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型大学实现第三使命的认知与机制

1. 路径选择的一般做法与本书的新命题

学术界对高校学者的商业化活动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大学一般通过六种路径来实现大学“第三使命”: 将研究成果授权给学校技术转移办公室; 直接对外部公司进行技术许可; 申请专利; 同产业界进行合作研究; 担任科学及技术顾问; 开办企业。20世纪早期，MIT通过研究、咨询和专利转让路径，采用由学术研究到实际应用的线性创新模式，积极推行研究型大学的第三使命; 20世纪中后期，MIT又结合大学线性创新模式和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的学术研究的反线性创新模式，将创办衍生企业及协助外部创业作为实施大学第三使命的全新路径，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所创业型大学。Scott Shane (2004) 研究发现，MIT有3/4的投资是投向大学衍生企业的后续投资，1/3是投向产业许可。

谭小琴 (2009) 对清华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牛津大学三个学校141名教授进行了技术转移途径选择意愿的调查，并对统计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清华大学选择技术转移途径的偏好次序为: 合作创新或研发(65.4%) ＞技术授权(25.6%) ＞衍生企业(5.1%); 香港浸会大学的偏好次序为: 合作创新或研发(55.6%)＞技术授权(18.5%) ＞衍生企业(11.1%); 牛津大学的偏好次序为: 合作创新或研发(44.4%) ＞衍生企业(27.8%) ＞技术授权(5.6%)。陈劲等(2009)对MIT产学联盟的演化特点做了相似的划分，总结出产学联盟的三种形式: 初级形式——产业咨询; 中级形式——大学技术转让与专利许可; 高级形式——创建衍生公司。Waverly Ding，Emily Choi (2011) 以美国高校6138名生命学科科学家的职业背景、商业化活动为样本，进行Cox回归分析发现，高校科学家在推行知识商业化的过程中，科学家的性别、研究生产力、社会关系网、高校的知识商业化环境等变量将会影响科学家们的商业化路径偏好: 在科学家的职业生涯早期，相对于顾问咨询活动路径，他们更倾向于利用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创办企业; 他们还发现，顾问咨询活动与创办衍生企业是两个不同的知识商业化路径，高校科学家在成为外部公司的顾问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之后，其向创业学者角色转变的可能性会降低。

通过对以上大学“第三使命”实现路径的比较分析，本研究认为，尽管一些学者们已将研究的视角引入高校内部的学者层面，并对他们的个体路径选择偏好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但没有从认知层面，对高校实现第三使命的路径选择的真正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深入探讨。由Simon (1995) 的有限理性理论可知，在信息不完备情况下，面对新的事物，人们的认知程度受到认知负荷影响会表现出不同的水平，故人们会选择不同的行为方式或路径。本研究首先提出以下基本假设:

H0: 我国大学在选择实现“第三使命”的路径过程中，会受不同认知水平的影响。

本研究引入认知负荷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 我国大学在推行大学第三使命的过程中，对第三使命的认知主要受哪些内、外部环境的影响以及对“第三使命”的认知存在哪些负荷，这些认知负荷是否会影响我国大学推行第三使命的路径选择。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以下假设并分析。

(1) 我国大学推行第三使命的“技术或管理咨询服务”路径的影响因素

Stankiewicz (1986) 认为，扩展和促进产业咨询应该作为推动大学和企业合作的第一步。MIT在推行产业咨询时，认知和利益上的冲突曾引起了学校内部以及外部的一些矛盾，直到20世纪30年代MIT提出了著名的“1/5原则”，产业咨询才成为人们认可和合法的活动。[1]。Harvey A.Goldstein (2010) 通过对美国高校的547位教师进行问卷调研发现，由于同产业联系的程度不同，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对大学教师向产业或企业提供技术或管理咨询的态度也有所不同，历史、英语文学、政治科学的教师相对于电脑科学、化学工程等学科来说，同产业或企业的联系相对较少，故不太支持大学教师向产业或企业提供技术或管理咨询服务。那么，我国大学在选择“技术与管理咨询”路径推行第三使命的过程中，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 我国大学在选择该路径的过程中是否也存在认知负荷? 根据我国高校发展特点，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a: 我国高校选择“技术或管理咨询”路径推行大学第三使命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大学自身与产业联系的紧密程度。

