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创业动机与影响因素：学术创业的认知与实现机制

1. 创业动机的影响因素

Naffziger (1994) 的动机模型将创业动机整合进了创业的模型中，这个研究思路在后来被许多研究人员所采用。在这个模型中，创业者的个性特质、个体环境、个体目标、商业环境以及创业想法都会对创业者的创业动机产生影响。一些学者运用了这个模型并证明了部分模型的正确性。何志聪 (2004) 通过对中小企业创业者的创业动机的研究发现，创业者的个性特质、组织的创业能力以及环境变量对其创业动机有影响。但是，个性特质对创业动机的变异解释力不是很强。Suzuki，Kim和Bae (2002) 认为创业动机是环境变量和个体变量的产出。

影响学者创办企业的因素有很多，综合许多不同的研究结果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1) 母体大学的支持

母体大学对衍生企业发展的影响是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综合以往的一些文献，学者们往往从资源能力观的角度，来探讨大学对衍生企业发展的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大学拥有的支持性资源与能力 (资金和基础设施)、转移技术的能力、知名度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知识储备与创业文化等，都将对大学衍生企业的绩效产生重大影响。

同样的，从资源能力观的角度来研究母体大学对个体创业的影响也是可行的。即使新的经营理念已经发展到足以试图启动一个新的业务，商业化的道路仍然是曲折并充满不确定性的 (Grandi和Grimaldi，2005)。因此，在创业企业生命的早期阶段，大学应该提供一些有针对性的具体支持。大学孵化器是一个这方面的很好的例子。除了典型的孵化器服务 (共享办公服务，商业援助，获得资本，经营网络等)，大学孵化器还提供了一些与大学相关的服务，如教师顾问，学生员工，图书馆服务，与研发有关的活动等(Mian，1996)。此外，这些孵化器在地理位置上十分靠近校园实验室与研究设施，可以更有效地转移和吸收大学的知识成果(Feldman，2001)。

除了比较直接的支持外，母体大学的一些间接支持也会促进学者的创业活动。Stuart和Ding (2006) 发现，母体大学声誉会对学者的创业动机产生影响，声誉越好，创业活动越频繁。

学校鼓励创业、提倡创业、有保障创业的制度体系，就会有利于学术创业。反之，学术创业就很难进行。日本学者 Kondo (2004) 认为，要创建大学衍生企业，大学的作用是重要的。比如大学可以提供讲座和课程，提供创业知识给学生和教职员工; 如果教师和学生有具体的计划，大学可以帮助他们做一些准备; 或者可以培养未来的创业企业的创业精神。他同时认为，在衍生企业创办的初级阶段，大学应该提供诸如企业策划，融资，营销，公司登记等方面的建议，因为教师和学生没有这种经验和知识。

陈劲和朱学彦 (2006) 认为母体大学拥有大量的无形资产，巨大的无形资产优势与品牌效应有助于衍生企业借助母体高校本身的较高信誉度。在市场运作中，其产品更容易被客户认可，产生品牌效应。而大学科技园在形成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平台、培育创新环境、培养创业人才、孵化科技企业、推进技术转移等方面，都将对推进高新科技企业的发展起到作用。他们的实证研究证明，大学教师在创业和企业发展过程中，与母体大学所具备的优势、资源等均有着紧密的联系。

陈劲和陈风华等 (2005) 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学术型创业家的产生得益于一种特殊的背景，而这种特殊的背景是由母体大学提供的。大学的学科、多层次的学科结构特点为大学教师兴办高科技企业，走高端技术路线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知识化、信息化的社会条件下，大学与社会更是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流，这种特点使大学科技信息灵通，为科技企业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也为大学教师提供了大量的有用信息; 具有成功的教学、科研经历的大学教师依托高校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凭借自身的学术能力，在创业过程中更容易吸引和保留相当数量的专业人才参与到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当中，为企业提供先进的、持续的研发能力。

(2) 当地创业环境

环境包含非常广泛的内容，研究者们往往根据自身的角度来研究创业环境对学者创业的影响。Covin和Selevin (1989) 认为创业环境是分析企业家创业的合理切入点。

