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型大学实现知识创造与价值创造的机制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取决于知识生产的水平、知识进步的程度、知识创造的能力。现代研究型大学肩负着知识创造、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的重要任务，同时也肩负着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艰巨使命。

一直以来，大学处于知识创造与传播的核心地位，在社会生活和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被认为是现代文明的象牙塔，独立的知识精英阶层站在整个文化的象牙塔里，反省、创造、传播高级文明成果，从而完成整个社会由上而下的文化向导。研究型大学不掌握现实权力，却是学术与自由思想驰骋的圣地，在整个文明体系中拥有独立的文化权威。研究型大学的知识创造强调知识的原始创新，并突出了大学中的个人或组织 (教授、学生、科研团队等) 作为智力系统，不断地“创造——批判——再创造”的过程，从大学产生以来，知识就是大学组织成员的共同领域，也是大学一切活动的共同根基。在研究型大学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其职能不断扩展，但每一项都离不开知识这一核心要素: 研究，即知识的创造; 教学，即知识的传播; 为社会服务，即知识的应用。在这些职能之中，知识创造是知识“从产生、传播到应用”这一价值链条上的最初始环节，也是大学知识禀性的最直接表现。

许多学者认为，知识的权威地位是大学的立足之本，无论在什么情境下，大学在知识创造的过程中，追求“纯粹的知识”这一本质属性不能发生丝毫的动摇。尤其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其存在的合理性就是对于复杂的、尖端的、深奥的科学问题的深入探索，研究型大学要承担起这一职责，必须是独立且自由的，“科研工作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最突出的例证就是，中世纪大学最终能挣脱在西方文化领域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束缚，是由于它在不断的知识探求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权威地位。如果大学偏离了自身的根基与知识禀性，就难以抵御外界的控制与压力，其地位与独立自由的特权也会岌岌可危。

知识创造是一个自由思想的碰撞过程，因而是不可模仿、不可复制的，也很难解释和相互比较。不同的大学在其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独特性。这些特色是每所大学的核心文化，也是每所大学的魅力所在，经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仍然熠熠生辉，吸引着无数的科研工作者和学子为之努力奋斗。如哈佛大学以“VERITAS”(拉丁文，即中文“真理”的意思) 为最高宗旨; 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the wind of freedom blows”(自由之风永吹不息)，鼓励和保证学校师生能自由地从事教学和相关的科学研究; 剑桥大学的校训是“here light and sacred draughts”(求知学习的理想之地)。

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一切似乎可以轻易地加以量化了。科研论文发表的数量、专利产出、项目资助金额等指标成为衡量一所大学优劣的重要标准，研究型大学变得越来越关注如何符合这些现实的、显性的条条框框。近年来，按照上述标准，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知识创造能力有了跨越式的发展。自1995年以来，我国的研发投入以每年19%的速度增长。“十一五”时期研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5年的1.3%到上升到2010年的1.75%，年均增长0.45%，与创新型国家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2%～3%的差距在缩小，我国研究人员数量和科技论文数量也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然而，对于大学知识脱离实际的批评却愈演愈烈，研究型大学传统的知识创造使命目前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现代科学的研究特征使研究资金的重要性日渐突出。现代研究越来越依赖于先进的制备工艺与精密的仪器设备，因此，“在办现代研究型大学这件事上，钱固然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却万万不能”。近年来，政府和一些公共基金对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投入虽然在不断增加，但并没有形成满意的科研产出。如，1997年高校科技经费中来源于政府的资金为36.5亿元，2007年上升到345.4亿元，但高校所从事的R＆D支出占全国R＆D支出的比例并没有增长，一直维持在10%左右 (相较而言，企业R＆D支出所占比例不断提高)。大学所创造的知识大量闲置，其价值性也遭到质疑，教授们忙于完成科研指标和职称评定，科研项目和学术专著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职位晋升或财富获取的手段而非探求真理的途径。

其次，研究型大学知识的创造与价值实现似乎处于“断裂状态”，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日益增加的在知识 (技术) 和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似乎并没有发挥所期待的效果。Audretsch等 (2007)提出，在知识和人力资本上的大量投资并不能必然地、自动地产生预期的竞争力和经济增长。他用历史上的“两个悖论”即“瑞典悖论”(Wedish Paradox) 和“欧洲悖论”(European Paradox) 来支持他的观点。“瑞典悖论”揭示出，虽然瑞典的R＆D占GDP的比率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但瑞典表现出令人失望的研究成果商业化结果。而“欧洲悖论”揭示出，尽管有世界一流的人力资本和研究能力，但欧洲经济增长和就业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由此他提出了知识溢出型创业理论，即: 由于在新知识的投资和商业化之间存在一个过滤器，知识不会自动地完全商业化，因此，一定的传导机制是需要的，而创业就起到了传导器的作用。为了保证在知识上的投资产生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政府应该通过鼓励创业便利知识溢出和商业化。夏清华 (2007，2008，2009，2010) 对中国研究型大学自主知识产权能力和大学技术转移绩效等的一系列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 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之间出现断裂，许多技术创新没有转化为经济上的竞争优势。

