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帝时期李贤：大明帝国政治中的幕后推手

李贤，字原德，河南邓州（今河南邓县）人，相貌英俊，风度翩翩，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大帅哥。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或许是家境不太富裕的缘故吧（正史未载），李贤入学读书很晚，直到18岁时才有那么个机会。（【明】徐纮：《明名臣琬琰续录·少保李文达公言行录》卷9）但他天资甚好，大约读了六七年的书就参加了河南省地方上的科举考试，一路“凯歌”，于25岁那年中了河南乡试第一名，即解元。宣德八年（1433）李贤参加大明朝廷的会试与殿试，并由此成为了进士。第二年秋，他受命上山西河津考察蝗灾，在那里结识了河东学派的一代宗师薛瑄，并为对方深厚的造诣所折服。（【明】徐纮：《明名臣琬琰续录·礼部侍郎薛公神道碑铭〈李贤撰〉》卷9）可能因为做事十分严谨的缘故，回京后李贤被宣德朝廷授予吏部验封司主事，大致相当于现在组织部的机密人事档案主管领导。一个年轻人被授予这样的机要职位，少师杨士奇听说后很想一睹李贤的风采，叫人传话给他。可人家李主事很低调，不肯前去进见。（《明史·李贤传》卷176）

○ 李贤：经受住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四朝政治风浪的中流砥柱

进入正统朝后，李贤一开始似乎很积极。正统元年（1436）十二月，他上疏英宗朝廷，说：“塞外过来投降我大明的达人（指少数民族，带有贬称，今弃之不用，但为了尊重史实，笔者沿用之，特注）居住在京师的已经远远超过万人，而我们正三品的在京指挥使每人每月朝廷应该要支付的俸禄为35石粮食，可实际上却只支付了1石，但对于达官们则不然，每月每人实支17．5石，这就是说，养1个达官等于养17．5个京官。”于是他建议，将在京的达官达人逐渐地遣往外省去安住，这样既可节省冗费，又能消患未萌，即将日后北方少数民族万一发动的军事入侵之潜在内奸消除在萌芽状态。但李贤的这个建议却没被英宗朝廷所采纳。（《明英宗实录》卷25，《明史·李贤传》卷176）不幸的是，这一切偏偏又让李贤给言中了，后来土木之变时，北京城内的达官达人就蠢蠢欲动，大明朝廷岌岌可危。由此反过来看李贤，他确实不同于一般人啊！

正统时期李贤还曾提出过一个有积极意义的建言，当时小杆子皇帝明英宗听信部分朝臣的主张，要将官员3年考满给予诰敕的祖宗做法改为9年，认为3年太轻易了，要等到9年通考称职（相当于现在的优秀档次）时再给。李贤听到后赶紧上奏说：3年考满称职已属不易，况且给予官员诰敕之本意就在于鼓励官员忠于职守，尽心尽力。由此而言，当今朝廷就应该继续沿袭祖宗的做法。明英宗接奏后觉得很有道理，随即予以了采纳，但并没有就此而擢升进言者李贤。李贤后来稍稍升迁一点也仅缘由年资，先升为吏部考功司郎中，后又改为文选司郎中。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他扈从明英宗北征，师覆侥幸逃回。（《明史·李贤传》卷176）

可能因为是师覆侥幸逃回的缘故，李贤在随后的景泰朝开启时很不受人关注，但他炽热的忠君爱国之心却始终没变。景泰元年（1450）四月，李贤上奏朝廷，推荐“善战多谋且负忠义勇敢之气”的兴州中屯卫千户王昱，好皇帝朱祁钰“诏发总兵官试而用之”（《明英宗实录》卷191，《废帝郕戾王附录》第9）。

就说那时的皇帝朱祁钰即成化帝的叔叔在救时大臣于谦等人的辅佐下，正广开言路，清理积弊，革故鼎新，“中兴”大明。李贤见之满腔热情地上疏朝廷，提出了“勤圣学、顾箴警、戒嗜欲、绝玩好、慎举措、崇节俭、畏天变、勉贵近、振士风、结民心”等“中兴正本”十策（《明英宗实录》卷201，《废帝郕戾王附录》第19），即10条“中兴”大明之建议。景泰帝见疏后连连称好，当即命令翰林院文臣将这10条建议写在宫中左右屏风上，以“备省览”（《明史·李贤传》卷176）。李贤也由此在京城声名大著。四个月后，他又上陈“车战火器之利”。景泰帝看到奏疏后又十分高兴地说道：“览（李）贤所言，有护国之心，其令管军马文武官员采取而行。”（《明英宗实录》卷205，《废帝郕戾王附录》第24）并随后将李贤由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相当于中层干部）擢升为副部级的兵部右侍郎。（《明英宗实录》卷209，《废帝郕戾王附录》第27）

