下,宜同加脩省,以回天意”(《明宪宗实录》卷41)。
一月之后,北京长安街上发生了一起抢劫案件,由于被抢劫的是一户普通百姓家,朝廷官员闻讯后都装聋作哑。唯刑科左给事中毛弘听说后立即上言朝廷,说最近发生的抢劫案影响十分恶劣,案发地点在长安街,距离大明皇城实在是太近了。由此恳请皇帝陛下下令,对因循怠惰不行禁捕的兵马司和提督不严的巡视御史皆予以究治。皇帝朱见深接奏后觉得毛弘讲得甚为有理,当即采纳了建议。(《明宪宗实录》卷42)
成化四年(1468)年初,有人向朝廷举报,北京城里赌博成风,危害社会。明宪宗下令逮捕聚众赌博者,当时一下子就逮了40多人。这40多人随即被枷号示众,朝廷相关衙门也随之贴出了告示,通令小民严禁聚赌。可谁曾想到,没过几天,又有30多人犯禁被抓了。这样一来,前后共有近百号人在接受枷号处罚,可能由于身子单薄的因素,有的赌徒还没有被枷号完就没气了。这时刑科左给事中毛弘看不下去,上疏成化帝说:“以我大明法司部门对那些被判处死刑之罪犯的死刑实际执行来看,朝廷常常要等到深秋霜降之后再令相关朝廷官员对他们进行集体会审,一旦发现案中有所矜疑,就立即减轻处罚,由此也使得很多的死囚得以活了下来。而今犯禁赌博并被枷号的人越来越多,几天时间竟达数百人。在这些人中犯事有轻有重,犯事重者固然可恶,接受处罚也应该,但其中也不乏愚昧小民,根本不知朝廷有榜文禁令,一时犯事,深可矜悯。乞敕法司和锦衣卫官仔细勘查明白,以危害程度的轻重将赌徒们分为三等,如此一来,可谓刑当其罪。”明宪宗当即接受了毛弘的谏言,下令对现有被抓的赌徒只枷号一个月,依旧例论罪。若以后再有犯者,就如毛弘之建议处置。(《明宪宗实录》卷51)
成化四年(1468)六月,慈懿太后钱氏即明英宗的正妻驾崩,皇帝朱见深的生母周太后为了自己百年后能与“共用”丈夫朱祁镇合葬一穴,居然不顾传统礼法,执意要将钱太后别葬。对此,明宪宗颇为为难,犹豫不决。若真将钱太后别葬,就违背了传统的礼法,属于不孝;若不执行生母周太后的懿旨,做儿子的朱见深也为不孝。这时毛弘与魏元等言官合疏进谏,建议当朝天子遵循传统礼法,将钱太后合葬于明英宗的裕陵。成化帝没敢当场接受。退朝后,毛弘对群臣说道:“此大事,吾辈当以死谏,请合大小臣工伏阙固争。”众人听了觉得甚有道理,于是跟着毛弘和礼部尚书姚夔等人走了。但也有的官员因胆怯怕事而驻足不前,这时给事中张宾大声喊道:“君辈独不受国恩乎,何为首鼠两端?”这一喊倒是喊“醒”了好多人,大家纷纷跟着来到文华门,开始跪地哭谏。由于事情后来越弄越大,成化帝最终还是接受了大臣们的意见,遵循传统礼法,将钱太后合葬于裕陵。(《明史·毛弘传》卷180。另注:下章笔者将详述之)
毛弘敢谏之事还有许多,由于篇幅关系我们不再一一赘述。史称身为言官的毛弘在成化朝时“所论列最多,声震朝宁”。如此下来,时间长了,本来脾气较为温和的皇帝朱见深也开始对他讨厌了,但又奈何不了他,曾跟人苦笑着说道:“昨日毛弘,今日毛弘。”(《明史·毛弘传》卷180)
与毛弘并称为“二弘”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丘弘。丘弘,字宽叔,福建上杭人,天顺末年进士,被授予户科给事中,与毛弘的官位和职责相当,且皆因数陈时政而闻名。(《明史·丘弘传》卷180)
成化二年(1466)八月辛丑日,丘弘上书进谏,一口气谈了11件事情:畏天戒、容直言、精选法、抑奢僣、通钱法、息纷争、广储蓄、悯穷民、革弊政、饬边备、公赏罚。在这11件事情中,因明英宗正统年间进行过一次钱法改革,可能考虑到货币经济的复杂性,新即位的朱见深没有接受丘弘的“通钱法”建议,其他10件,他“照单全收”了。(《明宪宗实录》卷33)