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每年政府对研究型大学的科研投入产生了什么效果? 数量庞大的学术论文对于推动社会进步究竟有什么作用? 人们渴望大学在传统的教学与科研职能之外，能够承担起“第三使命”，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现代研究型大学需要一种自我维持的机制去提高创新能力和效率，使知识从创造到价值实现的路径通畅起来，即利用所创造的知识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

在全球各地，研究型大学的市场导向都逐渐清晰起来，大学与政府、企业携手解决社会问题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如剑桥大学提出的“知识整合社区 (KIC)”模式为全面和多角度地解决技术、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创新性的平台。KIC模式强调由政府牵头，组成一个由研究、教育和产业部门构成的联盟机构，共同提出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个机构里，大学研究者引导KIC的研究活动; 企业提供必要的投入并决定KIC的研究主题，使之能切合产业需求; 政府的作用在于构建一个能吸引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机制和网络结构; 教育组织保证学生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掌握知识交换的有关知识。KIC的核心使命在于促进知识的交流，它超越了传统的、单向的从学术界向产业界的知识转移，强调知识的多向流动。

20世纪下半叶，大学逐渐成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知识的资本化与大学研究成果的产业化开始进入大学发展议程，许多国家先后涌现出研究型大学用原创性科技成果转化、孵化、催生、兴办新产业的现象，大学从研究和教学使命之外又延伸出了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职能 (Etzkowitz，1998)。将大学作为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由硅谷之父、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前任院长弗雷德里克·特尔曼所倡导，他的战略的一部分是在科学与工程系之间、学院与当地科技型公司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在学院周围创造一个产业氛围，这样就可以使毕业生能够继续留在当地。

然而，硅谷与斯坦福大学之间是什么关系? 到底是斯坦福大学创造了硅谷，还是硅谷成就了斯坦福大学?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1965年前，是斯坦福大学影响塑造了硅谷; 1965年后，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之间形成了一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硅谷实际上也在塑造着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与硅谷之间不存在主导与被主导的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斯坦福大学既是硅谷高科技社区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也是硅谷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1]

斯坦福大学于1891年10月1日正式创建。1920年斯坦福大学还只是一所“乡村大学”，但到了1960年便名列前茅，到1985年更被评为全美大学的第一名。正是斯坦福大学的崛起为硅谷微电子工业创造了条件，硅谷是世界最先进人才和最尖端技术的聚集地，在这里，共有40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上千个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硅谷的发展也尤为迅猛。1998年，硅谷地区的GDP总值约为2400亿美元，占全美国的3%左右，相当于中国GDP总值的25%左右。但到了2000年，硅谷地区的GDP总值已超过50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中国GDP总值的50%。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校长说: “斯坦福大学之于硅谷，正如硅谷之于美国。”

斯坦福大学创建伊始就建立了“崇尚个人奋斗、平等、务实”的精神，斯坦福大学远离传统的科学派系之争，其追求实用技术的动力则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www.xing528.com)

弗雷德里克·特尔曼在硅谷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在他看来，“大学不仅是求知的处所，它们对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布局、人口的密度和所在地区的声望，都可以发挥巨大的经济影响”。1939年，在特尔曼的指导和支持下，他的两个学生，比尔·休利特 (Bill Hewlett) 和戴维·帕卡德 ( Dave Packard)，在一间汽车房里以538美元作资本建立了公司，开始生产电子仪器，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惠普 (Hewlett-Packard) 公司。

硅谷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标志是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的创立。肖克利在1947年和理论物理学家巴丁 (John Bardeen)、实验物理学家布拉坦 (Walter Brattain) 制成了世界第一个晶体管，有人称这项发明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发明”。1955年，肖克利建立了自己的公司——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 (Shockley Semiconductor Laboratories)。在此之前，尚未成熟的半导体工业一直集中在美国东部的波士顿和纽约长岛等地，肖克利的公司是硅谷第一家真正的半导体公司。他从东部召来了8位优秀青年，即为后人所称道的“肖克利八杰”，其中包括诺宜斯 (Robert Noyce)、摩尔 (Gordon Moore)、斯波克 (Charhe Spork)、雷蒙德 (Pierre Lamond) 等人。1960年肖克利卖掉自己的公司，去斯坦福大学任教。他创建的半导体实验室夭折了，但他播下的种子却在硅谷茁壮成长。