在兵部干了两年副部长后，景泰四年（1453）八月，李贤被调到户部（即财政部），官衔依然是右侍郎。而就在履任新职后不久，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尽管俘虏皇帝明英宗被放回来了，但瓦剌人打着兄弟间友好往来的幌子，老屁颠屁颠地往大明来进行所谓的朝贡贸易，且一来少则2000人，多则3000余人。而大明朝廷往往迫于遵循正统时代的惯例，以大量的金帛对其进行赏赐，目的就是想维护双方之间的和平局面。但实际上瓦剌人根本就没有停止过对大明进行骚扰，时不时地上北疆来抢掠一番。为此，李贤上奏朝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大明“辇金帛以强寇”，非但没有获得真正的和平和安宁，反而壮大了敌人的力量，且还耗竭了自己的国库，与其这样下去倒不如加强边防。于是他建议整饬军事，强固国防。兵部尚书于谦知道后将李贤上呈的奏疏转发给诸将阅读，以此来激励大家。（《明史·李贤传》卷176，【明】李贤：《古穰杂录摘抄》）

正因为李贤有着相当的见识和才能，在户部工作半年后的景泰五年（1454）五月，他被景泰帝调到了吏部，出任该部的右侍郎。虽说这样的人事变动属于平级调动，但因为吏部为大明朝廷权力执行首席衙门，因此说李贤的这次工作变动实际上是一种升擢。就在调到吏部担任副部长没多久，李贤又“采古二十二君行事可法者”，取名为《鉴古录》，上呈给景泰帝。（《明史·李贤传》卷176，【明】李贤：《古穰杂录摘抄》）

景泰八年（1457）正月中旬，以石亨、张、曹吉祥和徐有贞为首的奸佞小人发动“夺门”之变，迎立被幽禁于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为帝，由此开始，大明帝国进入了明英宗复辟反攻倒算的黑暗时期。天顺初年，景泰朝廷中央部院被清空，北京城内城外血雨腥风，经由景泰朝改革而走上“中兴”之路的大明帝国受此折腾，再次走上了下坡路。更为不堪的是发动“夺门”之变的奸佞小人石亨、张、曹吉祥和徐有贞等成了重登大位的复辟皇帝的“至爱”，魑魅魍魉，粉墨登场，招权纳贿，肆意胡为。而在这次政治大变脸中，本不属于景泰朝廷集团核心阶层的李贤不仅十分幸运地躲过了一场大劫难，而且还为“夺门”君臣所容纳，甚至一时还成为他们争权夺势所争取的对象。自视夺门“第一功臣”的石亨在开始控制兵部、户部和吏部的同时，又将他的目光盯在了大明朝廷决策与咨询的中枢机构——内阁。由于自己是武夫出身，石亨不得不选择在朝士中有着较好声誉的文臣来为他所用，于是个人态度与倾向并不明朗的李贤成了他想象中可利用的人物。夺门之变后半月之余，石亨向复辟皇帝作了推荐。天顺元年（1457）二月初九日，当时还是吏部右侍郎兼任翰林院学士的李贤接到明英宗之命，入值文渊阁，与天顺朝新阁臣徐有贞等同阁参与机务。（《明英宗实录》卷275）大约一个月后的天顺元年三月初，他又被明英宗擢升为吏部尚书。（《明英宗实录》卷276）

要说那时候的李贤所面对的政治环境可不好了，不说当时整体大势相当恶劣，就内阁里边的几个阁臣而言，许彬是由夺门大功臣石亨推荐入阁的，薛瑄是由另一个夺门功臣杨善推荐入阁的。史称许彬“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择人，一时浮荡士多出其门”（《明史·许彬传》卷168）。换言之，许彬算不上是个很坏的人，但他所交往的都是些蝇营狗苟之徒，由此可想他在政治上还能有什么正能量。薛瑄虽说是个刚正不阿的正人君子，但反应迟缓，让刁滑的徐有贞在皇帝面前给耍了，弄得灰头土脸的，心里想着早早致仕。徐有贞“素行持公者少，而所交者亦然”（【明】李贤：《古穰杂录摘抄》）。对于这样的同事，新入阁的李贤“持公以助之，（徐）有贞遂改前辙，不复徇私”（【明】李贤：《古穰杂录摘抄》）。加上李贤“气度端凝”，举止得体，在回答皇帝询问时既能言简意赅又能一语中的，故而在复辟皇帝明英宗心目中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明史·李贤传》卷176，【明】李贤：《古穰杂录摘抄》）

