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子显现出这般胸襟，大有乃叔景泰帝朱祁钰当年“中兴”大明的姿态，一时间朝廷内外闻之欣喜，言路敞开。20天后的天顺八年（1464）二月十三日，即将原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同知门达贬为贵州都匀卫带俸都指挥佥事而最终又将其谪戍至广西南丹卫的同一天，明宪宗朱见深接到了户科给事中童轩上呈的奏章，其内讲了五件事情：第一，隆圣德。请皇帝在亲政闲暇之际召集翰林儒臣，讲求祖宗成宪与古代圣贤修身用人赏善惩恶的言行，并将其编纂成治国理政的不刊之典。第二，用贤才。由朝廷三品以上大臣推荐方面大吏和七卿僚佐之人选，皇帝亲自考核选用，严禁徇私，加强纠劾。第三，纳忠谏。童轩说天顺以来，台谏耳目之官即言官多因直言进谏而获罪，终致当今朝廷上下结舌自保。由此他恳请新天子广开言路，使得朝廷内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第四，爱小民。童轩指出，近年以来地方上每遇灾伤旱涝，朝廷允准赈灾或豁免的并不多，如此下去，小民生计就无处着落。恳请皇帝赶紧下令给出使地方的巡抚、巡按等官，尽快将灾情核实明白，并依照诏书事例，全面落实赈灾与豁免赋役等事项。第五，谨边备。童轩请求明宪宗昭示天下，推荐军事人才，不论文武，不论出身等级，只要考试合格的就授予上将等军职。（《明宪宗实录》卷2）
这是明宪宗即位以来接到的第一份对新朝廷“更始”改革提出意见的奏章。从整个奏章的内容来看，其关键所在应该是第三条：广开言路。那么当时的新天子对此又有何反应呢？明代官史记下了明宪宗的答复：“（童）轩所言俱有理，修德、用人、纳谏，朕当自勉，其余可行者，所司宜即行之。”（《明宪宗实录》卷2）
虽然新皇帝有着这般高调表态，但由于天顺帝朱祁镇在位时常常出尔反尔，一边号召人们踊跃参政议政，一边又推行“文字狱”。那时有人上言，一旦要是有一语不合就会招致大祸。这不仅使得大明朝廷的公信力严重下降，而且也让内外大臣就此噤若寒蝉。刚即天子之位的朱见深很快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就在接到给事中童轩谏言后的第8天，即天顺八年（1464）三月初二日，在“上慈懿皇太后、皇太后尊号”而昭告天下的诏书里头，他再一次表态：“凡朝廷政治得失、天下军民利病，许诸人直言无隐”（《明宪宗实录》卷2）。
从即位诏书里头的“给事中、御史，职当言路，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军民利病，许直言无隐……”到现在“许诸人直言无隐”，明宪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将广开言路之范围做了极大的扩展，加上前番对上言进谏者童轩的赞誉，新朝廷的这般态度无疑是对朝野上下以极大的鼓舞。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大明朝廷大臣尤其是言官们争先恐后地上奏言事，天顺以来万马齐喑的局面就此被打破。
天顺八年三月初四日，刑科给事中金绅上言八事：“持恒久以守新政，勤接见以论治道，纳忠言以致躬行，举贤才以备任事，择重臣以备边患，明黜陟以行新政，设武学以育将材，用武勇以除寇贼。”明宪宗接奏后答复：金绅讲得都很有道理，八事中“前三事朕自行之，后五事该部会议以闻”（《明宪宗实录》卷3）。
第二天即初五日，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等上言说：“皇上即位，恩加四海，政事清明，然而天时有未和者，盖由阴气太盛之所致也。惟自宣德至天顺间选取宫人数多，其中不无忧思怨嗟，有伤和气，而浣衣局没官妇女其情尤甚。皇上其弘天地之仁，特赐简阅留其有职务及不愿出者，其余愿出并浣衣局妇女，皆释放宁家，此实前代圣帝明王盛德之举。”朱见深见到李阁老领衔上奏的谏言相当高兴，当即说道：“卿等所言甚合朕意，让相关部门马上去办理！”不久一大批宫人从宫中放出，“中外欣悦”（《明宪宗实录》卷3）。
就在这同一天，十三道监察御史吕洪等上言八事：正君心，去幸进，奖忠直、严黜陟、明赏罚、汰冗滥、审罪囚、慎刑狱。明宪宗仔细审阅奏章后回复道：前三事“治体所先，并其他严黜陟等事，皆切治理，御史（吕洪等）所言良是，所司其参酌施行”（《明宪宗实录》卷3）。(www.xing528.com)
半月之后的三月己巳日，南京翰林院侍读周洪谟上奏，说为君之道有三，即力圣学、修内治和攘外侮。而“力圣学”关键在于君正心；“修内治”就在于求真才、去不肖、旌忠良、罢冗职、恤漕运；“攘外侮”在于选将帅、练士卒、理阵法、治兵器、足馈饷、靖边陲。周洪谟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堆，成化帝耐着性子将其一一读完，然后命令有关部门参酌采纳。（《明宪宗实录》卷3）
又过七天的三月辛酉日，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贤等再次上言，说：“《皇明祖训》内令明有寺观烧香、降香、禳告之禁。违者，领送之人皆处以死。高皇帝严宫禁之虑至深至远，万世子孙所当遵守。近传番僧有入内诵经，晚乃出者。又有非上旨而传送银物于寺观者，盖左右之人不知宗庙明禁之。故伏望皇上自今谨守祖训，以正下人，以肃内庭，庶治体不乖，而意外之虞可杜，臣等不胜惓惓。”成化帝回复：“卿等所言极是，《祖训》具在，看有谁还敢不遵守的，就以之论罪。”（《明宪宗实录》卷3）
天顺八年（1464）四月庚戌日，南京监察御史郑安等上言八事：“开经筵以广圣学，广廷纳以通下情，复言职以风直臣，公选举以收贤才，黜贪污以彰政化，省烦扰以裕民黎，徙戎狄以安中国，平贼寇以靖边疆。”明宪宗阅览后“以所言多可行，命该衙门斟酌奏行之。”（《明宪宗实录》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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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上述这样的上言进谏事情在成化帝上台之初还有许多，因篇幅关系在此就不做一一罗列了。笔者查阅《明宪宗实录》后发现：自三月初四日金绅首次上奏言事起到当月月底，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至少有5次朝廷内外大臣上言进谏，由此算下来大约平均6天就有1次。而这样的局面在明英宗统治时代是绝对见不到的。问题关键在于，这么多的上书进谏最终都落实到位了吗？我们不妨以刑科给事中金绅上言八事和郑安等上言八事来做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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