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成化帝卷：放免罪犯，蠲免赋税

在明朝前期列帝中，明太祖朱元璋即位诏书278字（详见《明太祖实录》卷29），明惠帝朱允炆即位诏书180字（详见谈迁：《国榷》卷11，太祖洪武三十一年，P789；朱鹭：《建文书法拟》前编七），明成祖朱棣即位诏书2000多字（详见《明太宗实录》卷10），明仁宗朱高炽即位诏书2230多字（详见《明仁宗实录》卷1上），明宣宗朱瞻基即位诏书1600多字（《明宣宗实录》卷1），正统帝朱祁镇即位诏书2833字（详见《明英宗实录》卷1），景泰帝朱祁钰即位诏书2600多字（《明英宗实录》卷183，《废帝郕戾王附录》第1），明英宗复辟即位诏书2630字（《明英宗实录》卷274），而明宪宗登基即位诏书就达3600多字（《明宪宗实录》卷1），这是明朝前期8帝中最长的皇帝即位诏书。除文字表达方式因素之外，新皇帝即位诏书的字数在相当程度上与他所面临的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关联。再看明宪宗在43款、3600多字的即位诏书中所涉及的内容，主要围绕和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缓刑慎罚，宽和社会

在总计43款的新皇帝即位诏书中，有一半的款项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譬如：第1款规定：“自天顺八年（1464）正月二十二日昧爽以前，官吏军民人等有犯，除谋反、叛逆、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奴婢杀主、谋故杀人、蛊毒魇魅、毒药杀人、强盗不赦外，其余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罪无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明宪宗实录》卷1）

这一条是沿袭了历代有为之君登基时的常规做法，除了对“十恶”大罪（即对于传统专制社会构成巨大威胁和危害的犯罪）不予赦免外，其他一般性的犯罪均在免于刑事责任追究的范围。

非但如此，明宪宗在诏书中还对于正在服刑的罪犯实行大赦，以此来宽和社会，增强新君登极后的王朝凝聚力。如第2款规定：“自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二日以后，文武官吏、监生、军民人等，有为事问发运砖、运灰、运炭、纳米、做工、摆站、煎盐、炒铁、发充军伴、仪从、膳夫等项，悉还职役宁家。文职官吏有赃者，发回原籍为民，其犯赃罪见问未结，照提未到，并未发觉者，悉从宥免，俾图自新，所司毋得追究，违者罪之。”（《明宪宗实录》卷1）

第3款规定：“天顺元年（1457）正月以后至天顺八年（1464）正月二十二日以前，军官总小旗、将军、力士、校尉、舍余人等有为事发遣各处，充军为民，立功哨瞭，除失机、谋逆、结党、强窃、人命外，其余悉还职役。文职官吏、监生承差犯罪发各处充军者，放回原籍为民。天顺五年（1461）七月初二日以后，在京文职非犯贪淫断发降调及充军为民者，悉送吏部选用。”（《明宪宗实录》卷1）

除此之外，对于目前尚未定罪处置和于律条不载的连坐人犯也予以放免。如诏书第23款规定：“问刑衙门有抄提在官人口，犯该反叛应连坐未给配安置者，开奏定夺。其有律不该载者，悉皆放免。原没官房屋、田产给还住种，照旧纳粮当差。”（《明宪宗实录》卷1）

与于律不载的连坐人犯要予以释放和给还没收了的田产和房屋之政策相应，司法部门从新皇帝登基起也要革除滥刑重罚的新增“条例”（明代中期起对于《大明律》的补充规定），以律科断，严格审判程序。如诏书第34款规定：“凡问囚犯，今后一依《大明律》科断。照例运砖、做工、纳米等项发落，所有条例并宜革去，及不许深文妄引参语，滥及无辜。其有奉旨推问者，必须经由大理寺审录，毋得径自参奏，致有枉人。文职犯赃者，原籍为民，枉法满贯者，照旧充军；军职侵欺枉法满贯者，不许管军管事带俸差操。”（《明宪宗实录》卷1）