天顺元年（1457）五月，有人上报说，山东多个州府县闹饥荒。明英宗下令立即予以赈济，可没过几天户部官来奏报：山东的灾荒太严重了，下发的内帑银30000两赈灾款远远不够，还需要增加。复辟皇帝一时没了主意，于是召徐有贞、李贤和曹吉祥3人到文华殿问问看看，到底是否还应该增银。李贤听说是这事，赶紧说应该增加。在旁的徐有贞立即怫然不乐，认为李贤抢了他的风头，为了显现自己有着与人不同的才识，他马上这样解释道：“陛下，不可以增加银两了。不了解赈济过程中的流弊的人往往认为应该增银，这是很不对的。小臣曾见过赈济全过程，小民们哪里沾到皇上的恩惠，增银只不过中饱了乡间里老的私囊。”李贤听到这里，忍不住讲了：“虽说有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增加赈灾款总比不增加要强。”明英宗当即表示，还是增加为好。一直在边上没吭气的曹吉祥见到皇帝这般发话，也马上表示应该增加，他说：“朝廷钱财堆积如山（看来景泰帝治国还是挺不错的，笔者注），现在赈灾就不必吝惜了。”徐有贞见到大家都赞成增银，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原先主张，附和众意。于是明英宗下令，给山东再拨银子40000两，用以赈济灾民（【明】李贤：《天顺日录》卷1）。

按理说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谁能想到，出了文华殿，徐有贞沉默不语，露出一脸的不高兴。李贤见此赶紧劝慰并解释道：“先生刚刚可能误解我了，您想朝廷打算再拨银两去赈济灾民，而我们却反而要阻止。万一灾民们的生活真是被逼得无路可走，就会铤而走险，那将由谁来担当这样的责任？”李贤的话说得很巧妙，而实际上他看得更加透彻，徐有贞所关心的不是增银一事，而是朝廷决策是不是出自他那里。后来复辟皇帝朱祁镇也意识到徐有贞的主张很为不妥，曾对李贤这么说道：“如增银济民一事，有贞不然先生之言，其谬如此。”（【明】李贤：《天顺日录》卷1，《明英宗实录》卷278，《明史·李贤传》卷176）

这事过去了一个月左右就发生了杨瑄、张鹏等御史弹劾曹吉祥、石亨不法侵占民田之事。曹、石两人听说后便怀疑徐有贞和李贤是这次弹劾事件的幕后主使，随即便来到皇宫里，向明英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说自己当初如何冒着杀头灭族的危险而发动了夺门之变，没想到如今却反受别人诬陷，并诬称张鹏是已经被杀了的景泰“奸党”内官张永的侄子。明英宗稀里糊涂弄不清楚，下令逮捕张鹏、杨瑄等御史，而后又将都察院主要领导都御史耿九畴、罗绮以及阁臣徐有贞、李贤等一一逮捕入狱。（《明英宗实录》卷279）

刚巧那天夜里，雷雹交加，大风折木，本来心怀鬼胎的石亨、曹吉祥见之顿时吓破了胆，两人赶紧上奏朝廷，请求从轻发落徐有贞和李贤等人。要说那时的明英宗还是很在乎曹、石两人的，接到奏请后下令，将武功伯兼盖殿大学士徐有贞谪为广东右参政、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谪为福建右参政。就在徐、李两人即将启程远谪时，吏部尚书王翱听到消息后立即上疏天顺帝，说李贤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请求皇帝手下留情。天顺帝对李贤的印象本来就不错，从内心深处来讲，他也不想重惩李贤，于是马上下令，将他留下，其职位由吏部尚书降为吏部左侍郎。（《明史·李贤传》卷176）

与李贤相比，徐有贞可要惨多了。石亨等人获悉皇帝要将徐有贞贬谪广东，担心他日后会东山再起，于是干脆来了个“绝招”，叫人写匿名信，大骂明英宗。明英宗看到匿名信后当即怒不可遏，恶狠狠地下令，严厉追查匿名信的作者。就在这时，石亨又叫人在暗中造谣，说是徐有贞怨恨当今天子对他的处理，嘱咐门客马士权写了那封匿名信。这下徐、马两人可遭罪了，徐有贞由原本广东参政被改为发往云南金齿卫为民，马士权因为不愿作伪证，在大狱里头受尽了折磨。（《明史·徐有贞传》卷171）

一转眼几年过去，权倾朝野的夺门“第一功臣”石亨也败亡了。有一天早朝结束，复辟皇帝与阁臣李贤、吏部尚书王翱一起讨论朝廷事务，说到了人才的高下问题。忽然间明英宗不无感慨道：“若徐有贞，才学亦难得，当时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张辈害之。宁免后世议论，可令原籍为民。”李贤和王翱听后当即应对：“圣恩所施最当。”随后朝廷下旨给户部，让徐有贞回原籍苏州闲住。（【明】李贤：《天顺日录》卷1，《明史·徐有贞传》卷171）

