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程式最早是一个戏剧学的概念,又被称为“表演程式”。20世纪20至30年代,一些研究戏剧的学者如赵太侔、余上沅等用“程式化”来概括戏曲演剧方法的特点,用来表示戏曲中运用歌舞手段表现生活的一种独特的表演技术格式,以后成为戏曲的常用术语。在口头艺术中,帕里为程式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程式是一种在相同的步格条件下,为表述某一特定意义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语。”[27]该定义起初针对名词属性、形容词短语,后被扩大到其他类型的词语表达模式上。帕里更将程式系统的概念定义为:“一组具有相同步格意义的词组,其内涵和词语本身都非常相似,这使那些使用这些词的诗人,不仅把这些词组确认为一些单个的程式,而且把它们作为一种特定的程式类型。”简而言之,程式系统是一组程式,它们组成了一种可以替换的模式。[28]
在羌族的口头艺术中,特别是民间故事与传说的讲述中,为了保持故事的传统性,带特殊意义的名词属性常被用来固定故事的主题与情节,维系话语之间的关系,消融口头艺术的易变特质。下面同一个故事(《维城的故事》)的两个版本可以揭示出,羌族口头艺术家如何在易逝的记忆与混乱(版本Ⅱ)的讲述中,通过名词的定义来寻找讲述发展的清晰度,并维系故事的完整性。两个版本均采录于茂县原维城乡(合并入雅都乡)前村,其中,Ⅰ版为1987搜集并出版,口述者为文盲,农民,但故事经过整理并以文本显现,情节完整,过程清晰;Ⅱ版为我2012年采录,口述者初中毕业,为原村小学教师。
(52)Ⅰ《集成》,P67,全,陈日尔加姆口述,李冀祖翻译整理,[维城的故事]
我们这里的中村上面,有座庙子,里头供的是姜维。为啥要供姜维呢?因为姜维带兵到这里来过并且修了一座土城,在这儿养马、种青稞、小麦,同我们羌族关系处得好,传说姜维本人也是羌族。他走后,人们就修了庙子纪念他。
黑水人爱打仗,快打到成都了,所以姜维才领兵来。
姜维的兵把黑水人的首领杀了一些。乱子平息后,就在我们这儿修了一座黄土的城,先叫围城,后来就用姜维的名字,改成维城了。这就是我们维城乡的来历。以前这儿前古平村,中古平村等,也统称为维城。
姜维修城喃,是防黑水人的。黑水人出来抢人,都要经过这里,才能到四土和保县(理县薜城)去抢人。
姜维把城修好,但是城附近没有水,水井在山上,从我们中村上头的日玛嘎如山放水下来。姜维就打了很多石头修水槽,要从上面引水下来。水沟挖完了,石槽也安了很长一段,现在都还在。那天晚上,修水槽的掌墨师.拿了一坨毛线,毛线(顺石槽)放下来了。师父在上面问:“我放的毛线拢你那儿没有?”那个徒弟贪耍,没有细心去看羊毛疙瘩,就说:“没有拢啊!没有拢!”师父就怄倒了,说;“没有拢就不修了。这个维城只能是个空城。”这样封赠,所以维城里头,从没有过住户。
故事前半部只是“为什么修围城”的背景介绍,后半部当地人的讲述中,主题也称为“羌维(围)城的故事”,中心在于解释,“围城”缺水与没人居住的关系,以及“围城”内为什么缺水的原因。
(52)Ⅱ王云山口述,1940年生,初中,村小学退休,焦虎三采录
2012年1月28日采录于茂县雅都乡前村纳古寨王云山家中
图例:
……省略或另起话题;/停顿(短);‖ 停顿(长);≦讲述者本人重复强调
≧插入或另起话题;+拖长音;!叹词或过度;字体加粗,重音
庙子头的羌维城,说起来,我们老年人才摆,好多代哪?≧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历史上说的是清朝‖秦始皇(普通话),哦,唐朝的时候是唐太宗、唐玄宗……这个时候我们出过烈士……他的朝代‖就是羌维。这个羌维,本身是汉族,汉族……这个样子跑起来,从北方到这儿≧整个羌维的城还有13个,北京高头还有个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我们读书的时候还是晓得……汶川博物馆高头还有一块……这个羌维城哪,修在梁子上,全是泥巴筑的,但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老年人也在摆:地方道是好≦前山,后山都好,条件好,没得石头,但是缺水。过后,他就是/哦+不晓得啷个样子弄的,土地跟他有点纠头吗!没搞对……他是≦现在都还有哦/石条子≧现在都还有哦!有六、七十(块),一米多长,两米长的都有哦!≧把哪个水从高头顶顶上放下来了……现在的井水口我都还晓得,还有个井水口喃,还有石头≦我们小时候还在哪耍过……这个水好放下来。就叫徒弟在下面看,那个时候在上面放了羊毛坨坨,徒弟就说没有放。师傅说:“这个都不通,哪放啥子水哦!”……徒弟说没有,师父就怄了:“这个水没得,城墙修得那么好,人昨个睡得成嘛?”怄了,他就没有来了+走了+走了,他修的房子,我们在那修了个庙子。
52-Ⅱ为口述录音的原貌整理,中间夹有口述人自己大量的杂叙与旁叙。在历史时序的参照中,故事进程零碎。但对比52-Ⅰ版,人物系列中的姜维、师傅、徒弟;故事中的关键物件:石槽(石条子)与毛线(羊毛坨坨),都得以清晰显现,这些名词保存了零碎与混乱的故事进程,在情节发展与逻辑关系中相对完整与合理。去除杂叙与间叙,故事结构的互为关系为:
从以上故事结构关系可以看出,围绕这一组程式语言,整个故事的互为关系都可以展开,并由此关系构架出事件的过程和情节。它证明在羌族口头艺术的“扁平叙述”中,保持基本的一组名词定义,整个故事就可以由此串联并得以完整和清晰表述。在叙述中,这一组名词定义也类似于构成“语义编码”(semic code)的“义子”,它们互组后语义编码再构建出更多人物、场景和情节。这又有点类似于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29]文化记忆中的“入位”,它属于“记忆术”的手段和方法,也是叙事基本原则在语法上的延伸。
记忆术的核心就在于“视觉联想”,即把记忆内容和难忘的图像公式编码,以及“入位”——即在一个结构化的空间中的特定地点放人这些图像。[30]
当阿莱达·阿斯曼将它理解为图形(像),而我们将之同质置换为(有图像)的名词时,“入位”便成为一套清晰的含结构特征的基本原则。正如前文所言,当羌族口头艺人讲述故事时,“入位”成为一系列程式语言的组合,在讲述与自述中,在历史传说与现实情景的跨越里,这种组合,使讲述的情节发展与各单元之间的逻辑关系中,保持一种相对的完整性与合理性。
在这里,特别加以说明的是,所谓“程式的名词化”中的“程式”,它的释义已不囿于针对某一特定意义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语,当“语义编码”决定了“义子”,而“义子”又互组与重组“语义”时,“程式的名词化”已使“程式”具有功用与结构主义的性质,它不单单针对某一特定意义,同时也在这些特定意义的指导下组合“叙体”。这也是为什么,虽然理解不同,我仍借用“程式”作为羌族口头艺术的叙事基本原则的原因所在。
