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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帝国之成化帝:全2册

时间:2023-10-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 天顺朝烂摊“景观”之二:始终不渝地爱着大珰王振等不男不女之人要说天顺时期的弊政和祸害还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宦官受宠。○ 天顺朝烂摊“景观”之四:矿课肆行,国富民贫宫廷皇室领头广占田地、设立庄田,明朝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

大明帝国之成化帝:全2册

其实,不仅仅是皇太子兄弟、皇后和皇妃们,就连他们的大家长天顺帝朱祁镇,一旦想起这等窝心事,也会唏嘘不已,甚至有时还会冷汗直冒。先前他总以为,那些没了男人命根子的人就不会有常人的那种非分欲望,是最为可靠的人,谁曾想到他们却是这样对待自己的皇帝的。看来啊,还是锦衣卫最好,想当年正统时期将一个个“违法乱纪”的高级官员之“画皮”给撕下来,还不是靠了马顺等忠实可靠的锦衣卫领导与骨干的卖力工作(《明史·宦官一·王振传》卷304);检举揭发于谦、王文等“朋奸恶党”图为不轨,甚至“谋反”,那也是由锦衣卫出了大力(《明英宗实录》卷274);再说石亨、石彪叔侄“肆为怨谤,潜谋不轨”(《明英宗实录》卷311),最终还是靠了锦衣卫指挥同知逯杲死力伺察,朝廷才得以及时发现;更别说那一提起就让人心跳到嗓子口的曹氏之乱,想当初也是由逯杲等锦衣卫头目最先发现他们不轨之端倪。(《明英宗实录》卷329)

○ 天顺朝烂摊“景观”之一:锦衣卫猖獗

接二连三的政治变故给皇太子朱见深的父皇天顺帝太多的震惊,让他一静下心来就会有岌岌可危之感,唯恐底下朝臣朋比为奸,图谋不轨,偷天换日,也为了避免重蹈景泰覆辙,他便“倚锦衣官校为耳目”(《明史·佞幸·门达传》卷307),日夜伺察群臣。

正因为天顺年间帝国最高领导人有着这般特别的心态与喜好,锦衣卫才愈发大胆和猖狂。他们无中生有,大行告讦,在得到天顺帝首肯之后,往往无罪生有,小罪重罚,动辄将人送入诏狱,由此使得人间地狱——诏狱被赋予了一个更新的含义,成为了人满为患的“犯事”官民生死集散地。也正因为被打入诏狱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天顺六年(1462)八月,即平定曹吉祥、曹钦之乱一年后,为防止发生意外,锦衣卫都指挥佥事门达请求明英宗,增高锦衣卫狱城墙。(《明英宗实录》卷343)而后他又上请,利用北京城西武邑库空地扩建锦衣卫狱房。天顺帝皆予以允准,并令工部督官建房。(《明英宗实录》卷344,《明史·佞幸·门达传》卷307)

○ 天顺朝烂摊“景观”之二:始终不渝地爱着大珰王振等不男不女之人

要说天顺时期的弊政和祸害还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宦官受宠。

宦官擅权曾在正统时期产生了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那就是明英宗在大珰王振的蛊惑下贸然御驾亲征,数十万随驾亲征队伍全军覆没,连堂堂大明天子都当了瓦剌人的俘虏。按理说,这样的教训够深刻的了,可昏庸的明英宗朱祁镇在经历了一年的俘虏生涯和7年的软禁生活后却并没有因此而彻底醒悟。恰恰相反,他依然心心挂念着自己的“好父师”王振。天顺元年(1457)十月,朱祁镇因“悯念”而下令葬祭王振,并高度评价他“恭勤、端谨”(《明英宗实录》卷283)。谁要是说了有关“王先生”的不好听的话,他就跟谁急。广西右参政罗绮在听说明英宗令人用香木雕刻成王振模样而将其礼葬的消息后,曾带着轻蔑的口吻苦笑道:“这是朝廷失政啊!”就因为说了这么一句话,明英宗获悉后立即下令,将罗绮等下大狱,并籍没其家。(《明英宗实录》卷288)