Mowery等 (2001) 指出，美国的专利转移收入增长的原因，不仅仅应归功于大学的激励结构变化，还应当考虑到这些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周边环境所提供的市场机会的增加。

Bahrami和Evans (1995) 描述了硅谷这个创业环境丰富的生态系统，并认为其中风险投资，社会资本和创业精神，能减少启动一个新公司的困难。Morales等 (2009) 认为衍生企业最早起源于欧洲，但是由于美国的创业氛围要浓厚很多，这也使得美国的衍生企业蓬勃发展，而欧洲的发展则相对滞后。

O’Shea等人 (2007) 在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学衍生企业进行分析时发现，在与医药相关的产业中，衍生企业的集聚效应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便利。相对于企业较少的地区，企业集聚的地区能够让企业创立者以更低的成本接近消费者和供应商。

此外，政府的支持对衍生企业的发展以及学者创业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Feldman (2001) 指出政府或者公共机构提供的培训机会，贷款优惠，直接服务以及孵化器或科技园等，对于新创的衍生企业而言，非常重要。Autm (2006) 的研究表明，政府通过鼓励大学直接关注技术商业化以及衍生活动，能够减少创建衍生企业的阻力，并让人们相信大学衍生企业是有吸引力的。Fini (2009) 指出，美国政府于1982年以及1990年分别制定政策，旨在给予大学衍生企业在初创期时的经费支持。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政府主导了一系列改革来鼓励大学创办企业。这些举措都非常有效地促进了大学学者的创业活动。

Kroll (2009) 研究了环境变化对中国学者的创业动机带来的影响。他们认同Shane (2003) 的观点，突出了独立性动机，独立性即一个人对自己的决定负责的权利，而不是服从他人的判断，同时也选取了最为人们所认同的获取财富的动机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时间段，也就是外部环境不一样时，学者创办企业的动机有所不同。在衍生企业发展的初期，由于产学研联系的薄弱以及形势的不明朗，这个时候学者的创业动机多为独立性动机; 而随着政府各项政策的出台，衍生企业发展迅速，学者参与企业运作的方式逐步增多，这个时期学者的创业动机主要是财富动机。

(3) 个人因素

在研究一般创业者的创业动机时，对个人因素往往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例如成就需要，内源控制，自我效能感等。同时，很多学者认为人口统计学特征会对创业动机产生影响。Herron和Robinson (1993) 认为个体因素诸如个性、技能、价值观、背景、培训都影响着创业倾向。范巍和王重鸣 (2005) 通过对创业的大学生的研究发现，个体创业倾向在性别上没有差异，而在学历、专业和年龄上有显著差异。Cooper (1994) 认为企业创始人的经历和教育是促成做出创办公司的决定的先决条件，并最终影响业绩。Robinson和Sexton (1994) 在对韩国48家新开创企业的研究中发现教育水平与自我雇用的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Shane (2004) 指出，学者创业一般都在职业发展后期，因为他们先前已投资了自己的人力资本，创业时其学术地位会相对较高。

在结合以往研究的基础上，Fini等 (2009) 提出了有关衍生企业创办的影响因素的模型，衍生企业所在地的创业环境，技术商业化的潜力，母体大学的支持机制，与个人相关的因素都会对衍生企业的创办产生影响。其中，创业环境包括: 浓厚的地方创业氛围，市场需求，身边有人进行创业，支持创业的学术环境等; 技术商业化的潜力包括: 技术的实用性，之前在技术开发上的投资以及市场对技术开发的需求; 母体大学的支持机制包括: 大学的专利保护机制，大学提供的服务支持 (资金、技术转移支持、战略规划) 以及获取大学实验室等基础设施的便利性、大学孵化器; 与个人相关的因素指的是学者创办衍生企业的预期利益。

2. 分析框架

基于对有关大学学者创业动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的回顾，本研究提出的具体分析框架见图7.3。

图7.3 学者创业动机的影响因素识别

这个框架的含义是，学者的个人背景、环境因素、母体大学的支持会对其创业动机产生影响，即个体背景的差异和环境差异、母体大学支持上的差异将导致创业动机的差异。母体大学的支持会通过环境层面对学者创业动机产生影响。主要变量的说明如下:

母体大学层面中，资金和场地以及设备属于直接的有形支持，资金指的是学校给学者创业提供的资金支持，场地与设备则是学校提供给新创建公司的场地和实验设备或者其他一些设备，技术支持则是学者所在的实验室能提供的先进的技术，人才指的是大学实验室里面的工作人员或者提供给衍生企业的管理人员等，关系资源指的是学校广阔的社交网络能给学者提供的一系列帮助，品牌支持指的是学校的品牌效应能给学者创业带来的支持，战略引导是指学校能够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提供的关于企业发展方向的建议。

环境层面中，衍生企业集群的存在对学者创业的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本研究用与产销合作伙伴距离近、与研发合作伙伴距离近，这两个变量来衡量企业的集群程度对学者创业动机的影响。创业氛围则指的是当地创业行为的活跃程度以及人们对创业的认同态度。多渠道的资金提供者则是衡量当地创业资金获得的可能性。政府的项目支持指的是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政策。创业基础设施指的是政府为新创企业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市场需求指的是市场上对学者所拥有的技术产品的需求量。人力资源丰富指的是公司所在地区人力资源容易获得。

在学者个人背景变量的选择上，本研究把最能反映学者之间差异的几个变量挑选了出来。一般来说，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创业活动的活跃程度并不相同。在美国，有学者针对生命科学家的创业动机进行了研究，可见这个学科的创业学者群体是比较庞大的。而职称与教育程度则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者的社交网络以及科研能力。在对一般创业者的创业动机的研究中，年龄是不可避免的人口统计学变量。

在本研究中，学者的创业动机仅仅指的是学者想通过创业来实现的目标或愿景。本研究所选取的衡量指标是在武汉地区的预调研中最为学者们认同的四个指标。追求更高的收益也就是学者期待从创业中获取更多的财富，追求成就感指的是学者希望通过创业带来的成就感，商业化研究成果指的是学者希望借助创业来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的社会生产力，带来社会价值。开发新的能力，指的是学者希望通过创业来挑战自我，开发自己的潜能，提升自身的素质。追求更高的收益、追求成就感、开发新的能力这三个指标是学者创业者与一般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共性，而商业化研究成果这一动机是两者的差别所在。

3. 研究假设

影响学者创业的因素相对于影响一般创业者的因素而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是学者创业存在着对大学的依赖。这一点从学者创办的企业的性质就可以看出，学者创业运用的技术往往来自于大学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在知识产权以及研究团队的归属等方面与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学者本身属于学校的员工，在大学里面有教学或科研任务。创办企业是其另一个职业路径，没有大学的支持与许可，他们是没有办法从事创业活动的。

其次是对环境的依赖，高新技术企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在考虑是否创业这个问题的时候，学者会反复衡量风险与收益。如果政府能够推出一系列的扶持措施，无论是政策上的优惠，还是精神上的鼓励，让学者的创业活动降低风险，增加其成功的预期值，那么，无疑将会给摇摆不定的学者很大的鼓励。学者创业往往会受到周围创业氛围的影响，尤其是有很多同行都投身于创业活动中时，学者受到的激励会更大。这种同类群体的影响作用在之前的研究中早有体现。Ding和Stuart (2006) 在对917位美国研究人员的社会背景的实证研究中发现，高校教师与那些有过创业经历的学者在学校的同一个部门工作时，他们更容易成为创业者。尤其当这些学术创业者是著名科学家时，这种效应会很大。此外，科学家的合作者如果是学术创业者，则他们也更容易将学术成果商业化，特别是当其合作者与企业保持良好联系，并且这种联系早在科学家和私人企业建立关系之前就存在时。

通过文献回顾，笔者发现，众多研究认为母体大学及环境会对学者创业动机产生影响。而根据期望理论，动机 (motivation) 取决于行动结果的价值评价 (即“效价”，valence) 和其对应的期望值 (expectancy) 的乘积。Brice和Nelson (2008) 发现学者们很早就把期望理论引入了对创业行为的研究之中，并推测，当创业者个人被可预见的由创业生涯带来的成果所吸引时，如果他们的努力能够理所当然地让其得到回报，他们将积极开展创业行为。Lacetera (2009) 提出，学者创业者在做出创业决策时，会权衡进入时机以及成本效率，平均而言，大学研究者只有在潜在价值很好的时候才会商业化研究成果。母体大学的支持、环境的支持能够扫除创办企业当中的一些障碍，提供应有的便利，这些都会增加学者对创办企业成功的预期，从而增强其创业的动机。因此，笔者提出假设1和假设2:

假设1: 学者所处的环境的支持会对学者的创业动机产生积极影响

假设2: 母体大学的支持会对学者的创业动机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母体大学所提供的支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资金、基础设施等有形支持，二是技术人才、关系资源、品牌支持、战略引导等无形支持，因此，本研究将假设2一分为二:

假设2a: 母体大学的有形支持会对学者的创业动机产生积极影响

假设2b: 母体大学的无形支持会对学者的创业动机产生积极影响

即便是处于同一环境中的个体，由于所掌握资源的不均衡性，其感受到的环境氛围也会有所不同。而造成学者对创业环境的感知不同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母体大学所提供支持的大小。母体大学的软实力，例如品牌效应以及关系资源可以使学者在创业过程中赢得更多的信任，获取更多的资源，从而增强了学者对创业成功的预期; 母体大学先进的技术、人才供应可以为衍生企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以及合作伙伴。日本学者Kondo (2004) 指出，母体大学有助于衍生企业获得更多的风险融资，其中一部分来自于学校，另一部分则来自于学校之外。从母体大学中衍生出的企业的数量、从事创业活动的学者的数量会无形中制造出一种创业的氛围，这种氛围相对于整个环境的创业氛围而言，更能被学者直接感受到，并激发出他们的创业欲望。由此，笔者提出假设3:

假设3: 母体大学的支持会影响学者所处的创业环境，进而影响学者的创业动机

本假设也一分为二:

假设3a: 母体大学的有形支持会影响学者所处的创业环境，进而影响学者的创业动机

假设3b: 母体大学的无形支持会影响学者所处的创业环境，进而影响学者的创业动机

在针对一般创业者的实证研究中，个人背景对创业动机的影响已经得到了证实。在理论上，也已经有研究者指出这种影响也存在于大学学者身上。因此，笔者提出假设4:

假设4: 学者的个人背景会影响学者的创业动机

4. 实证分析

(1) 数据来源

关于大学学者创业动机影响因素的调研开始于2010年2月下旬，整个问卷调研过程历时半年，来自全国18个省市地区的59所高校的410家衍生企业接受了调研。由于部分问卷因多个项目未填或全部项目答案相同被剔除，因此，有效问卷总共为262份，调研企业所在学校的基本情况见表7.6。

表7.6 对学者个人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www.xing528.com)

续表

(2) 变量选择与衡量

根据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文献，本研究选取一定的变量进行实证分析。调研问卷共涉及四个部分，包括学者的背景信息，学者创业动机，母体大学层面，环境变量。

第一部分，学者的个人背景。包括年龄、职称、学历背景、教育程度这四个变量。本研究将学者的年龄分为六个阶段，按从大到小依次赋值，30岁及以下，赋值为1，31～35岁赋值为2，36～40岁赋值为3，40～45岁赋值为4，46～50岁赋值为5，51岁及以上赋值为6; 职称分为六种，按职称高低依次赋值，院士赋值为6，长江学者赋值为5，杰出青年赋值为4，教授赋值为3，副教授赋值为2，讲师赋值为1; 教育程度用学者的学历来表示，博士研究生赋值为3，硕士研究生赋值为2，本科及以下赋值为1; 学科背景方面，自然科学赋值为1，工程与技术科学赋值为2，农业科学赋值为3，医药科学赋值为4，人文与社会科学赋值为5。

学者创业动机、母体大学的支持以及环境支持这几个维度的变量统一使用里克特五点量表来衡量，对各个变量根据学者认同的重要程度赋值，从“非常同意”到“完全不同意”分5级，赋值依次为“非常同意—5”，“比较同意—4”、“一般同意—3”、“不太同意—2”、和“完全不同意—1”。

第二部分，母体大学对于衍生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支持力度，主要包含资金、场地与技术、技术、人才、品牌支持、战略引导和关系资源支持等七个变量。问卷调研时，采用的问题是: 您认为创业时从母体大学获得了哪些支持?

