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知识的资本化与大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已经明确进入了研究型大学的议程，这就意味着研究型大学已不再只是进行教学与科研的“象牙塔”，而是有责任将新的思想学说和技术发明推广到社会及商业上去，使之成为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财富的“教育公司”。[1]对那些固守英国“博雅教育”或德国研究大学理念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大学的堕落。
研究型大学持续加速的市场化究竟带来了多大的经济效益目前仍存在不同的声音。但可以确定的是，研究型大学的传统功能——教学与科研正在面临着市场标准的侵蚀，并发生着巨变: 为竞争精英学生，各大学将自己“品牌化”以增加吸引力; 对学术超级明星开出天价工资以提高大学的知名度和声望; 由纳税人资助的学术研究变成了有利可图的专利; 在市场经营与社会需求的压力下，文科逐渐萎缩，学生的兴趣明显地从文理学科转向了所谓的应用科学，因此大部分学校调整了它们的课程设置。大学与企业的距离越来越近甚至逐渐融合，企业化的活力打破了学术界的沉闷氛围，但同时又导致商业价值和市场标准在高等教育领域泛滥。大学的开放化、与企业接触的多元化、社会服务方式的多样化也引起了学术界与广大民众的担忧: 传统的“象牙塔”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的价值目标? 大学的主导价值取向是学术至上还是经济财富? 研究型大学的这一市场化过程究竟对大学研究导向和学术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有学者指出，目前研究型大学的市场化进程，都没有成功平衡的研究和教育，以更有效地促进大学商业化。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商业活动，一些学术知识的生产和学生教育的牺牲似乎不可避免。
一些研究指出，研究型大学的市场化进程使得科学规范受到利润动机的损害 (Bok，2003; Nelson，2001)，在利益的驱使下大学还能否保持纯粹的科学道德值得怀疑。最显著的证据是大学知识商业化使大学明显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倾斜，进而增加对应用研究的投入，减少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Gideon D.Markman等，2005;Magnus Gulbrandsen，2005)。Thursby等 (2007) 通过运用教师行为的生命周期模式进行的研究表明，技术许可活动不仅增加了总的研究工作，同时也增加了应用研究的比例，他们认为技术许可活动会使大学偏离知识生产。
在现代社会分工中，研究型大学主要从事基础研究，虽然也从事部分应用研究，但其目的和价值主要在于探求真理，发展科学。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基础研究所下的定义是: “发展科学知识的独创性研究……它没有直接的商业目的。”对于任何一个科研领域，一般是先有基础研究，然后才被应用到具体领域，而且其间相差的时间间隔可能会很长。基础研究不论多么深奥、多么抽象，一般来说都会找到其用武之地。但是，越“基础”的研究，风险性和不可预测性越强，其转化为实际用途所花费的时间越长。与之相比，应用研究则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研究成果变为实际技术，从而获取经济利益。若大学以知识或技术的商业化开发潜力为标准来选择研究方向，应用研究显然比基础研究更有优势，大学的基础研究难免受到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排斥。在“知识经济”的概念下，大学的某些学科因此而得到了持续高强度的资助。最为典型的是生物、材料、信息和光电学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知识与产品的距离大大缩小了。但毫无疑问，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以增进科学知识为目标的研究活动，将导致新知识的储备，是向未来投入的科学资本。然而，对研究型大学的要求正逐渐发展成“研究应该与我们的社会需要密切相关”，这种流行的要求表面看来是公正的、无害的，实际上对科学进展来说却是最大的危险之一，对于社会需要的长期满足来说也将是最大的危险。
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性质应该是具备开放性的，大学致力于追求科学真理，在学术探索活动中，就必须鼓励独立判断、倡导学术自由、鼓励学术成果共享，以推动整个科学领域的发展。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得到了政府的公共投资，因而其科研产出也应该具备一定的公共产品特性。研究成果的公开共享是科学家和研究型大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如果大学追求研究成果的经济价值，则开放的学术交流氛围必然会面临保密主义的威胁。考虑到商业竞争因素，某项技术的发明者就不会披露那些有可能对竞争者有用的信息，这种保密可能体现在延迟论文的发表时间和拒绝与同行交流研究成果等，这些做法将严重损害大学科学研究的开放特征。Maria Theresa Larsen (2011) 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学术研究的商业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可能会有消极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别是它可能对生产和传播科学知识，或对公共科学开放式的性质产生有害影响”。[2]研究型大学教育功能的市场化特征也越来越明显。