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与教师角色转变：学术创业实现机制

作为公益性非营利组织，研究型大学与企业在目标上有着本质性差别，然而在市场经济与功利主义的双重浸染下，研究型大学也不自觉地染上了社会世俗习气。克拉克·克尔指出，“大学越发不再是精英分子的专业性的、阶级取向的机构，而更是大众的一个市场取向的工具”。[1]在这种大学里，多数学生追求的是实际的职业培训而非空泛的人生哲理，教师追求以同行认可体现的市场价值而非学生和同事的赞誉，大学领导层也没有往日的权威而成为校内的调解者和社会上的募款人。最突出的变化趋势是高度教育的普及化和教师从教学转向研究。强有力的领导层曾被认为是创办一流大学的关键，而现在，大学的校长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忙于筹集资金。每一个科系都是一个“收入中心”，每一位教授都是一个企业家，每一所学校都在追求利润，无论是以金钱资本的方式还是以智力资本的方式。

1. 创业导向下的校长使命与角色

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说过，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大学历史上，大学校长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学者化的职业校长，像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等。他们都曾留学西方国家，梅贻琦是物理学博士，蒋梦麟是美国的历史学博士。当了校长后，他们都不再搞专业，专心致志从事教育，以校长为职业。第二种类型就是革命化的职业校长，像蒋南翔、江隆基、成仿吾、吴玉章等。他们是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经受了革命锻炼，有很强的领导能力，又从实践当中成长为教育家。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是这一种类型的，像邓旭初、匡亚明、屈伯川、朱九思等。90年代开始，都成了学者型校长，既当校长又要搞业务。

现代巨型大学是一个过于复杂的机构，研究型大学更多地应反省自身，才不至于异化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机构，借用克拉克·克尔在《大学之用》中的说法，“它并不是一个群体，而是若干群体——本科生群体与研究生群体; 人文学者群体，社会科学家群体，科学家群体，各专业学院群体; 所有非学术人员群体; 行政管理者群体。它的界限是模糊的——它延伸到校友、立法议员、农民、商人，他们都关联到一个或几个这些校内群体”，这些复杂的群体使研究型大学内部存在多样化的精神诉求与利益博弈。

在这场博弈之中，校长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成为各方利益冲突的焦点。大学的学术自由与教学水平需要校长来保障，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要求也都需要通过校长反映到学校的办学中去。哈佛大学一位前校长曾经指出: “大学要在现代社会的多种挑战面前取得成功和进步，最为关键的一环就在于校长能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

(1) 大学校长应该是导航者而不是筹款人。研究型大学在应对这些内部矛盾和社会巨变的冲击的过程中常常容易“迷航”，丧失自己的使命、方向与凝聚力: 大学的过度扩张以及教员追求名气、金钱，减轻了大学对学术、教学等传统功能的关注。研究型大学为了寻求更多的资金而不得不从事与大学主要职能无关的活动，使得自己成为政界、商界、军界的附庸……这些复杂化了的处境使现代研究型大学较以往任何时候更急迫地呼唤卓越的导航者。这个导航者是一个有理想与信念、有抱负与良知、能维系大学使命、随着社会的巨变而变革大学的精神领袖。尽管在市场体制下，大学的开支计划不再以政府拨款的多少为依据，而是以学校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依据，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使得政府财政拨款的增长远远不能适应大学事业发展的要求，因此大学校长不得不承担起筹集学校部分教育经费的责任，但大学校长绝不能沦为被政治和权力欲腐蚀了的目光短浅的筹款人，而应该是一个卓越的导航人。

(2) 大学校长应该是协调者而不是监督者。在市场化体制下，研究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随着扩大和落实办学自主权改革的逐步深入而改变，大学作为独立的社会文化学术机构的地位逐步得到承认，不再以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社会作用。校长也不仅仅是政府政策的执行者，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人来管理大学的资产及教学科研相关事务，而是应该坚定地守护学术权威和学校师生的利益，并形成大学独有的风格与办学特色。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发展方向，重点发展的学科和学术领域，专业的兴办与调整，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等都离不开大学校长的决策，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校长决定了大学的特色与发展方向，校长也因此成为大学发展的灵魂人物。“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已经在研究型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中逐步得到证实。同时，大学校长必须是一个卓越的协调者，善于化解来自校内外需求以及各种传统惯性力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有精神感召力，基于责任而运用权力，具有宽广的学术包容情怀，通过规范权力来协调大学组织中不同角色的行为，通过价值和信念系统促使大学组织的不同群体和不同角色为实现组织的远大目标而奋斗。

