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型大学第三使命的兼容和冲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1世纪的高等教育: 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中明确指出: 大学要“通过研究、创造和传授知识，通过恰当的科学鉴定，为社会服务，促进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促进人文科学的发展以及艺术创造领域的发展”。[1]

无论愿意与否，在现代市场浪潮的冲击下，知识被看做一种力量，而且科技知识被看做第一生产力，研究型大学作为知识的主要发源地，势必要被转化为这种生产力的关键组成部分，传统的大学形式也势必会被不断地突破。这种转变不仅出现在西方国家的大学中，中国大学的实际发展轨迹也在朝着这一方向延伸。中国的研究型大学在知识扩散和服务地方经济的两个职能方面一直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许多研究型大学建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科技园和孵化器等机构，积极地促进科研成果以专利转让、技术许可等方式转移到企业中，实现其经济价值。一些大学和学者甚至自己创办企业，直接参与到产业活动中。在世界范围内，向富有企业精神的大学转型的模式正在形成之中，具有不同学术背景和国家文化传统的大学，都趋向于从“象牙塔”变为具有企业性质的机构。[2]

研究型大学承担“第三使命”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发展推动力是显而易见的。根据Milken研究院的调查，美国前30名的高新技术地区中，有29个是研究型大学的所在地。闻名全球的硅谷就围绕着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波士顿科研中心则以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为核心; 北卡罗来纳科技三角园区更是依托杜克大学、北卡罗来纳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三所研究型大学而建立的，众多科技园已经与研究型大学相互交错，连成一体。[3]研究型大学现在不仅仅是新知识的发源地，而且日益成为新企业、新产业甚至新经济的发源地。

对于研究型大学自身而言，“第三使命”也为大学注入了新的活力。1970年，美国通过的联邦法律宣布更加强调“以使命为导向”的研究，即更加有用的研究。德里克·博克 (Derek Bok) 曾借用哈佛大学校方的言论来称赞这些新的资助人是应对政府不断增加的要求的堡垒。[4]之后的40余年里，研究型大学与产业的合作不但为陈旧的大学研究方式注入了现实问题，同时也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与先进的技术。1980年之前，美国的大学不允许为由政府出资进行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其原因是既然用的是公共资助，那么高等教育就不应该从这些研究成果中获得经济利益。这些成果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但造成的后果是，大学实验室里产生的伟大成就常常得不到产业界的重视和利用，直到1980年的贝耶-多尔法案 (Bayh-Dole Act) 采用市场推动的方式，将专利权授予大学。也就是说，大学可以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并且获利，由此来鼓励它们将产品推向市场。大学利用了这些潜在的巨大经济利益——20多年中，专利申请的数量增加了20倍，即每年5000项。[5]

通过与企业紧密结合，研究型大学能够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能接触到产业技术的现状与它的发展需求，而从中寻求潜在的科研方向与项目。企业也可以为学校的科研提供经费以作为他们使用科研资源和获取科研成果的代价。麻省理工学院 (MIT) 是美国一流的工程学院。1861年建校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宗旨是促进“联邦在工艺美术、科学和实用教育方面的进步”，所遵循的学术传统是托马斯·杰斐逊的“科学越来越重要”的思想，努力打破高等教育“旧的体系、旧的统一性”。麻省理工学院采取的方法是将“对应用科学的独创性研究与大众知识的传播”相结合，确立了“19世纪后期技术学院发展的模式”。[6]由于从一开始就注重实用性，因此麻省理工学院对市场的态度不是回避而是渴望参与其中。1900年，通用电子学学院建立了第一个涉及广泛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并且它还首先将学生送到工厂去实习。1910年，电子工程系的主任杜加德·杰克逊 (Dugald Jackson) 鼓励教师们“在大型企业或商业公司的赞助或支持下开展一些最有特色的商业调查研究”……麻省理工学院与产业界的合作非常密切并且从中获益。1948年开始的产学合作计划让资助企业可以提前了解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半个世纪以来，许多知名公司，包括标准石油公司、固特异轮胎、IBM和微软等，都参加了这个计划并为学校提供资金。