H1b: 若对大学第三使命的认知负荷最小时，我国高校则倾向选择“技术或管理咨询”路径推行大学第三使命。

(2) 我国大学推行第三使命的“与企业合作研究”路径的影响因素

与非学术客户签订研究合同，可以归为合作研究，此途径主要是指由于大学生产的新技术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这些技术被学校以外的企业购买，具体来讲，就是技术拥有者高校通过向技术接受者授予使用专利、商标、KNOW—HOW、著作权等路径来实现大学的“高科技辐射功能”。王小平 (2003) 等对与企业合作研究的优势进行了如下总结: (1) 可以快速获得回报; (2) 无须负担技术商品化所需的资金; (3) 被授权者对于市场相对于高校来说更加熟悉，且被授权者更容易发现市场机会。高校选择以上实现路径，既可以获得一定的经济上的收入，也可以保持自身相对的独立性。相对于前文仅提供管理或技术咨询服务来说，该路径需要高校及其他认知主体对“与企业合作研究”的认知程度更高，它们同产业联系的要求将会更高，与此同时，选择该路径也会存在较高的认知负荷。Harvey A.Goldstein (2010) 对美国公立非赠地大学、公立赠地大学以及私立大学的调查表明，无论哪类高校对学者同私有企业的合作研究都有较大比率被调研者不赞同这种知识商业化方式 (公立非赠地大学35.1%、公立赠地大学40.5%、私立大学48.0%)。故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a: 我国高校选择“与企业合作研究”路径推行大学第三使命，需要对该路径具有更高的认知程度，高校需同产业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H2b: 若对大学第三使命的认知负荷居中时，我国高校倾向选择“与企业合作研究”路径推行大学第三使命。

(3)我国大学推行第三使命的“创办衍生企业”路径的影响因素

Cooper( 1984)，Olofsson( 1987)，Roberts( 1990)，Brett， Gibson(1991)，Elias G.Carayannis(1998)，Morten Steffensen(2000)等人最早对大学衍生企业进行了研究。大学衍生企业分为三种类型——大学创办、教授创办、学生创办。杨德林等 (2007) 的研究表明，中国研究型大学衍生企业活动与大学的科技实力、专业布局特点、科研经费总量、大学的地理位置以及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1980年美国《贝耶-多尔法案》明确规定大学生产的科研成果和技术知识产权应交回大学所有，这一法案鼓励教师个人把商业活动纳入自己的角色范围，它要求高校不仅仅是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更要将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应用到实际的创业当中去。Markus Perkmanna等 (2011) 的研究指出不同性质的大学与产业的联系程度不同，如以生物科学、医药科学为主要优势学科的大学更容易同产业建立密切的联系，更容易采用创办衍生企业的形式来对大学技术或知识进行商业化。由此可见，创办大学衍生企业，是实现大学第三使命更高形态的路径，无疑对高校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同理，大学推行“第三使命”的“创办衍生企业”路径可能也会产生更高的认知负荷。Harvey A.Goldstein (2010) 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无论何种类型的美国大学，它们对大学创办衍生企业或资助学者创办衍生企业的行为都予以一定程度的反对(无论公立性质高校还是私立性质高校，持反对意见的平均比率高达44%)，但美国高校教师对于大学创办衍生企业的态度相对于其他几种形式，持反对的比率更高。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a: 我国高校的学校类别或性质对选择“创办衍生企业”路径推行大学第三使命会产生影响: 理工类高校相比于文科类高校更倾向于选择创办衍生企业路径推行大学第三使命。