针对天顺朝大行“采办”所带来的巨大后患——南方半个中国几乎都有底层民众反抗起义者——这在历代统治者眼里常常视为“盗贼”，成化帝在诏书中巧妙地回避了父皇失政的敏感话题和《大明律》中重点打击的“盗贼”等“十恶大罪”之律条，借着新即位大赦天下的有利时机，昭告南方地区的“盗贼”们：错不在你们身上，而是地方官在采办过程中举措失当，特殊情况来个特殊处理。这在相当程度上化解了南方地区的社会矛盾，其中的第5条规定就曾这么说道：“广东、广西、湖广、四川、江西、浙江、福建、云南、贵州等处贼寇生发，多因官司采买物件、守令不得其人，以致饥寒迫身，不得已而啸聚为盗。情犯虽重，诏书到日，有能悔过自散者，悉宥其罪。听从复业，本分生理，所司加意优恤，勿究前非。户下拖欠税粮等项，悉皆蠲免，仍免杂泛差役三年。”（《明宪宗实录》卷1）

但对于历朝历代重点打击的“十恶大罪”，成化朝还是绝不心慈手软。除此之外，对于常规性案件的处置，成化朝开启时还是强调依照传统的祖制规定行事，禁止越级诉讼。之所以要这么做，一来是为了防止司法程序的紊乱，二来也是为了避免司法行为实施过程中扰民害军。如第22条规定：“今后军民词讼除谋逆外，其余不问轻重情词，悉自下而上陈告，如有僭越赴京者，法司即治以罪，仍将所告情词发回本处问理，不许辄便拟奏，差官出外提解，搅扰军民，违者罪之。”（《明宪宗实录》卷1）

○ 蠲免赋税，宽解民生

蠲免赋税也是历代帝皇登基之初的常规做法，明宪宗也不例外。登基即位诏书的第6条规定：“天顺六年（1462）十二月以前，各处军民人等拖欠税粮子粒、草束、农桑人丁丝绢、门摊商税、户口食盐、米钞诸色课程、盐课、鱼课、差发金银、马匹等项，除已征在官者仍送原定衙门交纳，中间有被水火、盗贼，所在官司告有堪信文凭到部者，悉与除豁；未征之数，俱各蠲免。其成化元年税粮以十分为率，俱免三分。”第7条规定：“天顺七年各处奏报水旱灾伤，曾经巡抚、巡按官员踏勘，明白具奏者，悉与除豁。”（《明宪宗实录》卷1）

上述两条蠲免赋税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已经发生灾荒的，那么对于正在或未来可能要发生灾荒的，明宪宗在诏书的第28款又做了这样的规定：“各处军民饥荒关过赈济仓粮，悉免还官。今后如有荒歉去处军民缺食，有司不必申请，即便赈济。”（《明宪宗实录》卷1）

蠲免赋税说到底就是宽解民生，其实除了上述这些规定外，明宪宗在登基即位诏书中还对简省“采造”、严禁科敛和省工罢役等方面做了一定的政策性要求。

“采造”其实是两个层面的意思，“采”是指“采办”，即明廷派人到地方上去采买物品，或者地方上按例孝敬皇帝老爷，派人押运“土特产”到京；“造”是指制造、烧造、织造，一般由明廷派遣宦官到地方上去监督制造。

明初地方上有上贡香米、人参、葡萄酒等物品孝敬老朱皇帝，但明太祖朱元璋“以为劳民，却之”。洪熙帝登基之初，光禄寺卿井泉上奏说：“按例我朝廷每年要派官上南京去采办玉面狸……”没等井泉说完，朱高炽大声呵斥：“小人不达政体。朕方下诏，尽罢不急之务以息民，岂以口腹细故，失大信耶！”（《明史·食货六》卷82）