徐有贞之所以落得这般结局，实在是他咎由自取。说白一点，他不仅是个狂热的权力追求者，而且还是见利忘义的轻浮小人。远的暂且不论，就以他出事后的所言所行来说事。因为关键性证人马士权坚持自己的诚实操守，这才使得徐有贞最终能免于一死、出狱远谪和释归田里的结局。就在出狱那时刻，深受感动的徐大才子拍着门客马士权的肩膀说：“你真是个义士啊，日后我将有一个小女相托于你（古时候人委婉说法，意思是我要将女儿嫁给你）。”后来大明朝廷拨乱反正，从云南金齿卫回老家苏州的徐有贞“复冠带闲住”。马士权听说后前去“看望”，明白人都懂得这意味着什么。徐有贞见到马士权只是客套一番，绝不提当年自己许下的诺言。心灰意冷的马士权随即辞离徐府，终生不向别人提及当年危难之际徐有贞的许诺。世间人们知道后都鄙薄徐有贞而敬重马士权。（《明史·徐有贞传》卷171，【明】王锜：《寓圃杂记·马士权》卷7）

与徐有贞的急功近利和轻率浮躁所带来的不堪之运形成绝然鲜明对比的是，本来作为同一案件的另一个所谓的“幕后主使”李贤却随后好运连连。究其根本缘由，主要是自从那案件发生以后，本来为人处世就很稳重的李贤更加小心谨慎。他韬光养晦，以退为进，又处事公正，不予人任何把柄和口实，因而也就很得当时复辟皇帝的认可。于是在他与徐有贞出事一个多月后的天顺元年（1457）七月庚午日，一向对人疑心重重的明英宗竟然完全恢复了他的职位：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文渊阁事。（《明英宗实录》卷280）

不仅如此，复辟皇帝还经常要将李贤找到皇宫里头去单独谈事。石亨听说后心里十分忌恨，但无可奈何。也可能是因为害怕李贤再次揭露他的不法之事，此时的石亨强作欢颜，主动示好李贤。李贤对此心知肚明，但在表面上又能不露声色，非皇帝宣召他不到皇宫里去主动请示，非皇帝问起他也不主动谈起任何事情，而一旦皇帝问了，他也仅公正地简述事情，最后以“陛下惟独断”“陛下圣明”等一类总结性语言作答复，这对于生性多疑又常常遇事不决的明英宗来说十分“管用”。史称“（天顺）帝益亲（李）贤，顾问无虚日”（《明史·李贤传》卷176，列传第64）。

天顺元年（1457）五月，迤北鞑靼太师孛来、知院阿哈剌忽派人来到大明北疆“求食”，并说他们带来了元顺帝北逃时携走的传国玉玺，现在想要把它奉献给朝廷。“夺门”功臣石亨听说后立即上请，想以巡边为名对鞑靼人来个突然袭击，并乘机夺得那枚传国玉玺。明英宗接奏后拿不准主意，就叫人将李贤召到宫里来讨论这事。李贤听说是这事，当即就跟复辟皇帝说：“近年以来水旱灾荒频仍，我大明国库空虚，军民疲困已极。陛下您又刚刚登基复位，正宜与天下军民休息。况且现在一些北虏人虽说是接近北疆，但他们并没有对我们发起进攻。如果我大明反而要发起攻击，恐怕是师出无名，且甚为不妥！再说那枚传国玉玺，据称是秦始皇命人所造，丞相李斯篆刻玺文，是个亡国之物，要它又没有什么用？！”明英宗听到这里茅塞顿开，当即说道：“先生所言极是。那对于到北疆来的北虏人，我朝廷就派遣翻译赉敕赏赐一下了？”李贤回答：“圣虑如此，庶几允当。”得到肯定答复后明英宗召见了石亨，告诉他目前还不适宜发动军事进攻，只可令人前去厚赏。石亨听后心里很不爽，觉得自己白白错过了一次立功表现的机会，遂致内心深处充满了对李贤的厌恶。（【明】李贤：《天顺日录》卷1，《明英宗实录》卷278，《明史·李贤传》卷176）(www.xing528.com)