天顺朝开启后,昏庸之主的如此之举寓意着什么?暂且不说时时刻刻保持着高度政治意识的大明朝廷内外的“公务员”们,连那时据说已经跳出六尘外的出家人也看得一清二楚。为了能与中央朝廷保持高度的一致,天顺三年(1459)正月,僧录司右觉义兼智化寺住持僧然胜上章奏请:“故太监王振有功社稷,赐祠额名‘旌忠’,已立‘旌忠’碑于祠前,乞赐赠谥,实万世旌忠之劝。”明英宗闻奏后龙颜大悦,令礼部议行之。(《明英宗实录》卷299)

一个死去了的祸国殃民的大奸恶到了天顺朝立即变成了朝廷旌表的“大忠臣”,人人得而诛之的大妖孽不仅成了复辟皇帝眼里的“大英雄”,而且还为他招魂祭葬,天顺朝真是个大魔镜,使人变成了鬼,使鬼变成了人!

势态的恶化至此还仅仅是开了个头,在昏聩无能的朱祁镇统治下,曾经被景泰朝严抑的宦官势力再次猖獗起来。对此,清代学者曾这么说道:“英宗始任王振,继任(曹)吉祥,凡两致祸乱。其他宦者若跛儿干、亦失哈、喜宁、韦力转、牛玉之属,率凶狡。”(《明史·宦官一·曹吉祥传》卷304)

○ 天顺朝烂摊“景观”之三:皇庄林立,土地兼并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里“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诬民占,请案治。比案问得实,帝(指明英宗)命还之民者非一。乃下诏禁夺民田及奏请畿内地。然权贵宗室庄田坟茔,或赐或请,不可胜计”(《明史·食货一·田制》卷77)。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身为天子应以四海为家,可天顺帝却不明是非地接受近侍的馊主意,设立多处皇庄,正式开启了明代历史上的皇庄经济。皇庄最早出现是在洪熙时,“有仁寿宫庄,其后又有清宁、未央宫庄”。但那时还零零碎碎,到了天顺朝时,明英宗干脆来了个大手笔。天顺三年(1459)四月,“以诸王未出阁,供用浩繁,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明史·食货一·田制》卷77,《明英宗实录》卷302)。

其实这些皇庄虽说是皇帝家私人所有,但实际经营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宫廷宦官等来完成。而宦官在这过程中又乘机强占土地为己有,或献给皇帝,争取更多的权势利益。正统六年(1441)三月,御马监故太监刘顺家人上奏,请将刘顺在世时获得皇帝钦赐和自置的庄田、塌房、果园、草场共26所,及草场等10所,计地468顷献出,进献由此而始。“宦官之田,则自尹奉、喜宁始。”天顺二年(1458)十月,明英宗以已故太监马旺庄田赐予太监裴当。(《明英宗实录》卷296)“宪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其后庄田遍郡县。”(《明史·食货一·田制》卷77)

○ 天顺朝烂摊“景观”之四:矿课肆行,国富民贫(www.xing528.com)

宫廷皇室领头广占田地、设立庄田,明朝土地兼并问题愈演愈烈。对于这样的格局所带来的巨大危害,自视天命所顺的明英宗却浑然不觉。不仅如此,不断膨胀的宫廷与帝国政府开支又促使他将眼光盯向了采矿经济,即“坑冶之课”。明代坑冶之课有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而金银矿最为民害”(《明史·食货五·坑冶志》卷81)。

正因为如此,明朝前期列帝对于金银矿开设及其课税都有着很多的限制,正统年间福建、浙江发生矿徒起义就是因为课税太重的缘故。景泰之初,曾将其关闭,后虽复开,但将浙江银场并入福建,这样也就缩小了危害的范围。明英宗复辟后又开始扩大,天顺四年(1460)皇帝朱祁镇命“中官罗永之浙江,罗珪之云南,冯让之福建,何能之四川。课额浙、闽大略如旧,云南十万两有奇,四川万三千有奇,总十八万三千有奇”(《明史·食货五·坑冶志》卷81)。虽说天顺帝个人似乎是十分节俭,但至此我们看到一个自诩为“天命所顺”的君主已不知不觉地将他的魔爪伸到了祖宗限定范围之外更广的区域,榨取了更多的民脂民膏。明朝中期的诸多经济病症就是在这个“天顺”君主绝对专制时代开始形成的。

