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成化帝快速处理两大案

问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新朝廷处事如此雷厉风行，这与“垂衣拱手”（《明宪宗实录》卷293）的明宪宗朱见深治政风格似乎很不相称，换言之，性格“宽仁”“迟缓”又“惟古训成宪是式”（《明宪宗实录》卷1）的新皇帝为何会在父皇大丧、自己刚刚即位大赦天下之际，急速解决且能较为妥当地处理好这样的帝国大事？

在笔者看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新皇帝朱见深的童年与青少年时代是在惊恐不安中度过的，尤其是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之变，尽管当时他还不懂事，但听朝中老人们说起，要不是当年宫廷大珰王振擅权误国，怎么会有他的父皇正统帝身陷虏廷和大明几近倾覆的不堪结局呢？还有就是天顺中期的曹吉祥父子谋乱造反，当时朱见深已经十三四岁，完全能记事了，“其祸（指曹吉祥父子之乱）不可胜言，毕竟就戮，被其伤害多矣”（【明】李贤《天顺日录》卷2）。发生在自家家门口的宫廷内乱，变生肘腋，每每说起之，就让人不寒而栗。而今类似于王振、曹吉祥的人物——王纶又这般猖狂，宫内宫外只要有人在边上做一提醒，新天子朱见深内心自然就会有所触动，并在随后付诸行动。

第二，相比于正统时期老谋深算的宫廷大珰王振和天顺时期的“武太监”曹吉祥，朱见深即位时的东宫旧僚王纶则要显得肤浅得多，弱势得多。一者，他读的书没有“王先生”多，考虑问题不周全；二者，他根本就没有弄清楚自己昔日服侍的小主子的真正心思；三者，他不掌兵权；四者，他的所作所为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要将自己的现任领导牛玉置身于不可预测的可怕境地，这自然会引起对方的高度警觉与死命“还击”。要知道，相对于王纶和钱溥，刚刚即位走上朝廷政治前台的明宪宗对于前朝“顾命大臣”之一、天顺末年明英宗跟前的“大红人”、太监牛玉等老臣有着更多的是盲从与认可的心理。史载，就在明英宗驾崩前一天的天顺八年（1464）正月十六日，“上大渐，召皇太子及太监牛玉、傅恭、裴当、黄顺、周善至榻前，谕之曰：‘自古人生必有死，今朕病以深，傥言有不讳，东宫速择吉日即皇帝位。过百，成婚……’”（《明英宗实录》卷361）(www.xing528.com)

从这样的事实叙述与老皇帝的临终遗嘱来看，明英宗不仅仅是在关照皇太子朱见深不要为难牛玉为首的内廷官，说自己的死没什么人可责怪的，自古以来人生必有一死，而且还嘱咐牛玉领衔的内廷官，要帮助皇太子迅速选定吉日即皇帝位，并在百日后完婚。这样的临终叮嘱几乎是将内廷大宦官当作了遗嘱执行的协助者和监察者，在场的又将不久登极的皇储朱见深自然会对这些遗嘱执行的协助者和监察者予以相当的认同和一定程度的信任。所以当发现王纶将裘皮大衣穿在丧服外面时，“（牛）玉因数其过恶，劝上（指朱见深）执下狱，又嗾人发其交通事，并逮溥等”。刚刚登基即位的朱见深马上就接受了。（《明宪宗实录》卷1）

第三，从“王纶钱溥交通案”的整个过程来看，钱溥与王纶及其圈内同道者之间的交往过甚，且有所“行动”，这本身就很容易引起外廷大臣李贤、陈文等位高权重者的不安，甚至是恐慌。《明史》在论及李贤耳闻陈文的“报告”时有着这样的表述：“（李）贤怒，发其事。”而陈文呢，那更是对钱、王深夜密议——是不是想甩开他独吞未来喜果而充满了狐疑、不满，甚至是怨恨，“（陈）文密觇之”，且与钱、王走得很近的兵部侍郎韩“（韩）雍亦（陈）文素所不悦者也”（《明史·陈文传》卷168）。所以说“及居宫端，行事鄙猥”的陈文在这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所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也就不难看得出了。他曾是朱见深当皇太子时的老师，李贤也是东宫的老师。两个原本关系并不和谐的老师“众口一词”，这在18虚岁的青年皇帝那里就成了“真理”，尤其是李贤在那时的明宪宗心目中的地位可不一般，所以他的“表态”在极大程度上成为了成化初政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行动的指南。那么究竟为何会这样呢？

要想说明清楚问题，我们很有必要从李贤其人其事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