一般认为，大学知识的商业化进程有利于增强大学和学者的商业能力，拓宽了大学的资金来源渠道，但这一进程是否有利于大学的研究导向和学术地位却存在争论。一些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大学知识商业化使大学明显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倾斜，进而增加对应用研究的投入，减少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Gideon D.Markman，等.2005; Magnus Gulbrandsen，2005)。然而，新的研究却发现，大学知识商业化并没有导致基础研究的减少，在美国，大学从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数量都在增加 (Thursby和Thursby，2009)。

“教学”、“科研”、“服务经济发展”这三种使命似乎形成了一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 教学是当代大学的根本使命，也是大学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 科学研究是当代研究型大学的重要职能，是培养学生能力、提高教学质量和师资水平必不可少的途径，同时也是大学适应当今科技迅猛发展、知识飞速更新的客观要求; 服务经济发展是研究型大学培养人才、开展科研的职能的延伸，是避免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脱离社会的有效手段，也是满足社会和自身发展需要的重要途径。

然而，随着大学与社会、产业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许多人认为研究型大学承担“第三使命”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在承担“第三使命”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多重目标的相互冲突、物质追求与知识追求的矛盾以及培养目标从精神陶冶向工作准备的转化，它们越来越严重地冲击着大学传统象牙塔模式的纯洁与自由，把大学原有的学术规范、精神风貌、价值倾向、文化底蕴推到岌岌可危的地步。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研究型大学这一学术圣地却呈“资本主义”发展之势，对物质金钱过分追逐，陷入严重的矛盾与迷失状态。大学因受排名、拨款、项目经费、职称晋升等因素困扰，逐渐偏离了本应遵循的工作重心，背离了应担当的历史使命，大学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出现危机。

批评者认为，传统大学中，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是相对独立的，有一套大学自身的评价标准。然而，当“经济”、“价值”等理念进入大学后，对大学服务经济发展“第三使命”是否有效实现的衡量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公众、甚至企业的评价。这一新的评价体系是否会导致原有的教学和研究职能受到公共需求的奴役，从而导致其丧失自身的标准和方向。正因为如此，关于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是否应该承担起服务经济发展的“第三使命”的争论一直存在。

在20世纪早期，大学的商业化理念就受到了较为严厉的批评。威塞对20世纪初期美国大学校园里存在的关于公共服务理念的争论做出了描述和分析。他指出，这些争论的范围涉及公共服务理念所引起的校园官僚作风、师生之间的鸿沟等方面的问题。[7]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 认为，大学在商业力量和商业原则的驱动之下，偏离了知识探究和发现的方向，创造性已经远离人们，而功用和机械化成为现代学习的主要目的和特征。[8]艾伦·布鲁姆指出，大学应当永远把长远的问题作为中心，随时警惕自己的利益由于人们要求它更加实用，更为适应现实，更受大众喜爱而受到伤害。[9]希尔斯进一步指出，尽管大学以不同的方式服务社会给大学带来了许多发展机会。但大学获得的这些机会也可能是实现大学研究理念的障碍。因而，当面临这些机会时，大学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学术自由的理念。[10]蔡元培也指出: “大学的性质、宗旨就是研究学术而不是贩卖文凭，学生入校是为求学而来，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尽管“第三使命”受到如此多的非议，但现实中的研究型大学不仅占有丰富的知识和科技资源，而且还获得了大量的公共资助，因而研究型大学有义务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最重要的是，随着大学与社会交流的日益广泛，将大学与社会隔绝开来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基于这些原因，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各界要求大学承担社会职能的呼声高涨。但同时，随着研究型大学越来越多地参与产业经营，经济效益甚至成为学术成果的衡量标准; 教授们不但在申请项目时受到资助金额的驱使，对于“下海”经商的热情也日益浓厚; 在最能产生专利利润的生物科技领域中，学术研究群体拥有了‘准公司’特征; 大学中研究生对导师的称谓从“老师”到“老板”的变化……这些都透露了人们对于目前大学使命商业化的讽刺和无奈。

