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的作用研究

（一）有关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文献

1.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教育可以增加个人的生产能力，增加个人的收入，从国家层面来看，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是从教育经济学角度开始的，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主要分析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它的收益率，研究方法主要有舒尔茨余量法、丹尼森系数法和明瑟收益率法。

丹尼森（E.F.Denison）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在1929—1957年间，正规教育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3％，知识水平的提高约为20％，两者合计为43％，超过了任何其他因素的贡献。但是他没有单独对每一种教育进行分析[1]。

舒尔茨（Theodore N.Schultz）、贝克尔（Baker）和普萨查罗波洛斯（George Psacharopoulous）等西方教育经济学家对教育投资内部收益率进行了大量研究。舒尔茨用余量法测算了美国1929—1957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以三种教育收益率（9％、11％和17.3％）分别乘以教育存量，从而得到了三种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6.93％、20.7％和32.49％；贝克尔测得美国中等教育投资私人投资内部收益率1940年为16％，1950年为20％，1956年为25％， 1958年为28％；普萨查罗波洛斯（1988）以哥伦比亚和坦桑尼亚为例，对普通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收益率进行了计算。结果，关于哥伦比亚，与职业教育的8.8％相对，普通教育为7.7％，职业教育的收益率略高[2]。

进入20世纪80年代，人力资本和技术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进入生产函数，人们开始了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对职业技术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Easterly和Levine（2002）通过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总经济增长是由要素生产力增加引起的，而不是由资本或劳动力要素积累引起的。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职业教育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3]。

Barro（1999）分析了100个国家1960—1965年的面板数据，发现经济增长与起始年份（1960）成年男性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平均年数正相关，而与接受的初等教育平均年数不相关，他的解释是中等教育或高等教育对技术的扩散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加快的今天，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来自全球化“领导者”的技术转移获得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技术转移可以通过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际供应一生产链中的学习而进行[4]。

Acemoglu和Zilibotti（2001）发现，许多在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技术是技能密集型的，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最低的技术门槛，这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是不“适应的”[5]。Borensztein，de Gregorio和Lee （1998）；Caselli和Coleman（2001）；Xu（2000）认为，中等职业教育在全球化知识经济结构中，是经济增长健康循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拥有大量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工人对知识外溢、吸引技术领先商品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是必不可少的[6]。

De Ferranti等（2003）通过对拉丁美洲教育与技术缺口的研究，发现拉丁美洲和东亚“四虎”之间在计算机的普及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东亚“四虎”明显大得多的计算机覆盖率，不仅可以用与（ECD贸易份额的巨大差异来解释，更重要的是，也能用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劳动力比例来解释。研究者进一步推断，后一种解释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巴西不需要更多的技能型工人，因为巴西的教育水平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都要低[7]。

此外，Goldin（1999）论证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于1910—1940年在美国发展的重要性——带来了美国领先于欧洲国家半个世纪的转变。De Ferranti等（2003）在分析了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东亚“四虎”的例子，并与拉丁美洲国家教育体系“不平衡”的转型做了严格的对比后，指出教育体系在平衡发展、均衡升级中的重要性[8]。

2.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我国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对职业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较少，因为受历史传统和管理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把中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支，很少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

我国的教育经济学研究者利用教育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方法对中国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定量测算，如曲桢森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总课时数简化法”并计算得出1952—1978年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7％[9]。朱国宏教授用调整系数后的此法计算得到中国1952—1986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6％[10]。

沈利生和朱运法（1999）利用因素测算法，利用我国1982—1995年的数据计算得到高等教育平均收益率为3.446％，中等教育平均收益率为8.077％，初等教育平均收益率为1.998％，其中中等教育收益率最高，最后算得中国1982—1995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46％。而导致中等教育收益率最高的原因主要是职业教育[11]。

从以上文献来看，用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能够分析整个职业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也可以将职业教育中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分开进行分析。而从收益率的角度测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主要考察的是私人投资部分。本文从宏观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的角度，分别计算了职业技术教育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私人投资的收益率，得到了一些相同的结论。(www.xing528.com)