天顺之初，谁要是得罪了石、曹为首的“夺门”功臣，谁就要倒大霉。对此，刚刚幸运躲过一大劫难的李贤是再清楚不过了，而他始终坚持公正与谨慎的处事风格又让石、曹等人逮不到什么把柄，这样时间久了，糊涂的明英宗也逐渐地看出了是非曲直来。由于石、曹等“夺门”功臣居功自傲，肆意干政，所请又无日不有，时间一长，复辟皇帝也渐渐流露出了对他们的不满，甚至是厌倦。有一天，他在宫中屏除左右近侍，独留李贤，并当面问道：“石曹之流常常干政，天下四方奏事往往先到他们的门下，先生，您看怎么办？”这是个充满风险的朝廷大问题，要是李贤应答不好就会再次锒铛入狱，步徐有贞的后尘，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不持任何立场和观点，但士大夫理当为国济世拯民的儒家信念又迫使李贤不得不做出回答，联想到当今天子怯懦又多疑的性格特点，他当场这么应对道：“陛下惟独断（即说是您在当皇帝，那么国家大事就由陛下您来做主），这样，时间一长，那些投到石、曹门下的趋炎附势之徒就会逐渐减少。”可怯懦又抹不开面子的明英宗还是不解地追问：“过去对于石、曹辈所上请的事情，朕要是一旦不答应了，他们会立即怫然不悦。要是日后还是这样，那朕可怎么办？”李贤说：“愿陛下渐渐抑制他们。”（《明史·李贤传》卷176）

以自己个性而言，本来可以说得再透彻一点，但鉴于当今天子多疑的特点以及石曹“恩宠”尚未衰竭之状，李贤只能慢慢地开导复辟皇帝，唯有火候差不多了方可发起致命一击。

天顺三年（1459）五月的一天，明英宗在文华殿上召见李贤，讨论夺门之变后的政治得失问题，他这般问道：“先生，你对石亨、曹吉祥等人迎驾复位有什么看法？”李贤说：“当时他们也曾邀请臣一起密谋，但臣以为不可，因而也就不敢参与其中。”明英宗好奇地追问：“为何不可？”李贤一脸严肃地回答：“天位乃陛下所固有的，倘若景泰帝真的一病不起了，文武百官便会上表，请求陛下您出来复位，哪里用得着如此劳烦、纷乱？曹、石之辈之所以迎复陛下，说白了就是贪图富贵，绝非为社稷考虑。那时如果景泰帝事先发觉的话，石亨之辈何足悯惜，只是不知置陛下于何地？幸亏后来事成了，此辈得以贪天之功。天下人心之所以归向陛下，是因为陛下您在正统十几年间，凡事减省，与民休息。如今陛下德政已为此辈损害了大半。”明英宗听后深以为然。（《明英宗实录》卷303）而后李贤又说：“曹、石之辈当初迎复陛下，称‘迎驾’尚可，但要是称‘夺门’，怎么能向后代作交代？”李贤这话的潜台词是，要是你皇帝继续使用“夺门”之说的话，这不单单是在告诉世人你天顺皇帝的皇位是夺来的，而且还意味着允许后世子孙和人们可以仿效你，用武力手段来发动夺权政变！李贤的智慧说辞实在是太有分量了，即使再笨的人也能听得懂这里边的利害关系。明英宗当即表示，认同李贤的观点，随后下“诏自今章奏勿用‘夺门’字”，“并议革冒功者四千余人”。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夺门”之说和“夺门”功臣，而后便是石、曹之辈开始被淘汰出局。（《明史·李贤传》卷176）

天顺五年（1461）七月，曹吉祥、曹钦父子谋反失败，明英宗下令严厉追究曹氏党人，受之牵连者甚众。这时，在平乱中被曹氏党人砍伤的李贤急忙上疏，请求朝廷除了严惩曹钦等首恶分子外，对于其他的胁从者应该实行宽免。明英宗大体上接受了建议，并降敕表彰了李贤的忠勇，特地加封他为太子少保。要说那时的李贤“宠遇益隆，宣召顾问无虚日”（《明宪宗实录》卷37）。明代官史还曾这样描述天顺中后期当朝天子对李贤和门达的依赖，说明英宗每天视朝结束后，从自己的皇帝宝座上站立起来，向着左边喊李贤，向着右边喊门达。李贤和门达听到皇帝叫了，就赶紧走到御座前，君臣之间的事务讨论就此开始，且一讨论就好几个时辰。“正统以来，大臣得君未有如（李）贤者。”（《明宪宗实录》卷37）