1957年，肖克利实验室的八位最杰出的精英因不满肖克利的唯我独尊而集体出走，即所谓硅谷最为经典的“八叛逆”事件，从此点燃了硅谷这个高科技社区发展引擎的导火索。随后，八人所创办的仙童 (Fairchild) 公司利用半导体技术优势，在短时间内便成为硅谷成长最快的公司，到1967年就已经创下营业额2亿美元的硅谷神话。

由仙童公司开始，硅谷逐渐成为风险投资者的乐土，美国西部精神通过技术创新与工业冒险而重焕生机，叛逆和跳槽成为一种时尚。此时正是硅谷形成的早期，整个硅谷生气蓬勃，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新公司诞生。1967年初，斯波克与雷蒙等人决定脱离仙童公司，另创国家半导体公司 (National Semiconductor); 1968年仙童公司行销经理桑德斯 (Jerry Sanders) 自创超微科技 (Advanced Micro Device) 即AMD公司; 1968年7月诺宜斯、摩尔、葛洛夫离开仙童公司，创建了英特尔公司 (Intel)。

硅谷的成功不但来源于所有硅谷人的经验积累，还来源于其创新性的理念、大胆的改革与有效的管理。

特尔曼在1951年提出创建斯坦福研究园区 (Stanford Research Park) 的构想。这就是全球最早的位于大学附近的高科技工业园区。1955年7家公司迁入园内，1966年增至32家，1985年扩大到90多家。这些公司既吸收了斯坦福大学的最新科技，又租用了该校655英亩的土地，连年不断的地租收入成为斯坦福大学的经济来源。1970年，斯坦福大学成立了第一家大学技术授权办公室。由校方对于那些有广泛应用价值、可以市场化的研究项目，专门负责专利申请、谈判和推广。学校为专利申请提供相关的费用，而专利一旦被推广和市场化，学校是其中的当然受益者之一。但是，斯坦福大学从不参与企业的经营，而只是从中分享自己应该得到的利益。它的这种大学内部研究转化机制，后来纷纷为MIT、哈佛和耶鲁等大学所仿效。

斯坦福研究园区不仅进行技术开发活动，也进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在大学实验室和研究所从事的应用研究常常由大学教师和工业研究人员共同参加。开发活动则集中在工业实验室。大学参加开发活动有两种方式: 一是教师当企业顾问; 二是企业吸收在开发活动方面具有研究经验和才能的学生。此外，斯坦福大学还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如开设专业课程、办夜校、任顾问、当董事，共用研究设施、联合研究、研究生参加非全日制工作、聘请企业家当兼职教师或当论文评审委员会成员，等等。

斯坦福大学的实用教育理念和创新精神支持了硅谷的发展，整体提升了美国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摩尔在晚年回顾自己的经历时，将硅谷经验概括如下: 一是科学家成为管理者; 二是把科学商业化、产业化; 三是善于识别、创造和捉住机会。此外，还有一个是限制竞争的维度，即强调专业化。[2]据粗略估计，在过去的50年中，硅谷由斯坦福大学的教师、学生和毕业生创办的公司达1200多家，目前50%以上的硅谷产品来自斯坦福大学校友开办的公司。同时因为有了硅谷充裕的经费来源，斯坦福大学办学层次和水平提高之快令人震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与硅谷的发展同步，斯坦福大学在全美大学评估中的地位也扶摇直上，目前，它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院以及主要的几个专业学院，基本在全美的前5名之列。

总之，因为有了不断追求价值创造的斯坦福大学 (特尔曼就是一位把能否为学校带来财富视为终身教授评聘的基本标准的富有争议性人物)，才有了硅谷技术圣地的繁荣景象; 因为有了硅谷这样一个技术理性无所不在的社区，斯坦福大学才成为美国众多研究型大学中的新星。毫无疑问，没有令世界瞩目的硅谷，斯坦福大学的光环会黯淡许多。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神话不可复制，至少到今天，无论是128公路还是剑桥的剑桥郡等，都不能取代硅谷的地位，因为太多的历史机遇和文化因素是不可重复的。但是，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繁荣至少证实了，研究型大学存在着一种全新的发展路径，知识创造与价值创造绝不是割裂的，而是可以进行有效的整合，大学完全有能力去影响甚至塑造一个具有自己风格的企业群落，甚至创造新的产业，并通过科学的商业化创造和积累财富，改善学校办学条件，赢得更好的发展环境。

[1] 阎光才. 斯坦福的硅谷与硅谷中的斯坦福. 教育发展研究，2003 (9):87.

[2] Gordon Moore.Learning the Silicon Valley way.CREEG Conference，2000， 28 (7): 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