因此从明朝前期总体来看，列帝大多比较节俭，宫廷奢靡开启于自我标榜节俭的明英宗。据明代官史记载：“天顺五年（1461）夏四月乙未日，上（指朱祁镇）召内阁臣李贤，谓曰：‘朕自复位以来，每日五鼓初即起，拜天毕阅奏牍，处分讫乃朝庙，方视朝，退朝母后，还宫复阅奏牍，罢进膳饮食，随分未尝拣择，衣服亦随便，虽着布衣，人不以为非天子也。’（李）贤曰：‘如此节俭，益见盛德。上节俭则下民自然富矣。’”（《明英宗实录》卷327）但清代学者在研究明史后却说：“采造之事，累朝侈俭不同。大约靡于英宗，继以宪、武，至世宗、神宗而极。其事目繁琐，征索纷纭。最钜且难者，曰采木。岁造最大者，曰织造、曰烧造。酒醴膳羞则掌之光禄寺，采办成就则工部四司、内监司局或专差职之，柴炭则掌之惜薪司。而最为民害者，率由中官。”（《明史·食货六》卷82）

那么是不是如网上好多小年轻所说的，清代人在给明朝抹黑呢？我们不妨来看看明代官史是怎么记载的：

正统六年（1440）五月己亥条：“行在光禄寺奏：‘新造上用膳亭器皿共307900余件，除令南京工部修造外，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朱红膳盒等件令行在营缮所造。’从之。”（《明英宗实录》卷79，《明史·食货六》卷82）

天顺八年（1461）二月壬子条记载：“户部预拟来岁光禄寺果品物料，凡1268200余斤，俾于诸司府县给办，其数增于旧额几四之一。”（《明宪宗实录》卷2，《明史·食货六》卷82）

从上述两段官史记载中可以看出，明英宗是个极度虚伪的大明皇家败家子，仅光禄寺果品物料就达1268200余斤，而宫廷器皿竟达307900余件，这是何等的奢靡啊！

《明史》在描述明英宗时代的采办时，曾这么说道：“先是仁宗时，令中官镇守边塞，英宗复设各省镇守，又有守备、分守，中官布列天下”，而采办也随之逐渐遍布各地。（《明史·食货六》卷82）

对此，明宪宗在登基即位诏书中专列了6款加以减省或蠲免，如第17条规定：“浙江、江西、福建、陕西、临清镇守内外官员，诏书到日即便回京，其各边镇守内官，正统年间原有者照旧镇守，原无者即便回京，不许稽延。”（《明宪宗实录》卷1）

第18条规定：“差去下番内外官员人等，诏书到日即便回京，原赉钱粮交与镇守等官收贮，随后差人送来。”（《明宪宗实录》卷1）

第13条规定：“南京内府各监局司库成造一应物件及工部成造马槽、马椿等项，诏书至日，悉皆停止；以后缺用，在京该衙门成造，两京成造。光禄寺器皿及喂养牲口槽、锅、桶、磨盘等件，自天顺五年（1461）以前拖欠未完者，悉与蠲免。”（《明宪宗实录》卷1）

第10条规定：“内外各衙门递年坐派柴炭数，多军民采运艰难，宜从樽节，以十分为率，量减五分。天顺七年（1463）十二月以前拖欠未完者，尽行蠲免。其惜薪司抬柴人夫存留二千名，其余放免。易州等厂采运人夫量减三千名，以苏民困。”（《明宪宗实录》卷1）

第19条规定：“各处内外官员人等今后不许进贡马匹、花木、鸟兽、水陆品味及本处所产物件，庶免扰人，违者罪之。”（《明宪宗实录》卷1）(www.xing528.com)

第20条规定：“差去各处采办物件头畜及缉访事情等项内外官员旗校人等，诏书到日，即便回京，敢有延迟者，治罪不饶。”（《明宪宗实录》卷1）

对于织造，明朝前期的规制是这样的：南北“两京织染，内外皆置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明史·食货六》卷82）。洪武时期，“南京有神帛堂、供应机房，苏、杭等府亦各有织染局，岁造有定数”。永乐时期“复设歙县（今安徽歙县，笔者注）织染局。令陕西织造驼毼。正统时，置泉州织造局。天顺四年（明英宗）遣中官往苏、松、杭、嘉、湖五府，于常额外，增造彩缎七千匹”（《明史·食货六》卷82）。工部侍郎翁世资对此有异议，觉得一下子要增造7000匹彩缎，太扰害小民了，于是提出了减省的请求，哪想到一向以遵循祖制和节俭相标榜的天顺帝朱祁镇顿时勃然大怒，严斥翁世贤，并将其投“入锦衣狱，（后）谪衡州知府。增造坐派于此始”（《明史·食货六》卷82）。

