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以把文学当作一种符号体系来研究。句子本身就是一些语言符号：句子将依照包含它的由约定传统构成的文学语言环境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意义，这样在文学体系内句子就成了一些能指或形式。这些能指或形式为意指就是它们在文学语言中所表示的特殊意义。
——J.库勒：《文学中的结构主义》[1]
元语言符号和元语言所解释的语言符号是通过象征符号之间在涵义上的相似性联系起来的，隐喻项和它所替换的另一项亦通过相似性相互联系。结果是当研究者为解释各种比喻手法建立起一种元语言时，他便拥有更为匀整划一的手段，以便对隐喻加以解释。(www.xing528.com)
——罗曼·雅克布逊：《隐喻和换喻的两极》[2]
在“叙事学”诞生的法国，作为“未来学科暂定名”的“叙事学”的译义，其“暂定性”一开始便饱受非议，虽然在诗艺理论的阐释中，“叙事”一词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便开始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而广义的“叙事学”理论也认为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叙事学”在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下，显著成为一门活力无限且流传各地、影响众多学科的学术思潮。事实上，从托多洛夫（Todorov Tzvetan，1939—2017年）伊始，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年）、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年）、格雷玛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1917—1992年）、布雷蒙（C.Bremond）、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年）等一大批语言学家、文学思想家和文化人类学者深受其影响，也纷纷对此专门著书立说，丰富了“叙事学”学科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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