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郊轨道交通核心区城市设计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专门针对轨道交通进行城市设计评价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本章节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一般城市设计评价和轨道交通站域城市设计两方面。

1）一般城市设计评价

由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设计的评价重点已经从方案设计阶段转向具体实施阶段，并侧重于建构综合评价体系。从总体上看，专门针对城市设计方案评价方法的研究较少，即使有少量研究也都侧重于评价框架的理论，真正有实践的评价相对较少。我国尽管并没有把城市设计列入法定规划内容，但是在城市规划的各个阶段，城市设计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穿插于城市规划的全过程。而城市设计的方案评选通常由城市管理部门或开发部门邀请相关学科的专家，通过专业评分，比选出最佳方案。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放缓，原来的增量规划逐渐向存量规划过渡，城市设计日益受到重视，2016年8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城市设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表明我国已经正式把城市设计列入国家部门规章，许多学者也将国外先进的规划评估方法引入国内，推动了我国城市设计评价研究的发展。

城市设计的评价研究主要包括评价方法研究和评价标准研究。

（1）评价方法研究

国外对城市设计方案的评价方法主要来源于城市规划方案评价研究，评价的标准和内容并不一致，根据评价人员的经验存在差异。评价内容基本包括三部分：基于功能美学的规划选择的主要内容；规划具体实施措施，比较重视具体实施指标；规划实施后的具体现实影响。这种评价方式的不足在于评价标准的影响因子很多，缺乏各个子系统的内部逻辑联系，而优点是包容性强，适用范围较广。

纳撒尼尔·利奇菲尔德（Nathaniel Lichfield）将经济学中的成本效益分析的概念引入了城市规划，并进一步发展为“社会影响分析与评价”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分析城市空间变化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再分配现象，如土地资源升值、基础建设投资等，来评价规划方案的优劣。这种评价方法使规划人员能够更容易地了解规划方案，并进一步了解该规划的影响，从而为完善方案提供一个科学和合理的方向。其流程为：对城市规划方案进行分析和研究，对得出的结论进行比较，确定较优设计方案，方案实施，比较方案实施效果，对方案的实际影响进行评价[10]。

库德斯（Curdes）提出了“规划方案比较评估”（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professional evaluation）。该评价方法指出评价项目有一定的条件限制：①城市规划应该是一个逻辑的生成过程；②城市规划应注意公众参与；③城市规划应体现项目评价中涉及的城市设计的内容[11]。

爱德华·J.凯泽（Edward J.Kaiser）提出规划方案评价的关键一是在于全面衡量各方利益，二是将规划方案负面影响降低到各方都能接受的程度，并指出规划评价方法主要有采纳前评价和采纳后评价两类[12]。

李德华从城市总体布局的角度提出了“方案评定”的概念，基于对巴西利亚、嘉兴市、衡水市等城市的总体布局方案比较，阐述了在评价城市规划方案时采纳各方意见，注重使用者参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13]。

刘云月、刘颖对国内的规划项目评价体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基于概念、方法以及现有的问题与难点和有关实践方面进行了研究[14]。

宋彦等基于规划方案的递进式完善模式，分析了国外规划项目评估的发展，并针对北美若干城市进行了规划评估实践[15]。

王郁等基于对国内城市规划决策制度的研究，提出增加城市规划项目决策阶段的非正式咨询型听证[16]。

唐凯认为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的需要，需要不断完善城市规划的制定、决策、执行和评价、反馈、修订程序，以促进城市规划的可持续发展[17]。

黄金、董恬提出了规划方案评估应当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即规划方案全面性评估、规划方案内容评估和规划实施效果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城市规划在决策、编制和执行上的全方位全流程评估框架[18]。

（2）评价标准研究

尽管西方许多学者关于“什么是好的城市设计”或“该如何设计才是好的城市”的论著或观点五花八门、百花齐放，但是科学合理的城市设计标准都是国外发达国家城市设计长期实施的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评价标准包括：

1970年，美国旧金山基于城市设计实践，首先提出了城市设计的“十项原则”或“基本概念”[19]，包括了舒适、视觉趣味、活动、清晰和便利、特色、空间的确定性、视景原则、多样性/对比、协调、尺度与格局。

1981年，凯文·林奇提出了五项“执行尺度”，包括活力、感觉、适合、易接近性、控制。同时，他亦将评价城市形态的价值标准划分为四组：具有强大作用的价值标准、带有期望性的价值标准、非常弱势的价值标准、隐性的价值标准[20]。

1987年，亚历山大在《一种新的城市设计理论》中，从城市整体性出发总结了7条城市设计方法原则，涉及发展模式、整体意识、公共空间营造、大型建筑设计等内容[21]。

1997年，W.C.巴尔（W.C.Baer）指出规划方案评价的标准不应是一成不变的，不存在一个通用的评价标准，评价者应当随方案的不同选取不同的标准，现有的标准只能作为参考和指导[22]。

