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代理人购买职业教育产品数量和质量而获得预算最大化的分析,委托人要想得到又多又好的职业教育产品,就要加强对代理人的激励和监控,在预算契约设计中,将激励机制和监控机制结合起来。
(一)每单位职业教育产品的数量价格β与监控信号c的关系
委托人(消费者集团)对代理人进行监控的方式很多,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对代理人进行绩效评价是最有效的监控方式之一。随着监控信号c的精度提高,方差 下降,由式(6-14)可知,γ增加,而β下降,说明随着监控信号精度的提高,也就是职业教育产品质量的提高,按职业教育质量支付报酬的比例增加,说明消费者更倾向于更高质量的职业教育产品。当监控信号的方差趋于零时,最佳分享为3=0,γ→1。这时,根据式(6-2)可知设计预算契约应该以监控信号提供的信息为依据,也就是目前讨论最热烈的绩效预算,根据取得的绩效来确定预算拨款数量。相反,当监控信号的方差趋于无穷大时,则有β=1,γ→0,这时设计预算契约应该以产出提供的信息为依据,这与传统预算体制下的“基数+增长”的拨款模式有些相似,这里的产出单纯以接受职业教育或职业培训的学生数量来度量,而不考虑这些学生的质量。实践中,财政部门按学生数量乘以生均拨款来确定拨款数量,就是这种预算契约思想的体现。而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式(6-14)说明了如何将激励机制和监控机制结合起来用于预算契约设计。
β和γ之间的“此消彼长”,说明了按照数量拨款和按照质量拨款在预算契约设计中是相互关联的,因为预算总数是一定的。在γ趋于零的极端情况下,购买每单位职业教育产品数量的价格β的大小就只由代理人的风险厌恶程度ρ和环境风险的大小σ来确定了,而当γ趋于1时,购买每单位职业教育产品数量的价格β为0,这时的预算契约只依据监控提供的信息。
(二)激励和监控对代理人努力程度b的影响
根据式(6-10),只要β和γ都大于零,两者都会增加代理人的努力程度b,这说明按照购买职业教育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确定预算份额,都能诱导或激发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如果委托人(消费者集团)希望代理人(政府)的努力程度达到一定的水平,在监控能力较弱时,就需要增加该买职业教育产品数量的价格β以激励代理人;反之,当β=0时,则依据监控信号来确定预算份额。
(三)增加固定预算份额不能激发代理人努力程度b
固定预算份额可以理解为代理人(政府)为维持日常正常运转所需的最低预算资金。从式(6-10)可知,固定预算份额α对代理人的努力程度没有激励作用。特别地,当β和γ都为零时,代理人的努力成为b=0,说明代理人在既没有购买职业服务数量的预算,又没有购买职业教育产品质量的预算时,代理人不会去购买任何职业教育产品。虽然固定预算对激励代理人努力程度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并不意味着在预算契约设计中可以不需要固定预算。由式(6-7)和式(6-11)可知,只有代理人的固定预算至少达到式(6-11)的要求,代理人才愿意接受委托人所提供的预算方案,也就是代理人需要必要的工作场所、设备等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代理人才能按委托人的要求去采购职业教育产品。否则委托人(消费者集团)与代理人(政府部门)不可能达成合作契约,也就是说,政府部门不会为消费者集团进行职业教育产品的供给决策,消费者集团也因此不能享受到从消费职业教育产品中带来的好处。
(四)监控措施对代理人可能会产生的负面影响
当委托人引进监控措施,如对代理人进行绩效评价,可能会给代理人带来效用损失[10]。由此可能导致代理人拒绝与委托人合作。对于这种情况,委托人可能需要补偿由于采取这些监控措施而引起代理人的效用损失,比如,委托人给代理人提供额外补贴,以增加对代理人的吸引力。用这样的方法还可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因为委托人通过提供额外补贴,代理人就有动机来解释他努力程度的信息,以证明他应该得到这个额外补贴。
[1]拉丰,马赫蒂摩.激励理论(第一卷):委托代理模型[M].陈志俊,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7.(www.xing528.com)
[2]方福前.公共选择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48.
[3]拉丰,马赫蒂摩.激励理论(第一卷):委托—代理模型[M].陈志俊,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11.
[4]李成威.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评价与激励[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209。
[5]其实q、c和b之间不一定就是线性关系,实践中非线性支付函数并不比线性支付函数好,所以我们假设支付函数为线性关系。参见唐清泉.信息不对称下的激励与监控的模型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120-122.
[6] 假设征收的税收全部用于职业教育方面的预算,中间没有税收损失和任何费用,所以T=B。
[7]βq+γc可以理解为依据绩效水平进行拨款,如美国对高等教育的绩效拨款法。
[8] Bamberg G,Spremann K.Implications of constant risk aversion[J].Operations Research,1981(25):205-224.
[9] 唐清泉.信息不对称下的激励与监控的模型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2):122.
[10] Greenwald B C,Joseph E S.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the new theory of the firm :Finance constraints and risk behavior [J]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0(80):160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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