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创业实践与特点

从理论上来看，包括校办企业在内的大学衍生企业从母体大学衍生出来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大学的科学研究成果从一个非商业化的学术环境下的首创理念转变成为在一个竞争性环境下寻求产生租金的成型企业的过程。这种基于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新企业的创建所带来的战略问题是: 由于大学衍生企业的创业团队大多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们缺乏商业资源，同时学者创业又具有跨学科性质，那么大学衍生企业的创业能力从何而来? 学者发明人在大学衍生企业形成和成长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大学衍生企业是否具有不同于产业企业的独特性，尤其是战略特征? 这些问题很难从现有文献中找到理想的答案。

本研究采用战略形成理论的分析框架和Collier战略分析量表，以武汉市5所高校的50家大学衍生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分析研究了中国大学衍生企业的战略形成过程、特征以及影响战略形成的因素，总结出中国大学衍生企业的战略特性与模式。其研究结果对战略理论的发展会有所贡献，对大学衍生企业和大学自身的发展也具有决策参考价值。

1. 企业战略形成及其测度——文献回顾

(1) 企业战略的产生与作用

演化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尼尔森和温特 (1982) 认为，战略这个概念是“由一群与哈佛商学院相关联的研究者提出的”。研究战略思想的主要学者有阿尔弗雷德·钱德勒 (Alfred Chandler)、安索夫 (Igor Ansoff)、肯尼思·安德鲁斯 (Kenneth Andrews)、迈克尔·波特 (Michael Poter) 等。战略思想的基本假设是: 随着大规模复杂组织的日益增加，这些组织的高层经理无力对组织进行微观层面的管理，同时又不想放弃对看不见的、无计划的“惯例”的控制，于是战略需求就产生了，它要求在考虑任何与组织有关的特定问题之前，应先分析整个行业及其客户的竞争地位，还要按照特定的顺序考察管理要素: 目标、战略、政策、组织结构、设施和人员。企业战略研究突出强调了主要规则和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模型假设，多元化经营的大公司的总经理或高层管理者无法有效地关注每一个细节问题，但他们可以通过制定并实施企业战略对企业的长期赢利作出重大贡献，这一命题与尼尔森和温特模型对随机性和惯例的强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安索夫于1965年出版的第一部也是其最负盛名的一部战略管理的著作《公司战略》，开启了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新天地。此后，战略管理的理论研究领域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可谓硕果累累，学派林立，俗称管理理论的丛林。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种战略管理理论，Chaffee提出了三种战略形成模式，包括线性的 (Linear)、适应性的 (Adaptive)和解释性的 (Interpretive); Mintzherg总结出了三种战略形成过程，计划性的 ( planning)、适应性的 ( Adartive)、企业家的(Entrepreneurial); Nonaka提出了战略形成中的中上下 (Middle-up-down) 模式，以区别于传统的上下 (Top-down) 模式和下上(Bottom-up) 模式; Hart 提出了五种模式，包括命令的(Command)、符号的 (Symbolie)、理性的 (Rational)、交易的( Transactive) 和生成的 ( Generative)。H.Mingtzberg，Bruce Ahlstrand和Joseph Lampel等将这些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末先后涌现出的战略管理理论划分为以设计学派、计划学派和定位学派为代表的十大学派。表6.3简单归纳了这十大学派关于战略形成的主要观点、代表人物等。

表6.3 战略管理理论十大学派思想简介[1]

续表

(2) 战略形成及其测度

有关企业战略形成的研究方法大多是基于企业组织结构和企业成长过程的实证研究。Fredrickson和Mitchell、Miller和Friesen、Shrivastava和Grant、Wooldridge以及Floyd等尤为关注对企业战略形成的实证研究。Floyd (2000) 等认为，企业的规模，企业所涉及的领域以及企业的发展阶段都对企业的战略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Bailey (2000) 开发了一个拥有6个维度，总共39个细目的量表，搜集了来自5332个企业经营人员的数据，试图以此来调查分析企业战略形成过程。其研究结果显示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都可以被接受，继而Bailey量表被证明可以用来调查分析企业战略形成过程。[2]