成化帝在上台即位诏书中专列第8款，做了减省织造的政策规定：“自天顺七年（1463）十二月终以前，各处岁造织造纻丝、纱、罗、绫、曾经起解，该库验退追陪者，并节次原派浙江等布政司、直隶苏松等府织造改织纻丝、纱、罗等项，及内织染局节次坐派织造。上用供用赏赐，用纻丝、纱、罗、绫、绢、丝线、经纬等件已完者，照数起解；见织未完者，织完解京；已征丝料者，准作岁造之数；未征者，悉皆蠲免；差去内官人等，诏书到日，即便回京，违者罪之。”（《明宪宗实录》卷1）

明初烧造主要是指由江西和浙江等特供明朝宫廷使用的瓷器烧造。明“宣宗始遣中官张善之饶州，造奉先殿几筵龙凤文白瓷祭器，磁州造赵府祭器。逾年，（张）善以罪诛，罢其役。正统元年（1436），浮梁（即指景德镇，笔者注）民进瓷器五万余，偿以钞。禁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诸瓷器，违者罪死。（北京）宫殿告成，（明英宗）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王振以为有璺，遣锦衣指挥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明史·食货六》卷82）。

朱见深在即位之初昭告天下诏书中的第14款对于烧造之事做出专门规定：“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明宪宗实录》卷1）

与皇家烧造有着极大类似的还有军器制造，明宪宗在上台之初也专列一款即第12款做了蠲免减省之规定：“各处卫所季造军器，自天顺七年（1463）十二月终以前拖欠未完者，悉免补造，其关过有司并各卫所自备物料，见数明白，准作天顺八年（1464）以后之数，不许指此因而侵欺，敢有故违者，治以重罪。”（《明宪宗实录》卷1）

采办、进贡、织造、烧造最大的危害就是骚扰地方，祸害百姓，不过还有比之更为严重的，那就是帝国政府时不时地进行各种工程建设。明英宗在正统年间就“以营建宫殿发各监局及轮班匠30000余人、操军36000人供役”（《明英宗实录》卷64），打造太爷爷朱棣时代被一把天火焚烧而尽的北京明皇宫三大殿，劳民伤财。天顺年间朝廷虽说没有搞什么大功大役，但帝国各地的造作工程还是绵延不绝。

对此新即位的成化帝在昭告天下即位诏书中也专列一款即37款，予以严格的限制：“天下军民近年以来贫困已甚，各处一应造作，除修理城垣、仓廒、运河（等项）所司指实具奏定夺外，其余内外衙门并殿宇、寺观、塔庙、房屋、墙垣等项造作一应不急之务，悉皆停罢，与民休息。各衙门不许擅自移文兴工。在外军卫有司非奉朝廷明文，一毫不许擅科，一夫不许擅役，违者重罪不饶。”（《明宪宗实录》卷1）

○ 扩大范围，选拔人才

对于传统社会的君主来说，能否将自己的帝国治理好甚至推向致治的境地，有一个因素很关键，那就是要看他能否扩大范围，真正地选好与用好人才。对此，成化帝在即位诏书的第38款中曾这么说道：“求才宜广，天下官员中有才能出众屈在下僚者，许六部、都察院堂上官举保；民间有经明行修隐于山林者，许府、州、县正官荐举，俱听吏部量材擢用。”（《明宪宗实录》卷1）

在这个规定中，科举为主、荐举为辅的明代官僚人才选拔任用渠道有了一定程度的修整，明确规定才能出众久屈于人下之人才和修隐于山林之间的德行俱佳文化人都可以推荐出来，量材擢用。随后在第39款中规定：“学官有由举人署职九年考满该升，年四十以下有愿会试者听。”（《明宪宗实录》卷1）

