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教育类似,职业教育收益是指通过该层次的教育活动使个人和社会获得益处,这种益处既包括经济收益,也包括非经济收益。职业教育的经济收益是指职业教育在经济意义上的收益,这种收益主要表现在个人和社会通过该层次教育活动所能多获得的货币收入。职业教育的非经济收益是指职业教育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除经济利益以外的收获,如职业教育给个人带来的人生体验、社会地位等满足程度的提高;职业教育满足了一部分人对技能或技术的兴趣爱好,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或探索心理;职业教育提高了人们的素质、为下一代带来了好的环境等等方面,不一而足。职业教育非经济收益的各个方面往往难以明确区分,更难以用货币价值进行衡量。
职业教育的收益可以分为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伯顿·韦斯布劳德(Burton Wesbrod)提出,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有四项:①财务收益(financial return),②机会选择权(opportunity options),③财务选择权(financial Options),④套头交易(hedging)[3]。财务收益和机会选择权是指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条件更优越的工作,在经济不景气、失业率上升时表现更明显。财务选择权是指因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而取得的进一步深造的机会的价值。套头交易主要是指新技术往往要求劳动者掌握新知识和新技能,接受较多教育的劳动力一般更易于适应环境变化,并在技术变革中获利,因而可以减少因技术变迁带来的职业风险。可见,教育课程的广泛性与适用性将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劳动者对环境变化的适应力和未来收益的安全性。职业教育投资明显地体现在这四项收益上。
一是从财务收益看,据新华网报道:“在上海,最近频频可以看到‘高水平锅炉检修工年薪超10万’、‘月薪6000元难招高级技工’这样的消息[4]。”从这些消息可以看出,受过职业教育的人,财务收益比较高,“技工身价直逼博士”也已经不是新闻。
二是从机会选择权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对受过职业教育的技能型人才需求大,他们选择工作的机会也比接受其他教育的人多一些。
三是从财务选择权看,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在我国2.7亿城镇从业人员中,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以及具有相当水平的技能劳动者只有8720万人,只占从业人员的33%。包括高级技师、技师、高级技工在内的高技能人才只有1860万人,只占技能劳动者的21%。因此,受过职业技能教育的人的财务选择权也大。当然,接受了初级职业技能培训的人可以向高级技能人才发展,高级技能人才可以向职业技术专业硕士、博士发展。因此,接受了职业教育的人可以获得较大的财务选择权。(www.xing528.com)
四是从套头交易看,接受职业教育的人一般能更快地适应技术发展的需要,满足了套头交易的要求。
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职业技术教育给个人带来的收益在理论上是比较高的。此外,职业教育还会给个人带来某些非市场收益,如对身体健康、闲暇质量、儿童健康和教育发展,以及作出更好的消费选择的能力等方面的正面影响。
职业教育社会收益最直接的表现是,通过职业教育的技术扩散,加快技术发展的速度,推动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此外,有的学者还指出,职业教育还能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起积极作用:①促进技术进步与传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②提高消费者选择效率;③提高劳动力市场双向选择的效率;④提高婚姻选择的效率;⑤提高储蓄率;⑥降低犯罪率;⑦提高社会和谐程度;⑧降低生育率,有研究表明高学历人群的生育率明显低于低学历人群;⑨促进社会民主化进程;⑩提高环境质量[5]。对于这些,我们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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