4个月后的成化三年(1467)二月,丘弘又上言七事,向皇帝建议:“勤学问以崇圣德,广咨询以防壅隔,损无益以节财用,理冤枉以平刑狱,举才能以任将帅,整兵戎以固根本,严警备以息盗贼。”明宪宗阅读完奏章后随即答复:“所言皆已尝施行者,但谕该部知之。”(《明宪宗实录》卷39,《明史·丘弘传》卷180)
成化四年(1468)三月,户科左给事中丘弘又上奏朝廷说:“要想牢固国本就该使厚民生,而要想使厚民生就该抑制兼并。洪武、永乐年间,北京与山东等地土广人稀,太祖、太宗两帝曾屡次下达诏令,鼓励民间尽力开垦荒地,并许诺永不起科征税,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发展经济,巩固国家经济之本,要说我大明这两位老祖宗所考虑的还真是深远啊!可近年来,权豪势要专干损人利己的事情,一旦看中了哪块地,要么向上奏称该地为退滩,要么指称其为空地,朦胧奏请。距离京师远的难以一一讲清楚,臣就以京畿地区来说事。嘉善长公主(明英宗次女、明宪宗二姐)累请文安县闲地、西天佛子劄实巴奏求静海县地等都是很有问题的。嘉善长公主原本就有一份食禄,她的驸马爷也有一份朝廷给的俸禄,一家人有两大份俸禄了还不满足,居然开口说入不敷出。劄实巴原本就是佛家弟子,佛家讲究慈爱,可他却以剥削、压榨小民为能事。皇上您以天地之量,允准了他们的奏请,但群下溪壑之欲是没有止境的!况且他们朦胧奏请攫取到的土地已经超过了百顷,百顷是何等样的概念?中国古时候百顷地产相当于百家之业,难道现在就为了满足一人或一家之贪欲而去剥夺百家小民之恒产吗?伏望陛下均天地育物之心、厚民生衣食之本,收回前命,还田予民,并敕令主管衙门以此为戒,也使权贵势要们有所知警。”明宪宗读完丘弘的谏章后尽管觉得很不舒服,但最后还是下令:“自今请乞,皆不许,著为令。”不久劄实巴所乞之地被朝廷户部追回,还给了原耕种者。而丘弘因为敢于进谏与勇于担当,后被皇帝擢升为都给事中。(《明宪宗实录》卷52、卷58,《明史·丘弘传》卷180)
成化六年(1470)五月,山东、河南大旱,丘弘为此向朝廷谏言:“四方告灾,部臣拘成例,必覆实始免。上虽蠲租,下鲜实惠。请自今遇灾,抚按官勘实,即与蠲除。”他还说,要是地方上没有“巡抚、巡按,三司官奏闻者则如旧例,仍蠲不急之务,罢杂泛之役,庶民困可以少苏矣”。成化帝当即接受了他的建议。(《明史·丘弘传》卷180,《明宪宗实录》卷79)(www.xing528.com)
由于连续的灾荒和“四方游僧多聚在京蚕食不下万数”,加之“南粮北运”中漕运官军偷图省事,在运输途中将所运之粮偷偷地卖掉,然后到北京再买进粮食来充数,终致北京地区就食紧张、粮价腾升。为此丘弘上奏朝廷,乞敕提高漕军在京补充购粮的收购价格,充实国库。同时从帝国粮仓中拿出部分米粮以平价或低价卖给百姓,另外再叫五城兵马司出动人马驱逐在京游僧,以此来减缓北京地区粮食供应的压力。明宪宗当即接受了建议,并令相关部门予以落实。(《明宪宗实录》卷83,卷86)
其实要说当时敢于直言而闻名的远不止上述的“二弘”,成化前期,言官李森、魏元和“翰林四谏”都十分有名,尤其是李森的上疏进谏也大多为皇帝朱见深所接受和采纳。
李森,字时茂,山东历城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5年后的天顺六年(1462)五月,与毛弘等人同时被朝廷授予给事中官职,毛弘为刑科给事中,李森为户科给事中。因负气敢言,他与“二弘”等齐名。(《明英宗实录》卷340)