Collier、Fishwick、Floyd (2004) 等通过对员工参与企业战略决策的情况进行分析，进一步改进了Bailey量表，将Bailey量表中涉及企业战略形成过程的细目进行了一定的删减和扩增，最终形成了总共43个细目的8维度Collier量表。这8个维度是: 共同愿景(Collective Vision)、适应性 (Adaptability)、计划 (Planning)、命令 (Command)、商业限制 (Business Constraints)、非商业限制(Other Constraint)、文化 (Culture) 以及企业内部政治 (Internal Politics)。Collier及其后的学者验证了Collier量表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3) 大学衍生企业的产生与战略形成

大学衍生企业是在一个学术的、非商业性环境下产生的。按照知识溢出型创业理论的解释，在一个组织环境下如大企业、大学实验室里创造的新知识、新创意，由于存在很高的不确定，组织很难获得预期的各种产出的价值。现有 (产业或大学) 组织由于固有的结构惰性，在不确定型条件下会做出维持现状，而不是对新知识采取商业化行动的决策。因此，就存在知识过滤或溢出，其他人或组织 (通常是大学之外的小企业) 会通过建立新企业，将这些知识商业化或资本化。

那么，大学会在什么情况下决定将自己创造的知识内部化，自己创办企业呢 (本研究称之为内部商业化，或者狭义的大学衍生企业)?

大学决定通过自己创办新企业内部化自己的发明成果通常是与其他几种技术转移方式如专利化或许可，合同 (合作) 研究等比较权衡后的结果。考虑的因素有交易成本、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产学合作与信任程度、产业吸收能力、大学技术相对于产业技术的先进性程度、大学对发明人的激励政策与专利权控制方式、社会中介机构的发达程度、研发资金来源等。

根据大学衍生企业的产权结构，可分为大学主导的衍生企业和个人主导的衍生企业两类。前者是由政府或大学合作开发或者至少是大学指定的非发明人代理开发创建的企业，后者是学者发明人(academic-inventor) 开发创建的企业。无论哪种产权结构的大学衍生企业，学者在新企业的形成和发展中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一方面，两类企业的形成都来源于学者发明人的技术或专利，另一方面，USOs具有一般新创技术型企业 (Newtechnology-based firms) 的特点，如创新性、高成长性和高风险。由于学者发明人对创新的技术的特性和应用比一般人有更好的理解，因此，大学衍生企业对技术存在的路径依赖就转化为对原始发明人的依赖。换句话说，大学衍生企业的形成和发展存在对学者发明人的技术依赖，至少，理论上是这样。

Stephen J.Franklin等 (2001) 对比分析了学者创业者和外部代理创业者 (academic and surrogate entrepreneurs) 在大学衍生企业发展中的互补作用，发现两种创业者各有优势: 学术企业家理解技术和其潜在的应用能力，代理企业家具有商业化经验，因此，这两者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大学要想进行成功的基于新创公司的技术转移，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学者和代理企业家的结合。

2. 研究方法

这部分的研究方法将直接采用Collier量表，以问卷调查、访谈为基础进行小样本实地调查研究，具有多案例研究的特征。下面结合战略形成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大学衍生企业的战略形成过程及其特点。

(1) 样本特征

数据采集时间在2010年3月中旬到4月中旬。调查对象涉及武汉地区5所“211工程”大学 (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 的科技园区中的50家大学衍生企业。访谈则涉及学者发明人、大学衍生企业负责人、科技园区负责人以及包括孵化器和产业部门在内的大学相关管理部门负责人共7人。大学类型涉及以文、理、工、农、医见长的综合性和理工类大学，涉及材料、测控、生物等诸多领域，企业的发展阶段涵盖了从研发阶段到稳定成长阶段在内的初创企业几乎必经的典型的5个阶段。包括母体大学和大学衍生企业在内的被调查对象在价值观、办学宗旨、优势学科、外部环境、内部文化、研究焦点、发展阶段和资金来源上都具有极高的多样性，这一切使得本项研究的结论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普遍性。