迈克尔·索思沃思（Micheal Southworth）曾收集美国自1972年以来138个城市设计的实例资料，将人的基本需求大致归纳为若干大类：结构及其清晰度、多样性、形式、协调与和谐、舒适与便利、开放性、可达性、社会性、健康安全、平等、历史保护、维护能力、活力、适应性、自然保护、含义和控制等，并基于此提出环境质量对人的影响[23]。

1990年，庞特则提供了由他介绍的9名著名作家提炼出来的“城市设计的十大诫条”，即场所的营造、与历史背景的关系、生命力、公共通道、尺度、清晰度、适应能力、刺激性、安全性、公共进程和效能等标准[24]。

在德国，格哈德·库德斯（Gerhard Curdes）的《城市形态结构设计》中列举了常用的城市规划设计方案评价标准[25]。包括：城市规划理念（规划方案在遇到外界变化时的持续性），建筑物的质量（独立性、周全性），交通连接的质量，开敞空间和绿地方案的质量，生态利益的重视程度，照明标准、间距和规划法规的遵守状况，停车场，其他现状和任务的相关方面，各阶段的实现和可实施性，费用、资助能力等相对广泛的内容。

在国内的研究中，李德华介绍的总体规划方案评价，主要涉及地理与地质、占地与动迁、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居住用地组织、防灾、市政、总体布局、城市造价等内容[13]。

于洋阐述了国外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内容、特点以及修订过程，给出了评价流程与参考指标[26]。

金勇基于规划周期，提出城市环境公共价值与公共空间质量评价方法[27]。

毛开宇总结了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的10个评价因子，为构建评价框架和参数设定提供了参考，并基于时效性评价给出了“城市设计综合影响评价指标系统列表”[23]。

2）轨道交通车站站域城市设计

国外对于轨道交通站域的城市设计研究主要针对不同类型的轨道交通车站所带来的对周边空间环境现状的实际影响，并基于站点周边土地复合型开发模式、TOD紧凑式轨道交通站点综合体开发模式以及城市空间重组理论，研究轨道交通站点对其周边区域的城市形态发展变迁的重要影响。(www.xing528.com)

P.C.乔治（P.C.George）通过对美国景观设计师参与设计的代表性轨道交通站点和高架线路的研究，指出了轨道交通对城市景观空间的影响[28]。

D.凯尔博（D.Kelbaugh）等在《步行口袋手册》中首次提出“以公交为导向的发展”的思想[29]。

J.K.科尔夫（J.K.Korf）和M.德梅斯凯（M.Demetsky）应用罗吉特模型（Logit Model），依据车站所在地区特性将车站分为五类：①城市中心区车站；②高密度住宅区车站；③住宅使用为多、少数商业使用地区的车站；④商业使用为多、少数住宅使用地区的车站；⑤住宅稀少及未开发使用的车站[30]。

罗伯特·切尔韦罗（R.Cervero）分析了北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土地利用和发展的影响，轨道交通整合步行商业街成为城市中心区重建和发展的潜在动力[31]。

罗伯特·切尔韦罗提出了TOD开发的“3D”原则[32]。

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在《小小地球上的城市》（Cities for a small planet）中针对社会、环境、城市设计提出了“紧凑城市”的构想，要求摒弃单一功能的开发和汽车的主导地位。其开发基于公共交通站点商业功能与社交功能，它是一种新型的基于车站的邻里模式，可以承担各种层面的活动需求[33]。

H.普里莫斯（H.Priemus）和R.康宁（R.Konings）认为荷兰轻轨建设带来城市复兴机遇，轻轨有效耦合城市物理和空间边界，促进公共交通、居住区开发和城市活力之间的协调发展[34]。

G.B.阿林顿（G.B.Arrington）论述过去20年轻轨交通融入到TOD模式中，对美国城市形态、社区结构重组产生的巨大影响[35]。

贾斯汀·雅各布斯（Justin Jacobson）和安·福赛斯（Ann Forsyth）分析了美国7个TOD项目的城市设计，并提出将来的TOD项目应关注于开发过程、空间预留及完善设施[36]。

J.A.M.冈卡尔维斯（J.A.M.Gonçalves）、L.S.波图加尔（L.S.Portugal）和C.D.大西（C.D.Nassi）研究了轨道交通沿线居住区的配套设施基于轨道交通站点的协调方法，阐述了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环境品质的提升可以优化车站服务并吸引更多居民的使用[37]。

H.宋（Sung）和J.T.欧（J.T.Oh）对韩国首尔轨道交通站场的研究验证了站场区域TOD模式的适用性，论述了轨道交通站场周边土地使用、街道网络重组对城市环境影响的重要性[38]。

蔡蔚、韩国军、叶霞飞等基于轨道交通站点与其周边的既有建筑所构成的站点区域空间，分析了把尺度和形式大相径庭的空间结合为一体的方法，并总结了国外在此方面的先进经验[39]。