2. 学术资本化的大学教师

传统的研究型大学遵循的是“学术人文主义”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大学将求知、求真、塑造人的精神品格和能力培养，作为大学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追求。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奠定了大学组织作为神圣知识殿堂的独特地位，也造就了大学尊重知识、崇尚真理，不为权势与世俗利益所诱惑的精神气质。这种独特地位和精神气质，决定了研究型大学与社会其他社会组织在文化品性上的本质差异，大学可以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状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加剧，全球市场竞争下的跨国经济导致科技研发需求激增，这就迫使大学与本来关系并不紧密的企业建立紧密关系，这样，一方面研究型大学可以得到经费支持，维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从大学的研究成果中获益。这就是Sheila Slaughter和Larry L.Leslie所说的“学术资本主义”: 由于国家对大学的经费支持政策随经济状况而波动，研究型大学不得不更多地寻求外部资源，调整学术工作结构，利用大学的学术优势，从企业获得资金。学术资本主义使大学的学术人员更倾向于选择为产业进行研究，而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的纯学术研究。[2]

毫无疑问，在“学术资本主义”的熏陶下，教师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通过各种校外活动来弥补自己收入的不足。然而，技术开发工作的需求给校园带来了某种更强有力的影响，与学术研究工作的关系越密切，对大学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也就越大。当然，由此造成的影响要大大超过大学教师们惯常所能考虑到的程度。……面对差异如此巨大的利益，学术研究的本质和方向可能会发生变化，会变得颇不同于长期以来鼓励大学教师无私地探索知识的精神。总之，技术转让领域出现的问题之所以令人不安，不仅仅是因为它可能会改变大学内学术研究的惯例，而且还因为它对学术研究的中心价值观念和理念构成了威胁。[3]

我们不得不面对“研究型大学”改变的现实: “教师中许多人把他们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研究而不是教课上……教师在大学里的影响取决于他们获得的联邦研究经费。物理与化学影响增加，英国文学则败落了。出类拔萃的研究型教授成了世界公民。教师急切地回应新的市场……教师的薪金多少在传统上是基于‘内部公正’的政策，而现在则变得更取决于外部市场的其他机会。这造成了许多兴奋和许多怨恨，但也带来了教师质量的改善。行政管理者更是时常离开校园去为他们大大扩张的事业追逐资金。学校越来越多地按教师人均‘财政资源’的多寡来排列名次，曾经以宗教道德、自我学术兴趣和阶级地位为取向的学校现在则越来越多地以市场，即马克思所谓的‘现金交易关系’为取向。”[4]

当代的大学教授更像是“老板”而非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正如哈佛学院前院长哈里·刘易斯所指出的，当今“教授是以学人和研究员的身份获聘，而非为年轻人解惑、厘清价值和观念的导师。大学不期望教授帮助学生，而是另聘辅导人员和顾问，甚至免除教师在这方面的职责，吹嘘同侪辅导制度，利用学生做教授当做的工作，且引以为豪”。

无论是利益的诱导还是文化的熏陶，抑或制度下的无奈，教师的角色与使命正在发生变化，正如克尔笔下那个与传统指向渐行渐远的钟摆，大约是摆出了这样的偏转弧线:[5]

重心究竟在于培养学生——还是由教师进行研究示范?

学生究竟应当被教导成完人——还是被培训成技术性专才?

范围究竟要旁及博雅通识——还是锁定在偏科发展?

检验标准究竟是教学效果——还是承揽科研项目的数目?

教授地位取决于学术水准——还是资金募集的能力?

氛围究竟应当尽量超脱——还是鼓励功利与实用?

校园究竟应当单纯而寂静——还是显得嘈杂而活跃?(www.xing528.com)

规模究竟应当有所控制——还是能发展多大就多大?

学校究竟属于有机社群——还是糅杂而成的知识集市?

大学究竟应当尽量自治——还是密切联系国家与财团?

办学究竟突出科技发明——还是倚重历史与人文底蕴?

教师应该像个探究性的学究——还是管理型的知识老板?

校长应做学术人格的楷模——还是掌管知识机器的官僚?

应该基于理念去因应外部变化——还是根据外部变化来调试理念?