(2) 量表的有效性分析

为保证量表在本项研究中具有较高的效度，在正式调研之前发放了7份试调研问卷。根据受访者提出的意见和试调研问卷的结果，在不违背Collier量表原本意思的情况下，通过相关专家的指导，对某些细目的表述方式进行了一些微调。

由于本项研究的样本数有限，并且本项研究的目的也不在于量表的开发，再加上Collier量表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已被包括Collier本人在内的国内外学者所证明，因此，本项研究并没有对Collier量表再做主成分分析，而是试图将该量表通过内部一致性检验，以此来探究Collier量表是否也能用在本项研究之中。我们对本研究所用量表的信度进行了检验。表6.4显示了本研究所用量表经SPSS软件进行信度检验后的结果。

表6.4 量表的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的目的在于检验Collier量表中的8个维度 (变量)的指标一致性。表6.4中，α系数越大，表示这个量表的信度越高，即该量表越稳定。通常认为，α系数大于0.7就代表了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好。本次SPSS分析结果显示，表6.4中8个变量 (维度) 的α系数均大于0.7，因此可以说问卷所采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比较好，量表比较稳定，其数据可以直接用于研究我国大学衍生企业的战略形成。

3. 数据分析

(1) 我国大学衍生企业战略形成的总体状况

为了研究我国大学衍生企业战略形成的主要类型，首先应该对我国大学衍生企业战略形成的总体状况进行分析。第一步，需要得到所研究的50家企业各自统计数据中的8个维度在各维度的多个细目上得分的平均数，这个平均数代表了该企业在该维度上的得分。进一步，需要计算所有50个样本企业总体在8个维度上得分的标准差。图6.2显示了本研究所涉及的所有样本企业总体在各个维度上得分的标准差。

图6.2 样本企业总体在8个维度上得分的标准差的条形统计图

若某一维度下的标准差越大，则说明样本数据对样本均值的偏离程度越大，样本数据越离散，即50家样本企业在该维度上的差异表现得越明显。从图6.2中可以看出，50家样本企业在适应、商业约束、非商业约束以及企业愿景维度上的差异相对比较大，而在计划、企业内部政治和企业文化维度上的差异相对比较小。

(2) 我国大学衍生企业的战略形成类型与特征

应用SPSS统计软件中快速聚类的方法，分别以不同数量的组别对所有50家大学衍生企业进行聚类分析，以得到在不同数量的分组情况下的组内方差和。表6.5显示了分别将50家大学衍生企业分成1、2、3、4、5个组别时，得到的组内方差和。

表6.5 不同数量分组情况下的组内方差和(www.xing528.com)

图6.3进一步显示了分别将50家大学衍生企业分成1、2、3、4、5个组别时，得到的组内方差和的变化趋势。从图6.3中可以看出，当分组方式从1个组增加到2个组时，曲线降低得很快; 而当分组方式从2个组增加到3个和3个以上的组时，曲线降低得很平缓，而且越来越不明显。结合聚类分析的结果并参考分组后各组企业战略形成的实际情况，我们将本研究中所涉及的50家大学衍生企业分成A、B两种类型。图6.4显示了当50家大学衍生企业被分成A、B两种类型后，每种类型的企业数量及其占总样本企业数量的比重。

图6.3 不同数量分组情况下的组内方差和变化折线图

图6.4 分成A、B两类后的样本分布扇形图

为了进一步验证将样本企业分成两类的合理性，需要对两类企业在企业战略形成上的特征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表6.6显示了两类企业在各维度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表6.6 两类大学衍生企业在8个维度上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从表6.6中可以看出，当样本企业被分为两类时，各类在各维度上的显著性概率均小于0.5。这个结果说明，当样本企业被分为两类时，各类在各维度上的平均得分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该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以及上述组内方差和数据，共同证明了将样本企业分成两种类型是合理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本研究将这两类企业称为A型大学衍生企业和B型大学衍生企业。