冯磊、叶霞飞从修建时期、车道情况、相交线路条件等层次，分析了东京市区范围内轨道交通线路高架下的地块用地功能，调研了上海市轨道交通3号线高架下的地块用地功能，同时完善了上海市轨道交通线路高架下的地块用地功能布局设置方法体系[40]。

赖志敏从宏观角度上研究了基于城市形态的轨道交通站点片区城市设计方法，以及从微观层面分析了车站及其周边的综合开发方法，尤其是从城市设计要素角度，以大量实际成功案例分析为依托，研究能够对开发实践产生积极影响的城市设计控制策略[41]。

杨樊通过比较国内外轨道交通开发模式的差异，并基于对北京市轨道交通及其周边的用地功能的研究，论证了轨道交通及其周边地块需由规划指导的必要性，并基于轨道交通车站区域用地功能布局现状提出轨道交通沿线用地功能布局原则[42]。

顾保南、周春燕、周建军等基于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建筑的布局模式的分类，构建量化模型，模拟各类不同空间布局下的乘客出行时间。再进一步分析论证了轨道交通站点及其周边的建筑布局模式的不同会造成较大的社会总体成本差别，并基于对上海轨道交通站点及其周边建筑设置的现实状况，阐述了当下国内轨道交通站点及其周边建筑布局模式的不合理与不经济。最后，对国内大城市相关部门提出了重视轨道交通站点及其周边建筑布局模式的建议，并给出了合理的建筑布局指导原则[43]。

王敏洁阐述了轨道交通站点综合体这一站点开发模式的可能性及其优点，并从城市设计的角度将二者结合，再结合上海轨道交通车站建筑的实际情况及发展方向深入研究了这一模式的具体实施方法[44]。

赵晶基于场地要求、城市形态、建设强度和功能复合，针对国内的实际情况分析研究了TOD模式在国内的实施方法，并给出了基于TOD模式的居住、商业和交通三者复合开发方法的流程，进一步构建了针对TOD模式开发的社会效益评价框架[45]。

梁正、陈水英基于国内轨道交通发展的趋势和特点为背景入手，并结合基本概念、类型划分等对轨道交通站点及其周边的建设进行初步探究，并基于三个具有特色的具体站点规划案例对其进行分析介绍[46]。

李松涛探讨了高速铁路客运站结合土地利用的站区布局，针对其与城市形态的关系，进一步研究以客运站为中心的站区空间形态及其分类。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从经济层面、人口因素、城市等级等方面研究分析了若干城市的客运站区，并对客运站区进行了分类与解释[47]。

卢济威等提出了以轨道交通站点为核心的城市片区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可持续的合适契机，其所带来的巨大人气能促进片区功能充分发挥，促使片区创新要素发挥作用，形成以公共交通先行的高效开发模式，进而完成经济的持续循环。在分析协调发展的国内外经验的同时，提出了城市形态的发展方向并分析了城市设计促进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优点[48]。

王志成给出了评估方法用以对轨道交通站点及其周边片区的城市设计进行合理评价，对北京市区中心几处轨道交通站点及其周边区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给出了轨道交通站点及其周边区域的设计方法以及分类，讨论了各类要素，并初步提出了基于轨道交通站点核心区的设计框架[49]。

张雁基于对国内外轨道交通站点建设经验的总结分析，提出了上海市轨道交通发展历史进程，结合实际案例对其周边的土地利用进行分析，讨论了站点及其周边的用地功能与站点地区的城市设计方法，并基于上海市轨道交通站点现状，给出了合理的开发模式[50]。

张乐彦研究了以轨道交通站点主的城市重要地段的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管理的相互关系，以及保证其落实的具体程序与主要内容，具有指导意义和社会效益，并以上海市地铁10号线四川北路站及其周边区域的城市设计为例[51]。

王兆辰从整体和局部为出发点，深入地探讨了城市轨道交通对北京城市形态至局部空间的影响，进一步讨论了TOD模式下站点核心区的相关城市设计要素分类，并给出了其一定的设计控制因素与设计上的不同侧重点。再基于城市设计流程，构建了一种TOD模式下轨道交通站点核心区的城市设计体系，并以北京市轨道交通9号线花乡站核心区为例，将基于TOD模式下的城市设计体系实际应用到现实项目[52]。

曹玮研究了基于用地规划与道路交通规划以及城市设计互相协调的出行需求对用地功能的影响和土地利用性质对道路交通的导向，并以南京市轨道交通二号线东延线站点附近区域土地利用与轨道交通一体化为例进行实证研究[53]。

谢屾对轨道交通车站核心区城市形态和车站周边土地利用性质进行分界，提出了各种站点周边空间布局模式，再以南京市不同性质的轨道交通车站进行分析，阐述了不同站点现有的空间组织不合理，进而针对现有的不合理空间组织分多层面提出修改意见和具体措施，最终根据修改结果归纳总结出四种站点的空间组织模式[54]。

杨燕、顾保南以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接驳空间为切入点，从与周边建筑结合的概念、与周边建筑结合的模式以及结合方案评价方法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