H3b: 若对大学第三使命的认知负荷最高时，我国高校不倾向于选择“创办衍生企业”的路径推行大学第三使命。

根据李娜 (2006)、马林 (2007) 以及谭小琴 (2009) 的总结，本研究对以上三个路径的特点进行了总结分析 (见表4.2)。通过比较分析，本研究认为，高校在实践大学第三使命的过程中，路径的选择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路径偏好。以谭小琴 (2009) 的研究结果为例，由于三所高校的学校类型不同 (清华大学为研究型大学、香港浸会大学为准研究型大学、牛津大学为创业型大学)，各高校学者对各种路径的认知程度不同，他们的路径偏好有很大的区别，牛津大学的学者们对于“创办衍生企业”的态度相比清华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要积极很多。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高校对第三使命实现路径的选择偏好呢? 这是本研究接下来将要探讨的问题。(www.xing528.com)

表4.2 大学第三使命的实现路径特点[2]

2. 对我国高校第三使命认知的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为了分析我国高校对“第三使命”认知的具体影响因素有哪些，本研究利用统计软件SPSS17.0因子分析中的KMO测度和Bartlett检验以及“Principal Components”(主成分分析) 功能， Cronbach'sα信度检验，将收集到的数据，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进行计算，得到检验结果和旋转因子负载矩阵。影响武汉地区7所高校对大学第三使命认知的因素的KMO测度值为0.731，这说明该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巴特利特球体检验卡方值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0.01，这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也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主要结果见表4.3。

表4.3 对大学第三使命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Varimax (方差最大法) 旋转后的因子负载值

表4.3中的结果是按照因子提取方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经六次迭代正交旋转获得的，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则得到4个公共因子。表中共计13个观测变量，合成为4个因子，下面本研究将根据合成因子的共同点，分别对4个因子命名: F1因子包含“国外创业大学的成功经验”、 “大学排名及职称评定经济绩效指标”、“社会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满”、“政府对大学投入减少”、“学校制度的完善”、“国家政策支持”6个观测变量，由于涉及外部经验、社会期望、国家政策、学校内部制度对大学“第三使命”认知的影响，故本研究将其命名为“高校内外部政策”; F2因子包含“独立的发展目标”、“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2个观测变量，涉及高校发展的自主性问题，本研究将该因子命名为“高校发展自主性”; F3因子包含“学校领导重视”与“个人创业导向”2个观测变量，涉及高校具有影响力的个体对大学第三使命的认知程度问题，故本研究将该因子命名为“个体认知程度”; F4因子包含“大学市场化改革”、“企业与大学合作程度增强”、“产业界的资金投入”三项，由于涉及高校与市场及产业间的关系问题，故本研究将其命名为“产学关联程度”。

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国高校对大学第三使命的认知负荷因素以及这些认知负荷的产生原因，本研究按照前文所述的方法对14个观测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测度及检验结果: KMO值为0.733，这表明该观测变量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巴特利特球体检验的卡方值的显著性概率为0.000，小于1%，这同样说明适合做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结果见表4.4。

从表4.4可以看出14个观测变量合并为3个公因子，剔除了3个观测变量“科研成果转化的过程过于烦琐、职称与绩效考核制度僵化、缺乏相关人才”，本研究未将其划并到其他任何3个公因子之中 (按照变量合并原则: 负载值应大于0.50)。本研究根据各个公因子中包含的观测变量的含义，对以上3个因子进行命名:FAC1因子包括“市场制度不完善”、“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大学研究导向与市场脱节”、“产业界等对大学投入减少”、“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困难”、“资金不足”，说明高校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形成了认知障碍，故本研究将其命名为“外部认知负荷因子”; FAC2因子包括“倾向于从事应用研究而非基础研究”、“研究目标追求经济价值而非学术价值”、“在教学上的投入减少”，说明高校内部主体如高校教师、学生等，对大学“第三使命”的认知产生困难，故本研究将其命名为“内部认知负荷因子”; FAC3因子包括“社会认同度问题”、“大学原有观念很难改变”，说明针对当前一些高校开展的知识商业化等新现象，大学及社会还无法将其与传统的大学功能观念自动关联，并形成正确的“第三使命”图式，故在认知和观念上存在障碍，进而形成认知负荷，本研究将其命名为“关联认知负荷因子”。

