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激励机制研究成果

所谓的激励机制设计就是在制度或规则的制定者不可能了解所有个人信息的情况下，他所制定的机制能够提供给每个参与者某种激励使得参与者在追求个人的利益时也同时达到了所制定的目标。许多现实问题都与激励机制的设计有关，如委托—代理问题、规章或法规制定和行政管理、政治社会制度设计等（田国强，2002）[34]。在有公共产品的地方，往往存在激励不相容问题。职业教育属于准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政府有必要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进行激励机制设计。但目前，大多是对公共产品进行激励机制设计，而针对职业教育的激励机制的文献很少。

维克里（Vickrey，1961）的“第二价格法”激励机制，针对的是单个不可分割的商品，并且存在很多潜在的购买者。维克里证明，通过下列拍卖程序，每个潜在的购买者都会表露自己对该商品的真实偏好。即：要求每个潜在的购买者把他对该商品的出价放在一个密封的信封里，并事先告诉他们，该商品将以仅次于最高出价的价格卖给出价最高的人。“第二价格法”能激励人们表示真实的偏好，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35]。

克拉克（Clacke，1971）和葛鲁夫（Groves，1973）分别对税收作为激励人们表露真实偏好的机制进行了研究，他们首先假设：第一，假定人们之间不能形成联盟；第二，假定每个人（i）都有效用函数如：Ui（xi，g）＝xi＋vi（g），其中，xi是私人产品，g为公共产品。该效用函数说明克拉克—葛鲁夫税要求每个人在并不知道他的应纳税额，因而也不知道自己购买多少私人产品xi的情况下，表露他对公共产品的偏好，他从公共产品中获得的效用必须独立于xi[36][37]。

葛鲁夫和劳伯（Groves和Loeb，1975）认为，要使激励机制具有可操作性，对公共产品（G）的消费者，必须让有关当局知道他们的表露需求曲线。虽然有关当局并不知道这一需求曲线的真实性，但只有当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时才可提供适当的公共产品（G），公共产品的个人消费者也知道有关当局会这么做[38]。鲍德维和威迪逊（Boadway和Wildasin，1984）提出了相似的机制，只是税收计算方法不同而已[39]。

格林和拉丰（Green和Lsffont，1977，1979）假定个人（i）愿意为公共产品支付的价格为vi，表露的对公共产品的评价为wi，同时在不失一般的情况下，假定公共产品的成本为零。只要∑iwi≥0，公共产品就要予以提供，这时个人（i）得到的补偿，否则，将不会有任何补偿。不管wj（j≠i）的价值为多少，个人的最佳决策就是使wi＝vi[40]。

偏好表露激励机制的核心思想就是设计一种税制或支付制度，能促使每个人都表露他们对公共产品的真实偏好。上述经济学家提出的模式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每个人的边际税额等于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与公共产品所有使用者所获得收益之间的差额。个人因而愿意尽量多地消费公共产品，直到其得到的边际效用等于其边际纳税额。上述思想对本书的写作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由于机制设计问题在经济学界还是属于理论前沿，需要有高深的数学基础，所以国内的相关文献还较少。李成威（2005）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从评价和激励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需要解决两个激励问题，第一个激励问题是公共产品的偏好表达激励，该激励在收益原则的前提下解决公共产品的融资问题，但仅仅有了资金也不一定能够有效地供给公共产品满足需求，还要解决公共产品的供给管理激励问题。第二个激励问题是设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使供给中的各个主体按照最优的原则行事。虽然这一研究主要针对广义的公共产品，也没有得到偏好表露机制的表达式，但是他将公共产品的需求看成是公共产品的评价问题，供给是激励问题，这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李军培（2005）从一个简单的激励理论模型出发，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职业院校教师的激励问题进行了解释，找出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结论性评论。他的研究主要是从教师的激励机制入手，找出解决职业院校激励问题的途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是模型过于简单，考虑的因素也较少，所以还要加以完善。此外，还有些学者如张红梅（2005）[41]、牛征（2005）[42]等从职业教育的办学体制、创新体制等方面提到了要运用激励机制，但只是一种规范性的政策建议，离真正的经济机制设计还相去甚远。

总之，从已有文献资料来看，对职业教育的制度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分析、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激励机制设计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还有待深入，为此，本书试图进行必要探索，并期望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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