【注释】
[1]兹韦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法国批评家,符号学家。代表性专著有《符号学研究》《文学和意义》《什么是结构主义》《散文的诗学》《批评之批评》等。
[2]杰拉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1942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市。他是叙事学界重要的理论家,研究贯穿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除了叙事理论工作,他也是杰出的当代法国文学批评家,是20世纪法国小说研究的权威。
[3][美]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9页。
[4][美]杰拉德·普林斯:《叙述学词典》,乔国强、季孝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页。
[5][美]杰拉德·普林斯、尚必武:《经典/后经典叙事学》,载《叙事》(中国版)第五辑,2013年版,第154页。(www.xing528.com)
[6]安格拉·开普勒(Angela Keppler),德国德累斯顿技术大学教授。
[7][德]安格拉·开普勒:《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季斌译,转引:《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7页。
[8][德]安格拉·开普勒:《个人回忆的社会形式》,季斌,译,转引:《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9]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10]姜彬主编:《中国民间文学大辞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11]本书编辑部:《大美百科全书》(中文版)1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页。
[12]埃米尔·施塔格尔(Emil Staiger),瑞士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从1943年起任苏黎世大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时代是诗人的想象力》(1939年)、《诗学的基本概念》(1946年)、《歌德》(3卷,1952—1959年)、《弗里德里希·席勒》(1967年)等。施塔格尔在哲学上是个存在主义者,他把海德格存在主义的本体论运用于文学研究,并吸收了英国“新批评派”的批评方法,在西方国家很有影响。
[13][瑞士]埃米尔·施塔格尔:《诗学的基本概念》,胡其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4][美]约翰·迈尔斯·弗里:《口头诗学:帕里一洛德理论》,朝戈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
[15]关于此点可参考巴莫曲布嫫的译作《荷马诸问题》,第26-36页。
[16][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17]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洛普,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艺术理论家,是苏联民间创作问题研究的杰出代表,其专著《故事形态学》被结构主义理论家奉为精神源头。
[18]Propp Vladimir:Morphology of the Folktaie,2ndedition,trans.LaurenceScott.Austin:UniversityofTexasPress,1968.
[19][法]克劳德·布雷蒙.Le message narratif,Communications,196(44),转引[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20]此处记号引于《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3-84页。
[21][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22]《索基比玛》为羌族多声部史诗,唱的时候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这里只记录了回答的部分。
[23]《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24]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20世纪英国作家,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荣誉研究员。主要作品有小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霍华德庄园》等。
[25][英]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小说面面观》,朱乃长,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75页。
[26][美]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6页。
[27]尹虎彬:《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28]尹虎彬:《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
[29]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康斯坦茨大学英语和文学教授。她早期研究英语文学和文字交流史,1990年代后转为研究文化人类学,尤着眼于其与丈夫自创的“文化记忆”与“交流记忆”体系的建构。
[30][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