表4.4 对大学第三使命认知的负荷因素进行Varimax (方差最大法) 旋转后的因子负载值

①影响大学“第三使命”实现路径选择的因素及负荷的Logit回归分析。在完成对大学“第三使命”认知影响因素及认知负荷因素的因子分析后，本研究为了进一步探讨大学在推行“第三使命”过程中，认知影响因素以及认知负荷因素是否将会影响大学做出不同的实现路径选择，采用Logit回归分析的计量方法来分别分析第三使命的认知影响因素和认知负荷因素同“技术或管理咨询服务”路径，“与企业合作研究”路径以及“创办衍生企业”路径之间的关系。

②相关变量及Logit回归设计。为了探讨影响我国高校实现大学第三使命的路径选择偏好的具体因素，本研究对相关变量设计如下: 将被调研者对“技术或管理咨询服务”(选择“非常同意”者编码为1，其他则为0); “与企业合作研究”(选择“非常同意”者编码为1，其他则为0); “创办衍生企业”(选择“非常同意”者编码为1，其他则为0) 的路径偏好程度设计为因变量; 将前文对武汉地区7所高校“第三使命”认知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中提取的4个公因子 (F1、F2、F3、F4) 以及“外部认知负荷因子”、“内部认知负荷因子”、“关联认知负荷因子”等3个认知负荷公因子 (Fac1、Fac2、Fac3) 作为自变量 (由于此3项值为反向问题，故作正向数据处理); 将学校类别 ( University type)、学科(Discipline)、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设计为控制变量，3个控制变量均根据其自身特点设计为哑变量: 理工及综合类高校编码为1，其他如政法和师范类编码为0; 5个学科均设计为哑变量; 研究生学历的被调研者编码为1，其他则为0。根据以上变量设计，本研究采用Logit回归分析对前文相关假设进行统计检验。目的在于探讨各种因素对大学推行第三使命的路径选择偏好的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