一些研究者认为，大学教师直接参与企业的相关活动有利于解决知识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还能促进研究者更好地实现项目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欧盟也多次强调，在高科技领域，大学所发挥的作用要比企业更具影响力和潜力; 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对大学教师参与管理商业活动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大学教师同时还要承担自身以及所在科研团队的学术研究任务和日常工作，而这些要求往往是与商业活动所追求的利润目标相互对立的。Andrew A.Toole，Dirk Czarnitzki (2010) 通过对美国的生命科学家以及美国大学从1994年至2004年大学衍生企业数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学术创业是对于商业活动的学术知识积累的替代——学术人才外流可能对高校组织的使命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的前景产生不利影响。至少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的生命科学家来看，学者以营利为目的参与企业经营，会减少大学的论文发表，尤其是影响因子高的出版物，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奖以及专利。[6]

“学术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经济现实的需要，与过去相比，科学的走向和规模影响越来越受到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制约，科学机构包括研究型大学组织对于科学研究本身的功利性和短期效益的考虑越来越不可避免。学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带来了大学内部市场化行为泛滥，使得很大一部分教授无法理解与适应大学的转变。在他们看来，现实中的大学完全变了味: 如果学校的领导们表现得过分追逐利益，他们如何去守护精神创造的自有条件和独立地位? 如果大学变得以盈利为导向，那与企业有什么分别? 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如何容身? 如果公立的学术机构只关注牟利问题，政府的科研经费投入还有多大意义? 如果连大学都充斥着功利的氛围，青少年的精神熏陶又该在何处完成? 我们的社会是否还存在着自由思考的净土?

3. 科研需要，还是利益驱动

也有不少人对于大学教师越来越多地参与商业活动持乐观态度，认为这不但有利于学术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也有利于大学教师更好地承担教学与科研任务，实践经验有利于教师把握自身的研究方向，获得更多的科研资源，也会使课堂的讲授更生动、对学生的吸引力更大。然而，大学的教师参与商业活动究竟受哪些因素驱使? 是为了追逐利益还是更好地从事教学、科研?

一项研究 (夏清华，宋慧，2011) 运用内容分析法，对近二十多年来有关大学教师创业动机的文献研究结果进行了有效观察、测量和评估，找到了各国大学教师创业动机的特点以及共性。通过对所搜集到的国内外28篇相关研究文献的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大学教师的创业动机可以划分为三类，包括个人动机、科研动机、外在动机。个人动机指对财富的追求、对成功的渴望等个人需求; 科研动机指将其研究成果运用于实践的愿望，同时，商业机会，社会创业环境以及对现状的不满等外在动机也是重要的驱动因素。大学教师创业最主要是由前两种动机触发，相对而言受外在因素的激励较少。大学教师创业的个人动机主要来自于对创业后获取的财富的追求，科研动机则来自于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愿望。外在动机中，环境因素的作用非常显著，学校和政府对大学教师创业的支持力度会作用于大学教师的创业动机，社会对待创业的态度也会对大学教师的创业行为产生影响。

研究也发现，不同地区大学教师的创业动机存在差异。美国教师创业的个人动机中，最主要的是追求创办企业所带来的金钱收益，追求独立自主的动机，同时，他们也很看重创业所带来的良好的声誉以及社会地位的提高，成就动机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但是关于承担社会经济责任方面的动机则没有看到。欧洲大学教师的创业动机中，对个人财富的追求也是最重要的激励因素。在科研动机中，欧洲大学教师也都把将技术运用于实践作为最主要的动机; 在外在动机中，欧洲大学教师更多地是来自于对现有工作环境的不满，可能是对学术环境的不满，也可能是对工作中的晋升、薪金等的不满。这些外在因素促使他们寻求一种新的工作环境。但是，欧洲大学教师受外在动机的影响较美国教师要小。中国大学教师的创业动机非常鲜明，不同于欧美大学教师，中国教师最主要的动机是科研动机，运用技术于实践的动机的出现率达到100%。此外，中国大学教师的外在动机要远高于美国大学教师和欧洲大学教师，说明中国大学教师选择创业时受外在因素的影响更大。在个人动机中，中国大学教师与欧美大学教师相同，最重视的是财富动机，但不如欧美大学教师强烈。

[1] 克拉克·克尔. 大学之用: 5版. 高铦，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52.

[2] 周玲. 大学组织冲突研究——角色、权力与文化的视角.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3] 德里克·博克. 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徐小洲，陈军，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160.

[4] 克拉克·克尔. 大学之用: 5版. 高铦，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53.

[5] 大卫·科伯. 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 晓征，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2.

[6] Andrew A.Toole，Dirk Czarnitzki.Commercializing science: Is there a university“brain drain”from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Science，2010， 56 (9): 1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