○ 重视言官，加强监察

明朝前期列帝大多都比较重视言官监察，帝国政治也由此变得相对比较清明。明英宗当政后由于宠信大珰王振，言官（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监察御史之合称）们若是对王振及其同党的不法行为进行弹劾，都将会遭到残酷的迫害。天顺之初，通过“夺门”之变上台复辟的明英宗对于奸佞小人石亨、曹吉祥等“夺门大功臣”言听计从。御史杨瑄不畏强暴，向明英宗上奏，弹劾石亨、曹吉祥强占民田。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监察御史闻风后也随之连章奏劾。石、曹知道后立即进行反击，将奏劾他们的以杨瑄为代表的言官们与已经在复辟皇帝那里失宠了的“夺门”“军师”徐有贞挂钩起来。盛怒之中的明英宗不分青红皂白地斥责言官们，在贬谪徐有贞的同时，又严惩了杨瑄和张鹏等言官。（《明英宗实录》卷279，《明史·徐有贞传》卷171，《明史·杨瑄传》卷162）虽然后来大多数言官得以官复原职，但自此以后，朝廷言路堵塞不通。

成化帝即位时在登基诏书中专列一款，即第43款规定：“给事中、御史，职当言路，今后凡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军民利病，许直言无隐，文武官员有贪暴奸邪者，务要指陈实迹纠劾；在外从巡按御史、按察司纠劾。”（《明宪宗实录》卷1）

在这项规定中，明宪宗明确讲道：不仅朝廷政事得失，就连天下军民利病诸事都允许言官们直言无隐，并且要求他们继续行使朝廷政治的监督权，以此来加强对官员贪暴奸邪的监察。至于京师之外，明宪宗则继续沿袭祖制，将监察重任主要托付给了各地的巡按御史和各省区的按察司，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革除前朝积弊，稳定成化新朝统治。

○ 释放“奸党”，给还住种

在成化帝的即位诏书中最引人关注的敏感话题可能就要数释放景泰“奸党”分子及其家眷了，这是明英宗复辟上台后大明帝国最大的政治忌讳。或许是为了缓和社会与政治空气，或许是新朝廷班子已真实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朱见深登基即位诏书中的第36款做了这样的规定：“天顺元年（1457）有因奸党充军者，放回原籍为民；其正犯典刑，家属充军者，亦皆放免。房屋、田地入官者，给还住种。其因连累复职调卫者，仍还原卫。”（《明宪宗实录》卷1）

这项规定是讲天顺元年（1457）因被扣上景泰“奸党”分子帽子而被充军或因受其牵连而遭充军的人一律放回，相关的地方官府应该给还已经没收了的房屋、田地予以他们住种。

在诏书的最后，明宪宗还强调，“以上诸条宽恤恩典，诏书到日，有司即便奉行，如有延缓者，以违制论，许巡按御史察究问罪。于戏，体元居正，宜宏经世之规，发政施仁，用锡普天之泽，尚赖宗室、亲王、文武贤臣，协德一心，恭勤乃事，以弼予于至治。诏告中外，咸使闻知。”（《明宪宗实录》卷1）

新皇帝讲了，为了使得天下致治，从诏书到达即日起，有关衙门或机构都必须奉行新诏书的内容行事，否则就按违制罪论处。

雷厉风行，革故鼎新，大明帝国上下耳闻新皇帝即位诏书下达，莫不为之一振。不过上了年纪的人可没这么激动，尤其是朝廷上那些历经数朝风雨的老臣们却有着不同一般的看法：大凡新皇帝上台总要做做样子，就如民间所言“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三把火”一烧完，还有没有下文就难说了。有人说新皇帝已经18虚岁，不太爱说话，是不是怕见人？可另外一些朝臣却不认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新皇帝不爱说话，说明他少年老成，保不准将来是个中兴之主呢？……正当大明朝廷内外对新天子有着万般猜测之际，礼部尚书姚夔等人可坐不住了，就在成化帝登基即位诏书发布后的第二天，也就是明英宗驾崩后的“头七”那天，他代表礼部向朱见深上奏，说：“兹者大行皇帝丧礼成服已毕，恭惟皇上嗣登大宝之初，万几所系，宜少节哀情，请于西角门视事。”新皇帝接奏后当即回答道：“朕不忍遽出，待二月朔（初一）可也。”（《明宪宗实录》卷1）也就是说还要守丧一周，新皇帝才出去临朝。