（二）有关职业教育促进公平的文献

1.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职业技术教育能够提高个人的技能，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改善收入状况，从而达到促进公平分配的目的。

Blondal，Field，和Girouard（2002）认为中等职业教育促进公平分配的目的并不意味着要消除个人之间在获得教育及相关获益上的差别，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要获得相同的教育经历，但是必须保证每个人都获得使其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的智力和技能发展的机会。因此，考虑中等职业教育促进公平分配的想法不仅要联系产出，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到过程或途径。问题不是产出是否有差别，而是产出结果的差异是否在一个不合理的范围内，以及不同的群体之间分配结果是否相同，在不同的群体——比如男女性别之间存在差异是不合理的[12]。

另外，还有些人认为，投资于职业技术教育也是出于公平分配的考虑，儿童现在接受更多的教育，可以在将来获得更多的收入，因此投资于学校教育能影响未来每一资本收入或消费的分配，“简单的”模拟教育扩展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是可行的。例如，Bourguignon，Ferreira，和Leite（2003）用前期预付的方法对巴西实施的Bolsa Escola（反贫困计划）项目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向贫困家庭提供现金资助可以使60％左右的10～15岁的未上学的贫困儿童接受学校教育，但是这些项目仅仅使贫困程度减少了1％多一点，基尼系数仅降低了0.5个百分点。因此政府进行现金转移支付应该以一种更加明智有效的方式，如投资于中等教育或职业教育，让孩子接受技能培训，这样对减少贫困的作用会更明显[13]。

2.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我国的学者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反贫困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研究，证明了职业教育在实现公平方面的作用要高于高等教育和义务教育。

彭博（2006）分析了贫困问题的成因，指出由于基础教育只是为受教育者提供了应用技术教育的平台，但只有基础教育无法实现就业功能，也就不能提高受教育者的收入，实现反贫困目标。所以，在大力发展基础教育的基础上，对受教育者进行实用技术教育将会更加有效地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实现反贫困目标[14]。

王东宏（2005）在互助县调查研究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劳务输出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出劳务输出瓶颈的解决主要靠职业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其各方面的能力[15]。中国科学院学部（2005）在加快西北地区发展的十大政策建议中，首先就提到增加中央财政援助，向西北地区“雪中送炭”，在3～5年内实现普及基础教育目标。加速普及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开办与农业生产和乡村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农村职业教育；开放高等教育市场，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16]。

李晓阳、谢振中（2006）通过对湖南省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研究，认为要实现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业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首先必须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特别是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促进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培养一批觉悟高、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17]。此外，陈浩（2001）在其专著中总结出以劳动力外流为突破口，发展人力资源开发利用，进行脱贫发展的模式策略：为贫困人口和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创造公平竞争的机会和条件；发展农村贫困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劳动力外流对农村脱贫发展问题对策；农村贫困地区劳动力外流进城镇就业的解困出路[18]。

赵茂林（2006）建议采取教育反贫困战略新思路来解决西部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以提高国民素质，反贫困为目的的“教育”内容应包括技能教育（包括经营管理技能）、生计教育（包括消费方式改造）和观念改造，在教育形式上主要包括学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等各种形式的教育。建议调整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向，将扶贫资金重点用于减免西部地区农村学龄儿童的学杂费支出以及外出农民工技能培训和农民生产技能培训等方面[19]。

孙志祥（2006）认为，应更侧重于强化民政部门、劳动部门以及教育部门等单位之间的联动关系，在提供生活补助的同时，使低收入家庭能与职业教育和就业服务活动之间建立建设性的联系[20]。周颖、王大超（2005）认为反贫困职业技术教育是有效反贫困的重要环节。而贫困地区反贫困职业技术教育应采用集成管理模式，将职业技术教育的资源进行整合和集成，并将其与反贫困相关的各种要素组成集成管理体系，使职业技术教育在我国贫困地区充分发挥反贫困功效[21]。

总之，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国外通过现代经济学的手段对投资于职业教育进行了研究，但缺点是尚未展开职业教育公共资金对基尼系数改善方面研究，此外，我国的学者更多地是从教育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的反贫困作用研究，这些成果主要基于理性分析，缺乏数据和模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