以下对两类大学衍生企业在战略形成上的特征差异进行比较分析，以便进一步分类描述和阐释两类大学衍生企业的特征。

①A类大学衍生企业战略形成的特征。从图6.5中可以看出， A类大学衍生企业在适应、商业约束与非商业约束这3个维度上的得分比较高，因此可以认为A类大学衍生企业的主要特征是战略演进性和外部约束性，具体表现为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企业战略也会进行自我调整，以使企业适应这些变化; 同时，企业战略的形成一直会受到来自于市场变化等商业因素和政府决策等非商业因素的影响。

②B类大学衍生企业战略形成的特征。从图6.6中可以看出， B类大学衍生企业在企业愿景这个维度上的得分比较高，因此可以认为B类大学衍生企业的主要特征是企业战略来源于对企业愿景的具体化，具体表现为创业领导者的愿景可以为创业团队和企业员工所认可，进而具体化为企业的战略。

图6.5 A类大学衍生企业在8个维度上平均得分的条形统计图

图6.6 B类大学衍生企业在8个维度上平均得分的条形统计图

图6.7显示了A、B两类企业在8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的差异。

(3) 大学衍生企业战略差异性分析

进一步分析的是: 哪些因素影响或形成了大学衍生企业战略差异? 本研究将分析限定在人 (管理者、团队)、机会 (技术)、资源 (企业属性) 和环境 (大学) 4个要素框架内。

①企业经理人的类型因素。为了满足样本分布卡方检验的要求，已被分成A、B两个类型的50个样本被进一步划归为甲乙两个组。甲组中的大学衍生企业，其经理人都是当初带领团队创业的学者发明人。乙组中的大学衍生企业，其经理人都是外聘的专业经理人。不同经理人类型的卡方检验见表6.7。

图6.7 两类企业在8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

表6.7 不同经理人类型的卡方检验

从表6.7中可知，学者担任CEO (甲组) 的企业大多分布在愿景型 (B型) 企业里，而外聘专业CEO (乙组) 的企业大多分布在适应型 (A型) 企业里。在卡方检验中，渐进双侧概率p=0.0017355989815＜0.05，表明样本已经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由此可以推论，企业经理人的类型是大学衍生企业战略形成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关于创业团队的合作度，在本项研究所回收的50份有效问卷中，全部问卷 (100%) 都在其“创业团队的合作度”细目上选择了“创业团队合作得非常好”。考虑到前面指出的样本总体在“企业内部政治”这一维度上的得分很低的现象，我们无法深入探究其原因，也无法验证创业团队的合作度同企业的战略形成类型之间的关系。

②企业的属性因素。本研究中的企业属性因素主要是指企业的规模、企业的发展阶段等因素。

企业的规模: 从直观上难以发现企业规模和企业战略形成类型之间的必然联系，通过卡方检验也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企业的发展阶段: 本研究将企业的发展阶段分为萌芽期 (包括研发阶段，寻找创业机会阶段)、快速成长期和稳定期三个阶段。

从表6.8中可以看出，渐进双侧概率p=0.00025893627437＜0.05，表明不同发展阶段的大学衍生企业，其战略形成的类型也具有较大差异。大学衍生企业在步入稳定期之前，其战略的形成往往表现出较强的愿景特性; 而当大学衍生企业步入稳定期之后，其战略的形成却常常表现出对商业约束和非商业约束的妥协。由此可以说，大学衍生企业的发展阶段是大学衍生企业战略形成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③关键技术特性因素。在访谈中，一位企业的CEO表示: “企业的核心技术最初来源于专利技术，但由于市场需求变化很快，企业后来的技术与创立时的专利技术关联不大，因此这对战略的形成基本不产生影响。”同时，由于这些企业所依赖的关键技术几乎都是近年才产生的高新技术，许多还是学科交叉的成果，所以目前在理论和逻辑上都难以找到对这些技术进行归类与合并的合理标准，因而对关键技术的特性和大学衍生企业战略形成之间关系的分析无法科学地进行。