第三部分，当地创业环境为衍生企业提供的支持或便利，主要包括市场需求丰富，创业氛围，支持性的政策、多渠道的资金支持、研发合作伙伴密集、产销合作伙伴密集、人才丰富以及相关创业基础设施齐全等八个变量。问卷调研时，采用的问题是: 您认为当地的创业环境为您创业提供了哪些支持?

第四部分，学者创业动机综合了以往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采用国外研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几个变量来衡量。包括以下四个变量: 追求更高的收益、追求成就感或个人发展、研发成果市场化、挑战自己新的能力。问卷调研时，采用的问题是: 您认为学者创业或进入企业的主要动机有哪些?

(3) 描述性统计

表7.6分别对学者的个人背景 (包括年龄、职称、受教育程度)和学科背景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分析发现，在年龄这个变量上， 46～50岁年龄阶段的学者占所有创业学者的比例最大，为36.6%，其次是51岁及以上的学者，而40岁以上这个年龄阶段的创业学者所占比例达到了63.7%。而在职称这个变量上，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教授，达到了58.4%，拥有教授及以上的职称的学者所占比例达到了71.1%，这说明创业学者的职称普遍较高。他们的学历也是比较高的，博士研究生所占比例达到了50.8%，其次是硕士学历，占到了31.3%，本科及以下的比例是最低的，仅为17.9%。学科背景分布的差异也非常大，工程与技术科学的样本数量为188个，所占比例为71.8%，而其他几个学科背景所占比例相当，最低的是农业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所占的比例。

(4) 因子分析

本研究拟通过SPSS16.0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初步检验测量工具的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然后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Lisrel8.50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研究假设及模型进行验证。最后通过回归分析来检验个人背景对创业动机的影响程度。

首先运用SPSS16.0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主要是针对母体大学、环境以及学者创业动机这三个层面的变量。Kaiser(1974) 指出，当KMO的值低于0.5时，即不宜进行因素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也是在检验变量间是否有共同因素存在，当球形检验结果显著时，表示变量间的相关矩阵有共同因素存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865，远大于0.5; 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2237，自由度为406，达到显著 (p＜0.001)，说明变量之间共同因素较多，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累积解释回归的61.023%，大于60%。经由最大回归法正交旋转，一共提取出四个因子，这与预期一致。因子分析结果见表7.7。大部分指标在各自归属的成分上的负荷都较高，在其他成分上的负荷都较低，说明量表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较好。同时，信度分析结果显示，整个量表的α值为0.879，大于0.8，母体大学的无形支持层面量表的α值为0.641，母体大学的有形支持层面量表的α值为0.807，环境层面量表的α值为0.895，创业动机层面量表的α值为0.71，都大于0.6，说明问卷的信度较好。综合来看，研究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不错。

根据因子分析结果中显示的各变量的性质，分别给每个因子命名。维度一包括资金和场地设备这两个指标，这是母体大学所能给学者创业带来的可见的帮助，因此可以命名为母体组织有形支持;维度二包括技术、人才、关系资源、品牌支持和战略引导这五个指标，这些都是不容易直接观察的支持，相对于维度一而言，这个因子可以命名为母体组织无形支持; 而研发合作伙伴距离近、与产销合作伙伴距离近、创业氛围、多渠道的资金提供、基础设施、市场需求旺盛、人才丰富、政策支持等八个指标都属于同一个维度，由于这几个指标很明显地属于企业所处的环境层面的影响因素，因此可以命名为环境; 最后一个维度命名为学者创业动机，包括追求更高的收益、追求成就感、商业化研究成果以及开发新的能力四个指标。

(5) 结构方程模型

接下来运用Liserl8.50软件，通过采用最大似然估计，对之前提出的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表7.7 因子分析结果