3. 调查研究结果

通过相关分析表4.5报告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各个变量的均值及标准差，表4.6中包含3个Logit回归模型，模型1 (A)、模型2 (A)、模型3 (A) 为只包含控制变量: 如高校类别、学科等对各种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模型1 (B)、模型2 (B)、模型3 (B) 加入几个主要自变量: 认知影响因子、认知负荷因子。由模型1、2、3可知，自变量F3均同大学推行第三使命的不同实现路径紧密相关，并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故本研究的假设H0得到支持，即我国大学在选择实现“第三使命”的路径的过程中，会受不同认知水平的影响。从对模型1 (B) 的Logit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我国高校在选择“技术或管理咨询服务”路径的过程中，主要受F3“个体认知程度”和F4“产学关联程度”因子的影响(F3非标准化系数参数0.50，p＜0.1，exp (0.50) =1.65; F4非标准化系数参数0.74，p＜0.05，exp (0.74) =2.11)，通过对两个因子参数标准化后的比较 (利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Zi=Bi St.Di/1.8138，Bi表示Logit回归自变量系数，St.Di表示自变量系数对应的样本标准差) 可知，F4对该路径的选择的正向作用要强于F3，即假设H1a得到支持; 通过对认知负荷因子系数参数的分析可知，认知负荷因子对该路径选择的影响不显著，故假设H1b得到支持。这说明我国高校对选择“技术或管理咨询服务”路径实现大学第三使命的认知负荷很小或不存在。这也是我国高校服务于地方经济，服务于产业和企业的较为有效的途径之一，而同产业关系的程度也将影响我国高校对此路径的选择。由模型2B可知，我国高校在选择“与企业合作研究”的路径推行第三使命的过程中，主要受F3、F4以及Fac1因子的影响 (F3非标准化系数参数0.91，p＜0.05，exp (0.91) =2.48; F4非标准化系数参数0.67， p＜0.1，exp (0.67) =1.97; Fac1非标准化系数参数-1.21，p＜0.05，exp ( -1.21) =0.29)，同理，通过对方程中系数参数的标准化计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F3对“与企业合作研究”路径选择的影响程度要明显大于对“技术或管理咨询服务”的路径选择，但F4对该路径选择的影响程度略小于对“技术或管理咨询服务”路径选择，故假设H2a部分得到支持; 由于Fac1代表高校的外部认知负荷，主要包括“市场制度不完善”、“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大学研究导向与市场脱节”等测度题项，代表了高校外围环境对高校第三使命认知的影响因素。由回归方程中Fac1的系数参数值及对该路径选择作用的方向 (系数为负) 可以做出最直观的判断: 对于大学第三使命的外部认知负荷越高，则高校选择“与企业合作研究”路径的可能性越小! 故假设H2b部分得到支持。国外部分实证研究表明，理工科性质的高校特别是以生物科技、电脑技术等见长的高校，比文科类高校 (历史、文化、法律等专业为优势专业) 更容易选择更为开放的实现大学第三使命的路径。那么，我国高校是否也存在相同情况呢? 由模型3A、模型3B可知，控制变量Universitytype同“创办衍生企业”路径的选择呈现负向作用关系，即我国高校类型或性质对该路径的选择同国外的研究结果相反，文科类高校对该路径比较认同，而理工类反而不太认同。夏清华 (2007，2008，2009，2010) 有关中国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的系列研究结果也可以说明出现此种统计结果的原因: 中国高校的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断裂，高校创造、研发的技术未能得到很好的转化和商业化，这也直接导致部分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及其他理工科类的学者或学生对高校或学者个人同企业进行合作研究不太认同。故H3a假设未得到支持。毋庸置疑，大学选择创办衍生企业来实现第三使命首先需要对“第三使命”有充分的认知，否则，大学和学者均不会选择这种更为开放的路径，即认知主体需要对第三使命的认知负荷处于最低的状态。根据模型3B可知，认知负荷Fac3 (包括“社会认同度问题”、“大学原有观念很难改变”两个测度题项) 同该路径的选择呈反向作用关系 (Fac3系数为负)，相比于“与企业合作研究”路径的外部认知负荷标准化系数来说，“创办衍生企业”路径的认知负荷标准化系数更大，即后者的认知负荷高于前者。故假设H3b得到支持。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我国高校“创办衍生企业”形成的负荷，主要是由于大学或学者等认知主体对大学原有的观念还无法更改，对更为开放的第三使命实现形式尚未认同，自然形成认知负荷。综合比较以上分析结果可知，被调研者对选择路径一“技术或管理咨询服务”、路径二“与企业合作研究”以及路径三“创办衍生企业”实现大学第三使命的态度有显著的偏好次序，即对路径一认知负荷最小、路径二次之，路径三负荷最大。

4. 结论

综合以上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我国高校在推行大学“第三使命”的过程中，路径选择偏好首先是“技术或管理咨询服务”，其次是“与企业合作研究”，最后是“创办衍生企业”。第二，我国高校在推行大学“第三使命”的路径选择过程中，受到“高校发展自主性”“个体认知程度”以及“产学关联程度”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要影响因素为“个体认知程度”。第三，我国高校对大学第三使命的认知水平受到认知负荷因素的影响: 在未受内、外部认知负荷因子的影响时，高校呈现较高的认知水平，选择相对保守的路径—— “技术或管理咨询服务”; 在受外部认知负荷因子影响时，高校呈现居中的认知水平，也会选择相对开放的“与企业合作研究”路径; 我国高校类型未对高校选择“创办衍生企业”路径形成影响，由于存在较高的关联性认知负荷因子的影响，我国高校在选择最为开放的“创办衍生企业”路径时，会出现较高的负荷，即不太认同通过“创办衍生企业”路径来推行大学“第三使命”。

[1] 陈俊. 新形势下产学研战略联盟创新与发展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5，86，98.

[2] 谭小琴. 清华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牛津大学的技术转移模式比较研究林思齐东西学术交流研究所研究报告系列，2009 (84); 陈俊. 新形势下产学研战略联盟创新与发展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马林等. 技术转移: 北京的实践.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61; 李娜. 基于模式选择的高校技术转移研究. 天津: 河北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