但若问在李贤和门达之间皇帝更信任谁，恐怕非门达莫属。就说那时的门达，权势熏天，“锦衣官校恣横为剧患”（《明史·李贤传》卷176）。李贤为此屡次上言明英宗，请求严加禁止。明英宗听后将门达召来，仅做些口头批评，这非但没能抑制住猖獗的锦衣卫的危害，反而让门达恨上了李贤等。就在这个过程中，“务持大体”的李贤不仅智慧地躲过了一次次暗害，而且还十分巧妙地利用明英宗“励精图治”心理，向朝廷推荐了年富、轩、耿九畴、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绍等一批正直之臣。（《明史·李贤传》卷176）这就为明英宗末年创造了较好的政治人事环境，也为天顺与成化交替的大明朝廷内外培植了强劲的正能量。

○ 在李贤辅佐下，明英宗晚年终于搭建起了励精图治的朝廷领导班子

当然除了个人拥有较佳的政治素质外，李贤的如此作为也离不开当时大明咨询决策中枢机构同僚们的良好配合。那时内阁由3人组成，即李贤、吕原和彭时。吕原是天顺元年（1457）六月以通政使司左参议兼翰林院侍讲之衔入阁参预机务的（《明英宗实录》卷279），在3人中算得上是资格最老的了。但他内刚外和，生性淡泊，与世无争。天顺六年（1462）十一月，吕原病卒。（《明英宗实录》卷346）两个月后的天顺七年（1463）二月，陈文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补缺，不过这已经是天顺末期的事情了。彭时是天顺元年（1457）九月以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之衔入阁参预机务的（《明英宗实录》卷282），故在3人内阁中他可能算是资格最浅的一个，不过他处置有度，依违有节，又不露声色，也是个正人君子。“终天顺之世，（三人中李）贤为首辅，吕原、彭时佐之，然贤委任最专。”（《明史·李贤传》卷176，《明史》作者在这里弄错了，“首辅”之称直到嘉靖时才有，这儿应该称为“首席辅臣”为妥，本书作者注）3个正人君子同在一处工作，时间长了，难免要产生磕磕碰碰甚至矛盾。对此，他们又是如何处理的？

内阁办公室地点在文渊阁，文渊阁在午门之内的东边，文华殿南面，砖瓦结构，一共10间，顶上是黄色的琉璃瓦。从西边数起第五间屋子是文渊阁的正堂，屋子分前后两楹，后楹为休息处，前楹为大学士办公室的地方。屋子中间悬挂着“文渊阁”3个大字的牌匾，牌匾下面放在一个红柜子，里边藏有三朝实录副本。由此，办公室的桌椅被放得东西朝向。东西向的座位，按照中国人的传统来说不是正座，而是旁座。正座应该是南北向。李贤自再次入阁后，很受明英宗的信任，大有后世所称的内阁首辅之实。他似乎也当仁不让，将挂有“文渊阁”匾牌的那间屋子做了自己的办公室。因为不喜欢东西朝向的座位，他就让人将藏有三朝实录的红柜子移走，直接在挂有“文渊阁”匾牌下为自己设了个公座。内阁同僚彭时见到后连忙跟李贤说：“不可以这样的，听说宣德初年圣驾来内阁曾在此坐过，这里从此以后不再设公座，其缘由大概就在此吧。”李贤听后不以为然，说：“宣德爷来这里已经好久了，我现在再设个公座又有何妨？”彭时说：“这里是内府，不合适南面正坐。”李贤说：“东边大家吃饭的地方和各房都可以南面正坐，为什么我们这里就不行了？”彭时说：“问题就在于这里有个‘文渊阁’匾牌，是正堂，而其他地方没有牌匾，那就属于偏室，偏室南面正坐就无所谓了。”李贤听后还是不服气，继续说：“东阁有匾也正坐，我们又何必要拘泥？”彭时说：“东阁房子面西，因而它正座是东西向的，而我们文渊阁房子是面南，因而在此设正座就变成了面南朝北了。”李贤听后还是不服气，又说：“假使真是作为文渊阁大学士而又不能正坐，哪还有居其官而不正其位的道理吗？”彭时听后赶紧进一步解释说：“面南正位在宫门外面诸衙门是可以的，但在内府则不可。如要正位，那么华盖、谨身、武英、文华诸殿大学士又将如何办呢？殿阁都是皇帝所要到的地方，设立学士和大学士之本意也只不过是侍作顾问而已，决无正坐之礼！”李贤听到这里，一时语塞，但意犹未已。过了几天，明英宗派太监傅恭送“铜龙饰金孔子并四配像一龛”到文渊阁来，放置在匾牌下的正中间。又过了几天，天顺帝又派太监裴当送一幅圣画像来，挂在龛后的墙壁上，李贤的公座就此没设成。彭时为此评述道：“李为人好自尊大，往往不顾是非，直行己志如此。”（【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卷上）