在初始模型出现之后，接下来进行模型修正。通过模型的t-value值来判断路径的好坏，如果指标与变量之间，或者内生潜变量与外生潜变量之间的t-value小于1.96，则需逐条删除路径数，删除的规律是，按数值由小到大逐条删除，并逐步运行模型; 通过模型修正指数 (modification fit) 的大小来逐条增加路径数，增加路径数的规律则是由大到小逐条增加。对模型修正之后，得到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7.4。

图7.4 采用Lisrel 8.50软件分析后得到的路径图

检查Liresl 8.50软件的输出结果未发现负的误差回归，标准化的参数估计值也没有超过1或者过于接近1，未出现太大的标准偏差，说明参数没有违反估计。

在测量模型这个部分，图7.4显示的结果与之前的因子分析的结果相同，三个维度分别对应相应的指标，各指标与对应的变量之间的t值均大于1.96，且模型的标准化参数估计值都达到了0.5以上，最小值为0.64，最大值为0.92，说明这些指标与变量之间的关系显著，测量模型效果较好。

在母体大学的有形支持方面，资金支持、场地与设备支持与外生潜变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和0.8; 在母体大学的无形支持方面，关系资源与母体大学的联系最为紧密，相关系数为0.74，其次为人才支持，相关系数为0.71，再次是技术支持，相关系数为0.67; 在环境层面，创业氛围与环境支持的联系最紧密，相关系数为0.82，其次是多渠道的资金提供者和创业基础设施，相关系数分别为0.76和0.75; 创业动机层面，追求成就感的动机最为强烈，与创业动机的相关系数为0.67，其次是开发新的能力的动机，与创业动机的相关系数为0.66，接下来是商业化研究成果的动机，相关系数为0.58，最后是追求更高的收益的动机，相关系数为0.57。

结构模型部分与预期的差异则比较大。母体大学的有形支持对学者创业动机没有显著影响，t值为-1.29，远远小于1.96; 母体大学的有形支持对环境层面也没有显著影响，t值为1.92，也小于1.96; 环境层面对学者创业动机的影响十分显著，t值达到了8.48，标准路径系数为0.39; 母体大学的无形支持对学者创业动机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当环境变量作为中介变量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显著，也就是说，母体大学的无形支持通过环境层面对学者的创业动机产生影响，影响系数为0.2418 (0.62×0.39)。

拟合指数是评价模型好坏的一组参数，本研究中的拟合指数的评价体系参考的是姚公安和覃正 (2009) 在其文中所使用的标准。

从绝对拟和指数看，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是测量输入矩阵和估计矩阵之间残差均值的平方根，数值越小则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越佳。这里的RMSEA为0.095，略大于0.08，P-value=0.086，也大于0.5，不太显著，但是勉强可以接受; 拟合优度指数GFI和调整拟合优度指数AGFI反映了假设模型能够解释的协回归的比例，拟合优度指数越大，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越高，自变量引起的变动占总变动的百分比越高。在本研究中，GFI为0.83，接近0.90，AGFI为0.79，显示模型可以接受。这些绝对拟和指数说明，研究模型可以接受。

从增值拟和指数来看，规范拟合指数NFI测量的是独立模型与假设模型之间卡方值的缩小比例。但其容易受到样本容量的影响，为弥补其缺点，学者建议同时采用增值拟合指数IFI来衡量模型优度。NNFI=0.92，大于0.90; NFI=0.90，刚好等于可接受的值0.90; 比较拟合指数CFI反映了独立模型与假设模型之间的差异程度，数值越接近1，则假设模型越好，CFI为0.93，大于0.90; IFI=0.93，也大于0.90; RFI=0.88，接近于0.90。这些增值拟和指数 (或者相对拟和指数) 说明，研究模型可以接受。

从简约拟和指数来看，卡方自由度之比为3.37，小于5，表示模型可以接受。PNFI=0.78，远大于最小的可接受值0.5; PGFI=0.65，大于最小的接受值0.5; AIC=582.80，小于独立模型的AIC值5027.14，但是略大于饱和模型的AIC值，基本符合接受的要求; CAIC=770.10，小于独立模型的CAIC值，也小于饱和模型的CAIC值，符合接受要求。综合来看，这些简约拟和指数说明研究模型可以接受。

绝对拟和指数、增值拟和指数、简约拟和指数都通过了检验，因此，接受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所得出的影响机制模型。