但大明帝国的家国大事可不能不处理啊。成化帝登基即位诏书发布后的第三天，“迤北马可古儿吉思王子及其太师孛来遣知院满都平章朵罗秃等来朝，凡千人，贡马三千有奇，满都等七十九人乞授官职”。新皇帝命令按例升赏。（《明宪宗实录》卷1）

第四天即天顺八年（1464）正月二十五日，广西都指挥佥事邢斌、巡抚四川左佥都御史陈泰、镇守陕西少监黄沁等相继上奏：广西梧州、四川广安和陕西岷州等地发生叛乱。新皇帝接奏后敕命兵部计议或移文当地总兵官或守备率军抚捕。（《明宪宗实录》卷1）而就在这同一天，有人上奏：“天顺朝末年，江西按察使张蓥在上疏朝廷的奏章里头，将原本应该列名为‘先都司、次布政司、次按察司’的次序给搞乱了，先皇帝当时勃然大怒，下令将张蓥逮到北京来治罪。现在法司部门已拟定赎罪，赎罪完毕，张蓥当回江西去复职。可陛下新登极，大赦天下，不知对张蓥该如何处理？”朱见深答复：“既大赦天下，张蓥的罪也该赦免了！”（《明宪宗实录》卷1）

第五天即天顺八年（1464）正月二十六日，有个都察院官转达了锦衣卫的上疏奏请：“天顺初年，左副都御史罗绮因科道官所劾而降为广西右参政，后在顺路回家居住期间，因与本州同知龙约私下论及当朝天子对大珰王振念念不忘——居然“用香木鐖已死太监王振形葬之”，罗绮当即评论其为朝廷失政，不曾想到让偷听者给告发了。先皇帝发怒，‘差官械（罗）绮，并籍其财产、人口至京，命法司会问，拟绮唱造妖言律，斩监候处决，所籍财产入官，丁壮发充军，妇女送浣衣局，绮系狱者八年，至是遇赦’。请问皇帝陛下，对于罗绮这样的人该如何处置？”明宪宗下令：“发广西为事右参政罗绮为民，给还原抄没人口房屋。”（《明宪宗实录》卷1）

第六天即天顺八年（1464）正月二十七日，叔祖襄王朱瞻墡即那个时时刻刻都紧密团结在以明英宗为首的朝廷中央周围的马屁精上奏侄孙皇帝朱见深，说：“近来听说陛下您的姐姐重庆公主和大弟弟德王朱见潾等不是远嫁了，就是前往自己的藩邸，一句话，都一一居于外府第。但小臣由此想到郕府王妃（即景泰帝的原配）还住在北京城内，其间往来朝谒恐有未便，请迁别所为宜。”朱瞻墡以为这下又能好好地拍一拍当今天下第一人的马屁了，可没想到的是侄孙皇帝却是这样回答他的：“叔祖所言极是，只是郕王妃寡居，孤女未嫁，自西内迁居外第，倘若再将她们迁徙别处，可谓无所依归了，以朕之见，就不要叫她们再迁徙了。”（《明宪宗实录》卷1）

同天，协同镇守宁远通州卫带俸都指挥佥事张俊坐赃罪，按律当谪戍。明宪宗接奏后下令宽宥，将他“降为指挥同知，调山西威远卫带俸差操”。又是这一天，辽东三万卫指挥佥事葛英等4人“以失机坐死”罪，成化帝闻奏后敕命宥死，“俱降三级”（《明宪宗实录》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