虽说在日常的工作中难免要产生一些矛盾，但作为同僚，无论是李贤还是彭时都能从大局出发，以理服人，和谐相处，致君于尧舜。非但如此，有时当朝廷上下“负能量”势头压过来时，他们之间还会相互帮衬、扶持着。

天顺七年（1463）一月的一天，锦衣卫指挥门达在皇帝面前诬陷李贤，说他如何的不好，且说得有鼻子有眼。明英宗听后大为疑惑，且当场这般说道：“那就从内阁中去掉李贤算了，专用彭时。”这话不久传了出去，彭时听到后十分吃惊地说：“李贤有经国济世之才，为什么要把他去掉呢？”随后他为李贤辩冤，并这样说道：“内阁去掉李贤，我彭时也不得独留啊！”这话传到明英宗那里，糊涂天子终于意识到，李贤是被人诬陷，由此也就打消了对他的疑忌。（《明史·彭时传》卷176）

作为大一统帝国的大家长，明英宗实在是不称职。他不仅平庸无能易受奸佞之人蛊惑，而且还带有浓烈的地域歧视。天顺元年（1457）六月，正统年间榜眼出身的北京郊县人岳正以翰林院修撰入阁，复辟皇帝就跟他这样说道：“岳正，你正年富力强，是我们北方人，又是朕亲自所取的进士。现在召你来入阁，你当尽力辅佐朕！”（《明史·岳正传》卷176，《明英宗实录》卷279）这个复辟皇帝还真是个混蛋，连自己这颗种子哪里来的都没弄清楚，数典忘祖，难怪他差一点将自己的江山都给弄丢了。而明英宗的这种地域歧视观念根深蒂固，直到天顺中后期还是一点也没变。他曾跟吏部尚书王翱说：“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顾质直雄伟，缓急当得力。”这话的意思是，南方人聪明，知书达理的多，但心眼也多；北方人虽然粗犷，读书识字的少些，但他们质朴实在，多可信任，尴尬时候靠得住。作为大明组织人事部的第一把手王翱对此自然会铭记在心，并贯彻于实际政务之中。（《明史·王翱传》卷177）

天顺四年（1460）三月初一日，殿试结束，新科进士选出，接下来就是朝廷录用了。为此明英宗将内阁首席辅臣李贤召到文华阁做出了这番指示：“永乐、宣德中，常选庶吉士教养待用，今科进士中，可选人物端重语音正当者二十余人为庶吉士，止选北方人，不用南人，南方若有似彭时者方选取。”李贤听后心里很不舒服，虽说自己也是北方人，不过在他看来，作为大一统帝国的大家长皇帝在科举铨选方面理应来个一碗水端平，可眼前的这位天子就是这么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糊涂虫，怎么跟他说呢？后来李贤碰到了彭时，忽然想到皇帝说过的那番话，随即将之“复录”给了彭时，彭时听后怀疑是李贤在故意抑制南方士人而进用他同籍的北方人，当即很不客气地说：“科举铨选理应以德才皆备为尚，何必要分南北籍。”李贤听懂了彭时的话中有怀疑之意，但他毫不介意，马上又说：“这确实是皇上的意思，你看怎么办？”（【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卷上）

正当两位内阁大臣不知所措时，明英宗派出的心腹太监牛玉来内阁传旨，令阁臣们与吏部官同选庶吉士，谕旨中的意思与李贤先前说的分毫不差。这时彭时终于意识到，问题还真出在皇帝身上，于是他赶紧跟牛玉说：“南方士人中岂止有一个彭时，比我彭时优秀的多得数不胜数。”牛玉听后笑着说：“那就选来看看。”当天，接受皇命的李贤、彭时、吕原三阁臣到吏部去同选庶吉士，共选得15人，12人为北方人，3人为南方人，而其中的江南人只有1人。（【明】彭时：《彭文宪公笔记》卷上）据说这还是吏部尚书王翱坚决要贯彻当朝天子谕旨，与李贤、彭时等据理力争的最终结果。（《明史·王翱传》卷177）

要说明英宗的这种南北人才厚此薄彼的政策所造成的影响还真是很坏，自此以后大明朝廷内外，南北之争逐渐显现。“王翱为吏部，专抑南人，北人喜之。至（姚）夔，颇右南人。”（《明史·姚夔传》卷177）成化中期“彭时已殁，商辂以忤汪直去，在内阁者刘珝、刘吉。而（万）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珝与尚书尹旻、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明史·万安传》卷168）。

不过在天顺中后期由于识大局懂大体的李贤、彭时等人尽心辅政，大明帝国政治从整体来看还是往着好的方向发展，尤其是文官阶层大有“官得其人”之势，这大概就是有些人所津津乐道的所谓的天顺“励精图治”（《明英宗实录》卷361），也是明英宗有意或无意留给后世的一份值得称道的遗产吧。