学术界对于研究型大学承担“第三使命”的效应评价则更为理性和客观，提出并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优劣标准，对于大学参与商业行为适度性的反思也越来越深刻。Gulbrandsen 和 Smeby (2005) 通过对挪威四所最著名大学的1967名教授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产业资金参与大学研究使得大学与企业的关联更为紧密，但它们并未说明大学的研究成果对企业的产出有显著的正相关性。Elisa Giuliani，Valeria Arza (2009) 对于大学参与产业活动进行了评价，指出只有那些对于传播知识给区域中的其他企业具有较高潜力的产学合作才是有价值的。通过比较智利和意大利葡萄酒集群的数据， Giuliani等发现企业的知识基础是有价值的产学合作关系形成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因此，产学合作应该具有“选择性”，将知识基础“最好的”企业连接到“最好”的大学才能产生高效率的、有价值的产学联系。而Maria Theresa Larsen (2011) 则提出了大学知识的商业化的适度性问题，他指出尽管学术研究成果的商业价值日益受到重视，但过分强调大学知识的商业化，可能会有消极影响，特别是可能对公共科学开放式的性质产生有害影响。

大学的“第三使命”正是在这种与教学、科研两大传统使命的不断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得到发展的。在这一过程中，如何服务经济发展，实现研究型大学的“第三使命”显得更为理智化、多元化。埃里克·阿什比 (Eric Assby) 将美国大学确立大学的社会服务理念看做一项壮举。他说: “美国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是撤除了大学校园的围墙。当威斯康星大学的范海斯校长说校园的边界就是国家的边界时，他是在用语言来描述大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罕见的改革创举。历史已说明这是一次正确的改革，其他国家现在已开始纷纷效仿这种美国模式。”[11]

研究型大学在承担“第三使命”的过程中，逐步利用自身的科技资源优势积极为地区经济发展服务。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其巨大成果加速向市场转化渗透，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促成了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其中尤其以高技术产业的成功最引人注目。这种形势使当代的研究型大学投入一波又一波的新技术浪潮、知识浪潮、全球化浪潮中，在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同时不断壮大自己，也改造了传统研究型大学的精神面貌。然而，无论在任何时候，大学都应当保持足够的独立性，创造一种让大学里的师生热爱学问、忠诚学问并献身学问的学术自由氛围。[12]在市场浪潮中坚守大学的学术属性，并唤起学生对学问追求的真正兴趣和热情，仍然是每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核心使命。大学不仅应该为当下服务，更要为未来服务，而且大学的服务不只是直接表现为对GDP的贡献，社会更需要大学作为一种能够培养人才、创造知识的专业机构而存在，并且能够通过理性的思考与批判，不断地提供有见地的思想与观点，从而推动文明发展与社会进步。正如大卫·科伯所指出的，“市场在高等教育中应该有一席之地，但同时又必须恪守界限，不能超越高等教育的底线”。(www.xing528.com)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http: //www.moe.edu.cn，2007-12-04.

[2] Etzkowitz H，Webster A，et al.The future of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future: Evolution of ivory tower to entrepreneurial paradigm.Research Policy，2000 (29): 313-330.

[3] 李世超，苏竣. 大学变革的趋势——从研究型大学到创业型大学.2006， 24 (4): 554.

[4] Derek Bok.Beyond the ivory tower.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

[5] 大卫·科伯. 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 晓征，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2.

[6] John Brubacher，Willis Rudy.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6: 62.

[7] L.R.Veysey.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 university.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264-338.

[8] T.Veblen.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New Brunswick，New Jersey: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3.42.

[9] A. 布鲁姆. 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缪青，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79.

[10] E.Shils.The calling of education: The America ethic and other essays on higher education.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247-248.

[11] D. 伯克. 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 徐小洲，陈军，译.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73.

[12] 眭依凡. 大学的使命及其守护. 教育研究，2011 (1):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