(6) 回归分析

对于学者个人背景方面的因素，由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较差，不适合作为一个因子来分析，因此没有纳入上面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本研究接下来用回归分析来检验学者创业动机的各个变量与个人背景变量的关系。所谓回归分析法，是在掌握大量观察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建立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函数表达式 (称回归方程式)，从而进行变量相关性分析的方法。学者个人背景与创业动机的回归分析见表7.8。

表7.8 学者个人背景与创业动机的回归分析

注: * 表示在0.1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01水平上显著。

表7.8是针对创业学者的个人背景与其创业动机的回归分析，追求收益的动机以及开发新能力的动机与学者的个人背景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从表中可以看出，追求成就感的动机与学者的职称有正向的线性关系，回归系数为0.133，也就是说学者拥有的职称越高，追求成就感的动机就越强; 同时，商业化研究成果这一动机与职称呈正向的线性关系，回归系数为0.147，职称越高的学者越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商业化; 商业化研究成果与教育程度呈正向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为0.2，教育程度越高的学者越倾向于商业化研究成果; 商业化研究成果与学科背景呈负向的线性关系，回归系数为0.222，而学科背景中，赋值低的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赋值高的是医药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也就是说，当学者的学科背景越接近于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时，他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实践的动机就会越强，反之，学科背景越接近于医药科学与人文科学时，这种动机就会越弱。

5. 研究结果

根据期望理论，人们对未来的行为结果会有一定的预期，成功的预期越强烈，人们采取行动的动机就会越强烈。母体大学对学者创业的支持，周围的创业环境的支持，无疑会对学者创办企业提供一系列帮助，从而增强其对创业成果的预期，进而增强其创业动机。而学者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或者说学者的个人背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创业动机。

本研究成果部分支持了这种理论论断，即母体大学的支持，创业环境的支持，学者的个人背景会影响学者的创业动机。

研究发现，追求收益、追求成就感、商业化研究成果以及开发新的能力这四个指标能够很好地反映学者创业的初衷; 资金和场地设备能够很好地衡量母体大学的有形支持; 母体大学的无形支持则包括技术支持，人才支持，品牌支持，战略引导和关系资源支持;环境层面的支持则包括旺盛的市场需求，丰富的人力资源，与产销合作伙伴距离近，与研发合作伙伴距离近，创业氛围，创业基础设施，政府的项目支持和多渠道的资金提供者。

创业环境的支持对学者创业动机有非常显著的积极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母体大学的有形支持，如资金和场地设备对创业动机没有显著影响，假设2a没有通过验证，母体大学的无形支持对于学者创业动机也没有显著影响，假设2b没有通过验证。母体大学的有形支持对于环境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假设3a没有通过检验。当环境作为中介变量时，母体大学的无形支持对学者创业动机的影响十分显著，假设3b得到验证。

学者的个人背景中，追求收益的动机以及开发新的能力的动机与学者的个人背景没有显著的线性关系; 商业化研究成果的动机与学者的职称、教育程度、学科背景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其中，与学者的职称和教育程度正相关，也就是学者的职称和教育程度越高，学者商业化研究成果的动机越强，而当学科背景越偏向于工程技术类时，学者的这一动机越强; 学者成就动机与其职称也正相关。综合来看，只有商业化研究成果的动机与学者个人背景的相关性最强。假设4部分得到了验证。

很多学者一致地认为母体大学的支持能够促进学者的创业动机。出乎意料的是，在本研究中，母体大学提供的资金以及场地设备等有形支持并不能很好地增强学者的创业动机，而来自政府以及社会上的资金与场地支持则恰好相反。这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校所提供的资金与社会中的风投资本存在可替代性。Di Gregorio和Shane (2003) 发现大学自身所拥有的风险投资基金对衍生企业的创立没有显著影响，因为大学的创业者能够通过技术或其他方面的信息，与足够多的外部风险资本家取得联系，所以大学自身所提供的资本仅仅是替代而不会增加外部风险投资对衍生企业的影响; 二是可能涉及衍生企业的治理问题，从衍生企业诞生起，有关学校与学者个人的产权纠纷问题，学校干扰衍生企业运作的问题就层出不穷。蒋武 (2006) 在对四川农大的衍生企业进行了调研之后，认为衍生企业中存在的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产权关系不清，资产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不分，投资者和经营者权责不明，企业没有真正的法人地位，因而削弱了企业的经营能力和发展潜力。黎志成和车卡佳 (2004) 认为我国高校高新技术企业物质产权不清晰，导致了企业内部委托代理关系的模糊性和复杂性; 人力资本产权 (包含高新技术企业内部的创业者、技术开发人员以及其他处于企业治理层级中的各种管理人员的人力资本利益的划分和兑现问题) 没有得到承认，难以对员工形成激励作用。