除了与同阁为僚的同事和衷共济，实际已经成为内阁首席大臣的李贤还与朝廷各部院大臣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譬如李贤与吏部尚书王翱之间虽然也有意见分歧，但两人始终都能从大局出发，求同存异，和谐相处。明英宗复辟时，王翱已年近八旬，从岁数来讲，他是复辟皇帝的爷爷辈长者，加上他一生为官清廉正直，在朝廷内外德高望重，很受复位上台的明英宗的敬重。据说他每次到皇宫便殿接受召对时，明英宗都不直呼他名字，而称其为“先生”。而王翱并没有倚老卖老，相反更加小心谨慎。朱祁镇复位之初，王翱每接到皇命召见就立即赶往宫里去，后来他将本部的一个叫谈伦的郎中一同给叫上。明英宗是个好疑心的人，见到王尚书身边怎么多了一个人，就开始问了。王翱赶紧回答：“臣老了，每次聆听圣谕，就怕万一有所贻误，所以叫郎中谈伦一起来代为识记。谈郎中谨慎小心，十分可靠。”听到这，明英宗才打消了疑虑，脸上顿时露出了微笑。（《明史·王翱传》卷177）

但不久之后，明英宗的老毛病又犯了。天顺五年（1461）冬季的一天，他在文华殿上与李贤正谈着事，忽然间颇为感慨地这般说道：“如今我朝廷六部尚书皆得其人，只是吏部尚书王翱老了一点。”当时王翱已经是78岁，早已到了古稀年龄，因此说明英宗嫌他老也有几分道理。但李贤却不以为然，他说：“臣闻禄命之说，王翱寿最高，据说还有10年寿命。”这话意思是王翱还可以继续留任干着。明英宗听到这话，悬着的疑惑之心终于落了地，当即这么说：“既然如此，那就朕不用忧虑了。户部尚书年富这样的人才难得，你们当初推荐得好。”李贤赶紧接话：“倘若要说将来接替王翱，主管吏部，还非得年富不可。”明英宗听后笑着说：“是啊，朕的意思也是如此。眼下我朝廷部院中就是礼部尚书石瑁稍稍差了一点。”李贤说：“石瑁当礼部尚书似乎威望稍显不足，要不找个时间暗示他主动提出退休？”明英宗说：“暂且留着吧，恐怕后来继任者还不一定能胜过他。刑部尚书陆瑜甚佳，都察院都御史李宾也不错，工部尚书赵荣很能办事。”李贤听到这里十分兴奋，随即说道：“赵荣这人没得说的，想当初曹钦发动叛乱时，文职官员都畏缩逃避，诚然平定武装叛乱也不是文职官员分内的事情，所以大家都不冲向平乱前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唯独赵荣这个文官听到叛乱的消息后毫无畏惧，披上铠甲，纵身跃马，奔走于街市中高呼：‘是好汉的，都跟我来！曹家是乱臣贼子，当共剿杀。我辈是忠臣义士，不可退避！’一时间响应者就有数十百人。赵荣在阵前鼓舞士卒杀贼平乱，对于朝廷和国家的事情能有这样用劲上心的官员，还有哪个能比得上他啊！”明英宗听后应诺：“确实，赵荣是个忠臣。像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也不错。”李贤说：“此两人皆有才干，异日尚书之选。”明英宗点头称是。（【明】李贤：《天顺日录》卷2）

从上述这段史实来看，到天顺中晚期，不仅李贤与明英宗之间建立了相当的信任关系，而且还与各部院大臣之间也有着和睦正常的个人交往。而这样的相互关系并非建立在追逐小集团利益和相互利用的基础之上，而是出于“国家至上”和“天理之正”，是符合儒家理论中的交友原则即人们常说的君子之交。这一点从李贤对王翱的一番评论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曾对人说：“皋陶言九德，王公（指王翱）有其五：乱而敬，扰而毅，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也。”（《明史·王翱传》卷177）

也正因为如此，加上明英宗对这位内阁首席辅臣的渐趋稳定的信赖以及他自身正直的品格、宽广的胸怀和对君主专制政治运行特征和朝廷政务洞彻的见识，终使李贤成为了天顺朝中后期大明中央政治运行的核心人物。换言之，尽管明英宗滥施淫威的天顺朝大明帝国是个政治严酷，特务猖獗，宦官横行，皇庄多置，矿课肆行，流民云集……的烂摊子，但朝廷上下还是保持或储存着以李贤为代表的巨大的正能量。而这样正能量的保持或储存不仅促使天顺中后期大明政治渐趋稳定和清明，而且还为成化初期的革故鼎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