李森敢言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得罪人多,二是不畏权势。天顺以来,地方官为了能使自己尽管上升,每每逢上朝觐,往往“科敛民财或征求土物”,以此来讨好朝廷势要,而广大的底层小民却因此深受其害。来自民间没多久的李森为此甚为气愤,上奏皇帝,请求在朝觐考绩时从严把关,“务公去取,以凭黜陟”,同时乞请朝廷下令给在各地进行巡视监察的巡按官和巡抚官,“禁治(各地地方官)科敛征求之害”。明宪宗爽快地接受了李森的建议,遂令吏部尚书王翱等予以落实。(《明宪宗实录》卷5,《明史·李森传》卷180)
天顺八年(1464)五月,李森切诊时弊上言三事,说近来不管有没有军功而上升为侯、伯、都督者有之,不管有没有才德而上升为朝廷重臣者有之,有的因为擅长琴棋书画而上升为文职官员,有的因为擅长医术和卜卦而上升为军职官员……如此下去,爵位日轻,廪禄日费,这是“玩天下之公器,弃国家之大柄”。自今以后朝廷就应该精选有功绩和才德的人而授予其名爵和职位,不能让那些不具备资格的人由旁门左道而得以升迁。由此他说到第二件事,那就是对军界官员也要加强考核,对于“各处都司都指挥并各卫指挥有立心贪污而剥害军士者,有操行不端而败坏风俗者,有年老无为而私役军士者,有骑射不识而暴虐害军者”统统加以黜斥,“操行廉能、武略精通者存留管事”或擢升。再由此说下去就是“省粮储”,怎样“省粮储”?李森说现在军中逃军甚多,但军官们往往不及时向兵部和户部作汇报,如此下来,兵部花名册上的逃亡军士还在册,户部只好照额拨给军方钱财,军官们就此可以中饱私囊,但国家却为此白白地浪费钱粮。于是他上请朝廷,革除此类奸弊。明宪宗“嘉纳之”(《明宪宗实录》卷5,《明史·李森传》卷180)。
成化五年六月,广东琼山等地出现了非常极端的天气,户科右给事中李森听说后上章进言十事。成化帝接奏后又“嘉纳之”(《明宪宗实录》卷68,《明史·李森传》卷180)。
成化五年八月,李森再次上疏进言:“前朝时朝廷曾经下令,皇亲国戚强占军民田土的,重罪不宥;要是有人主动投献的,‘悉发边卫永远充军’。前阵子给事中丘弘曾上奏,请求回绝权贵奏请讨要土地,陛下您也曾说:‘今后奏求田地者,一切不允,中外臣民莫不忻怍鼓舞。’但是最近臣听说,有势要权贵却依然恃恩恣横,强占大量民田。锦衣卫带俸指挥同知周彧向陛下奏讨武强、武邑两县土地就有600余顷,锦衣卫带俸指挥季福的妻子翊圣夫人刘氏叫人向陛下讨要通州武清县土地也达300余顷。陛下您可能是念及亲亲和保佑之功,不忍拒绝,都答应了他们。但您要知道,像这样的亲贵之欲是没有止境的。况且畿内田地有限,而小民们的赋税衣食全都靠着土地,一旦土地被夺了,他们靠什么为生?再说我朝自开国到现在已有100来年了,滋生人丁越来越多,哪里还有什么不耕不稼之闲田?势要权贵名为‘求讨’,实际上是强占啊!还望陛下以祖宗之治为榜样,不因私恩而以公议降下玉音,命令相关衙门把周、季两家强占的土地归还给小民,并敕令有司告诫天下:‘今后敢有投献者,悉发戍边;奏求者,许科道官劾奏,治以重罪,则强豪畏治,小民被惠,宗社之幸也。’”(《明宪宗实录》卷70,《明史·李森传》卷180)
要说李森的这份奏疏写得也够直了,其矛头指向周、季两家在当时那真可谓非同寻常,周家为明宪宗生母周太后的娘家,季家为明宪宗朱见深的奶妈家,可李森却管不了这些,且上疏时语言很为尖刻。皇帝明宪宗读完后一时甚为不快,但最终还是基本上接受了他的谏言。(《明宪宗实录》卷70,《明史·李森传》卷180)
由此,有人称赞成化初期的明宪宗很有人君风范,看来还是有着一定道理的。(《明史·宪宗本纪》卷13)不过话得说回来,朱见深的这种广求直言、兼听纳谏之举也就仅仅在他即位之初一时为之,随着帝位的稳固和皇帝工龄的增加,明宪宗蜕变成了另一个人,这事我们将在后章中再详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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