表6.8 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卡方检验

④大学因素。大学对企业的支持度是否会影响到衍生企业的战略形成，在访谈中我们就这一问题对全部7位受访者进行了提问。其中有一位受访企业家表示: “企业属于独立法人，场地、厂房都是企业自筹经费建立的，学校只有精神上的关心，没有有形支持，在融资上也没有提供有效的帮助。它 (母体大学) 怎么影响我们的战略形成?”另一位CEO也表示: “技术虽然来源于高校，但现有的技术人员都是从外部招聘的。学校也不大会干涉我们的战略和运营。”受访的学校产业部门的负责人也从侧面佐证了上述两位受访者的观点: “目前大学对衍生企业的扶持是分层进行的: 原创性技术首先在校园中产生，尚未成规模的企业在校园周边的孵化器中培育，能够形成产业化、规模化的企业再到学校的科技园中进一步发展。科技园中的企业大部分是学校控股的。……高校的科研成果要走向市场，必须经过中试、终试等一系列环节，需要大量资金。另外，产学研合作链条中的平台、中介等都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都不是高校擅长的，我们对衍生企业能提供的实际帮助其实也很有限。”由于在调研中，企业和大学都认为在实际中，大学对企业的支持度都非常有限，因此样本企业在这一因素上的可比性很低，无法验证大学对企业的支持度同企业的战略形成类型之间的关系。

4. 研究结论

通过对武汉地区5所大学的50家大学衍生企业的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研究发现: 我国大学衍生企业的战略形成具有明显的类型差异性: 适应型与愿景型。前者的战略形成具有演进性和外部约束性，后者的战略形成更多是来源于对企业愿景的具体化。进一步的论证发现，我国大学衍生企业其经理人的类型和企业发展的阶段都是影响我国大学衍生企业战略形成类型的显著因素; 而企业的规模、企业所属的行业领域、母体大学对企业的支持水平、创业团队的合作度以及创业所依赖的技术特性等因素对我国大学衍生企业战略形成的影响还比较有限。

学者的创业角色与企业战略类型的关系表现为: 学者型CEO管理的我国大学衍生企业，其战略的形成更多地表现为对企业愿景的具体化; 而外聘专业CEO管理的我国大学衍生企业，其战略的形成则表现出对商业约束和非商业约束的适应。大学衍生企业在步入稳定期之前，其战略的形成往往表现出较强的愿景特性; 而当大学衍生企业步入稳定期之后，其战略的形成却常常表现出对来自商业约束和非商业约束的妥协。

本研究还发现，我国绝大多数的大学衍生企业的战略形成都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其战略的形成通常是一个逻辑渐进的过程。受访企业的现行战略基本上是“高层计划战略”和“一线发现战略”这两个同时进行的程序不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下的产物。但是从受访企业在“计划”维度上不高的得分可以看出，战略计划工作在我国大学衍生企业战略形成之中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本研究中，受访者绝大多数是各部门和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这就有可能使得本次实证研究的结果仅仅反映了相关组织的高层管理者对我国大学衍生企业战略形成的感受与判断，以至于其可能同我国大学衍生企业实际的战略形成存在一些距离和偏差。而且由于本次问卷调查所涉及的大学衍生企业都集中在武汉地区，这使得本项研究的结论难免会带有地域性色彩。本项实证研究的样本总量也只有50个，这使得研究中发现的我国大学衍生企业的战略形成类型和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稳定性还有待在大范围和大样本调查中进一步检验。同时也需要对个案的深度剖析。

[1] 亨利·明茨伯格，布鲁斯·阿尔斯特兰德，约瑟夫·兰佩尔. 战略历程. 魏江，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

[2] A.Bailey.Valida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of strategy development processes.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0，11 (2): 151-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