○ 天顺朝烂摊“景观”之五:军事战斗力再次下降,“河套之患”遂成

更为糟糕的是,在军事方面自天顺帝复辟上台后,诛杀于谦等所谓的“奸党”,废除景泰“新政”,罢黜团营制,恢复被时代淘汰的“三大营制”,使得本来已经开始走上“富国强兵”中兴之路的大明帝国又倒退了回去。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天顺帝秉承明初两祖(明太祖、明成祖)“右武抑文”的衣钵或受锦衣卫指挥佥事吕贵的“武臣不易犯……独文吏易裁耳”的谬论之影响,将帝国整饬吏治的重点锁定在文臣官僚身上,对武臣违法乱纪则予以十分的宽容,哪怕是充分掌握了他们的犯罪证据,天顺帝在很多情况下都要加以宽宥,即使是到了从严治理贪淫的天顺末期也是如此。如,天顺七年(1463)三月,宁夏协同守备西路署都指挥冯纪坐挟势预支廪米,操备都指挥刘英与他的干儿子媳妇通奸。陕西按察司将之上报给朝廷。天顺帝下诏给巡按御史执问,镇守太监王清、总兵官都督同知张泰获悉后上奏说:边情警急,乞俟宁息之日就逮。皇帝朱祁镇就此再也不闻不问。(《明英宗实录》卷350)

天顺帝对军官们的格外开恩,不仅仅纵容了他们作奸犯科和违反乱纪,而且还大大削弱了大明军事战斗力和国防力。

天顺时期大明军事国防力大倒退的第二个方面主要体现就在于“河套之患”也在此时形成了。景泰时期虽然北疆虏寇未靖,但由于皇帝朱祁钰用人得当,兵部尚书于谦指挥调度正确,整个北疆终无大患,基本上恢复到了宣德与正统交替时期的状态。但自明英宗复辟上台后,重新崛起的鞑靼在首领孛来率领下,联合毛里孩经常南下骚扰大明北疆。复辟皇帝虽然屡遣大将军统军出征,但败多胜少。天顺三年(1459)石彪受命西征,大败北虏,为大明帝国挣回了一点脸面。但没想到这位石将军后来居然与叔叔石亨“图谋不轨”,终为天顺所灭。

大约自石氏叔侄败亡之际起,鞑靼孛来与毛里孩等部又屡次南犯大明北疆,(《明英宗实录》卷318)间或西侵三边之地,不时使用乞和把戏,借着朝贡的名义逐渐定居河套,然后又冷不丁地出来大肆劫掠,大明历史上的“河套之患”由此而始逐渐形成。(《明英宗实录》卷333,本书第4章将详述)

○ 天顺朝烂摊“景观”之六:腹心不安,诸司缺官

除了北疆新患,天顺末年大明还出现了大面积的社会治安问题。据天顺八年(1464)四月(即明英宗死后3个月,笔者注)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马昂等人上奏所言:“近良乡、涿州、真定、保定天津武清等处直抵南京一带(相当于现在人们所说的中国腹心地区京沪一线,笔者注),水陆二路盗贼成群,夜则明火持杖,劫掠居民财物;昼则阻截路道,肆为强劫,商旅不通,甚至杀伤人命,无所忌惮。所在巡捕官略不加意缉捕,禁令废弛,莫此为甚。”(《明宪宗实录》卷4)

造成这样不堪情势的原因纵然有很多,但复辟皇帝治下的政治混乱不能不说是天顺末年帝国社会治安大面积出问题的一个主要缘由。就在兵部尚书马昂向新天子成化帝上奏的同一天,负责朝廷纪律监察的监察御史章璠上言说:“天下诸司缺官有三二年、五六年未补者,皆其官吏夤缘为奸,不具员缺奏请,是以选人多所壅滞。乞谕吏部下诸司,继自今有缺,每月奏报。违者论以法。”(《明宪宗实录》卷4)

无需更多的例证,上述诸方面就足以使我们看到,复辟上台后的明英宗在治国平天下方面做得很不合格、很不称职。虽然讨了个大便宜再次上台当政,虽然自身也算尽心尽职地恪守祖制和君道,但作为大一统帝国的君主,朱祁镇实在是能力与水平有限,他治下的大明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暂且不说别的,就帝国衙门里的官员缺额居然两三年、五六年不补,这事本身就荒唐透顶。明英宗的如此作为在天顺时期连头带尾持续了7年,可能连上苍也看不下去了,终于在天顺八年(1464)年初让他归天而去。

那么,归天前天顺帝对于自己的治国理政之失是否有所意识?我们不妨先来看看他的遗嘱和遗诏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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