“高等教育是一个‘市场’，但这一体系看起来与任何一本经济学教材所描述的市场都没有相似之处……这一特殊市场的‘营销者’——即大学寻求的是最出色的‘购买者’，即学生……在大学的生产过程中，消费者是最重要的投入，这与提供传统的私人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商不同…… (精英学校) 需要拔尖的学生，就像拔尖的学生需要他们一样……高等教育已经越来越普及了，但在顶层仍然等级分明，大学的声望越高，就越能吸引拔尖的学生和著名的教授，也更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资助以及吸引产业企业的合作”。当代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也遭遇批评，“真正新的、给人们带来困扰的是钱的原始力量对高等教育很多方面的作用。学术界曾认为企业家的野心是邪恶的，而他现在却成了一种美德。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声称: ‘加利福尼亚大学意味着经商。’而教育中的优先权也更多地是由多种支持者——学生、出资者、合作者、政府来决定，而不是学校本身，这些支持者中的每个人都在推动他们自己所理解的‘有反应的’(事实上是服从的) 学校”。[3]
对于研究型大学教育功能弱化的另一项担忧来自对知识传授的主体——大学教师的质疑。当高等教育更密切地与市场结合时，一些教学科研人员和院校急切地转向学术资本主义，把它看做实践创业技能的一种机会，看做获得资源的一种手段，或者看做关于繁荣的未来的一种策略。[4]詹森 (R.Jensen) 等人在一项调查中发现，若想实现成功的科研成果商业化，至少有71%的大学研究成果需要学术发明者的进一步参与，这主要是由技术知识的隐性特征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大学教师如果要对自己的成果进行商业化开发，就必须投入大量时间，这将导致正常的教学时间和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然而，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具有实践经验的教师正是大学缺乏的教育型人才，因为大学教育早已脱离精英教育的范畴，普及率逐年提高，科学只是人类最崇高的活动之一，但不是唯一，把学生都培养成为科学家显然不合理，正如加塞特所说，“如果我们真的需要许多科学家，那将会是一场灾难，因为真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是非常少的……社会需要大量的医生、药剂师和教师等，但只需要数量有限的科学家”。[5]从这个意义上讲，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方面，必须区分开，专业教育和职能训练也应该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大学所传授的知识与社会脱节，目前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无法形成有效的对接，用人单位抱怨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大学生们也对能否真正学到“有用的”知识表示担忧，甚至许多学生从大二、大三开始就忙于实习和兼职，希望在“社会大学”中充实自己。如果大学的教师具备实践经验，甚至能通过与产业的接触为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将极大地解决目前毕业生市场“供”、“需”不对称的现象。
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与社会公众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商业化进程仍然褒贬不一，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变革暗示着大学自治性和独立性的丧失，使当代研究型大学面临着教育功能弱化与科学道德退化的威胁。但多数研究表明，科学与经济两大领域之间的联系具有积极作用。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科技发明以及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实践应用与社会经济的相关度越来越高。随着高等教育多元化体系的构建，不同类型与层次的大学究竟如何主导自己的发展方向是十分关键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研究型大学“学术资本主义”的色彩应该较“营利性大学”淡得多，企业文化与市场竞争机制虽然有值得大学吸取的因素，但是至少不应该主导大学的发展方向。(www.xing528.com)
[1] Graham Loren.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the Russian experience.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2] Maria Theresa Larsen.The implications of academic enterprise for public science: An over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Research Policy，2011 (40): 6-19.
[3] 大卫·科伯. 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 晓征，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3.
[4] S.Slaughter.L.L.Leslie. 学术资本主义. 梁骁，黎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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