母体大学的无形支持只能通过创业环境来影响学者的创业动机，这说明母体大学单方面的支持并不能直接有效地促进学者的创业活动，但是母体大学的支持确实会影响学者所处的创业环境，并通过创业环境最终影响到学者的创业动机。而在Fini等 (2009)对影响学者创业决策的研究中，得出了母体大学与环境对学者的创业决策同时存在直接影响的结论。在陈劲和朱学彦 (2009) 的研究中，学者所处的环境会影响衍生企业的绩效，这其中的环境包括母体大学的支持以及宏观环境的支持。对于本研究中出现的结论，即母体大学对学者创业动机仅存在间接影响效应，笔者的解释是，学者创办的企业尽管与母体大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最终还是要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在学者个人看来，母体大学的单方面作用没有很大的影响，而市场环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母体大学的无形支持对创业动机的直接影响效应也就很微弱了; 此外，本研究所选取的环境层面的变量主要从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创业氛围这两个角度来考虑，而这两个方面与母体大学的支持密不可分。因此，当环境变量作为中介变量出现时，母体大学的无形支持对学者创业动机产生了影响。

本研究通过实证调研，应用SPSS16.0软件和Lisrel8.50软件研究了学者创业动机的影响因素。通过文献回顾，本研究构建了理论框架，即母体大学的支持，创业环境的支持以及学者的个人背景会对学者的创业动机产生影响。在分析过程中，将母体大学的支持分为有形支持和无形支持，根据数据的性质，对母体大学支持层面以及环境层面的影响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而对学者个人背景与创业动机的关系则采用回归分析。本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

(1) 中国学者的创业动机可以由四个部分来衡量，这四个部分的动机由强到弱依次是追求成就感的动机，开发新的能力的动机，商业化研究成果的动机和追求更高的收益的动机。中国学者在创业时，最看重的是创业所能带来的成就感，最不看重的是创业所带来的财富收益。

(2) 在本研究所选取的三大影响因素中，创业环境对学者创业动机的影响最为显著。创业环境的支持对学者的创业动机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当地的创业氛围，在创业氛围浓烈的地区，学者更容易参与创业活动; 然后是多渠道的资金提供者和创业基础设施支持，在风投资本较为活跃的地区，学者创业活动也会更加频繁; 在产销合作和研发合作盛行的衍生企业集群中，学者创业也更为普遍。学者并不是简单地在技术成熟之后才开始创业，更多地会考虑所在地的创业环境是否适合企业的成长，因此，学者创业对创业环境的要求较高。

(3) 母体大学的支持，不管是无形的支持还是有形的支持，对学者创业动机都没有直接影响。即使在母体大学的支持非常完善的情况下，学者也并不一定会考虑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商业化，这说明母体大学单方面的支持对于学者创业是远远不够的，同时也表明中国学者在创业决策上是较为理性的，他们对创业风险的评估更为全面。

(4) 母体大学提供的无形支持的差异会影响学者所处的创业环境。虽然母体大学的无形支持对学者创业动机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这些无形支持能够给学者创业带来更多的便利，可以使其从外部环境获取更好的资源，增强学者对创业成功的预期，从而增强其创业动机。母体大学的无形支持对于学者创业而言非常重要。

(5) 商业化研究成果的动机受学者个人背景的影响最大，职称越高、教育程度越高的学者的转化成果的动机越大，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背景的学者更容易倾向于商业化自己的研究成果，而医药科学和人文与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的这类动机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