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型大学第三使命的认知与实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持续变革，大学的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大学是欧洲中世纪的产物，当时以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为代表的英国大学模式倡导本科生博雅知识教育，采取寄宿制学院而不是以分散的系科为主要单位。这一类似于寡头的组织结构由于机制僵化，反对文艺复兴的创造精神，抵制教会的革新和新科学思想，逐渐衰落。之后，大学在德国得到重生，以1809年洪堡建立柏林大学为标志。“洪堡改革”促进了大学职能从传播知识和为少数关键职业提供训练服务向“研究”、“发展知识”、“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模式转变，一些专业学科院系和研究机构开始建立。19世纪的德国大学模式标志着现代研究型大学的初步形成。而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型大学是由深受德国大学理念影响的丹尼尔·吉尔曼在1876年创建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他的思想包括建立具有极高学术标准的研究生院，创建研究所和研究中心，解决生产的科学化和复杂化问题，以满足社会对大学担当推动科技创新的重任的需要。因此，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被认为具有“美国高等教育中从未见过的最具鼓舞作用的影响力”。[1][2]此后，若干研究型大学逐渐以其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影响了全美科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20世纪后期，以麻省理工学院和剑桥大学等为代表的一些欧美大学，努力服务于推动经济发展、研发新科技、催生新产业的实践，引发了大学功能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大学最初使命的“内在逻辑”已经从知识的传承，拓宽到包括知识的创造以及所创造的新知识的商业应用，即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第三使命”。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也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中，研究型大学在不仅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在促进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目前，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研究型大学也正在经历战略和结构的转型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www.xing528.com)

从理论意义上来看，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使命已经得到包括大学、政府以及企业在内的各个社会阶层的共同认知，也是大学在社会中的“合法性”定位，但是，关于大学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大学是否能够开展商业活动，仍存在广泛争议，因此，从理论上阐述大学“第三使命”的内涵，建立关于大学“第三使命”的共同认知标准与行为方式，对于促进我国教育体制改革，提升大学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我国大学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从实践意义上来看，研究型大学是我国大学教育体系中的核心部分，也是我国知识资源产出的重要来源，在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中，研究型大学处于知识生产的基础位置，也是创新人才、知识产权的主要供应方，因此，明确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功能定位，正确认知其“第三使命”，实现大学机制和功能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匹配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