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学者安格拉·开普勒（Angela Keppler）[6]看来，个人的经历是构成现实的成分，每一个时代的“回忆”都是由许多个人的经历构成：
任何回忆都是作为从当今出发对过去的当今的追溯而完成的。只有所追溯的时代达到了超出个人经历空间以外的程度，这样的追溯才算是回忆。当今乃是时代空间，它们是可以通过在主体之间进行的开发而加以了解的，因为它们要归功于这样的开发。每一种当今之中固然都有许多个人的特殊经历，但这些个人经历总是对一定事情和意义领域的反应，而且这些事情和意义——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乃是公众可及的，不管这个公众为数是多是寡。这就意味着，任何个人回忆都超出了纯私人回忆的范围；它处于从一个较大的事情和意义领域到另一个已是在行为中不再可及的生活领域的活动状态之中。人们所回忆的往日的当今和人们回忆时所立足的现在的当今一样，都是关于一个有意义的经历和行为世界的社会构造物。这些构造物依赖人们的集体回忆，并通过集体回忆得到保持。[7]
在对“回忆”追叙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认为，正在于大众的言语对社会和他人构成影响之时，这种个体的讲述通过沟通便转化为罗兰·巴尔特所谓的“集体性的契约”。因为沟通实现了人群群体的集体的制约化，并构成了共同的过去，才形成了事实上的社会记忆。人类通过沟通构造了关于过去的时代的框架，并用自己的个人经历在这一沟通过程中完成了对过去的重构。在这种重构过程中，“故事原则”成为讲述实现的基本手段之一。固然，历史史实的研究、文献档案的考据都应包括于追溯的手段之中，但这种精英化的传播手段远不及民众普遍的叙事方式来得彻底和深远。(www.xing528.com)
对交谈进行的分析和对语言学进行的研究表明，具有一定形式和突出结构特征的，首先是一些口头讲述的故事。讲故事是支持记忆、保存过去、激活以往体验乃至构建集体认同的一个根本要素。根据我们从民俗学研究中获得的认识，故事作为回忆媒体，在家庭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在这类家庭回忆故事中，所讲述的大多要么是关于某个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能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多地表现这个人”），要么是关于一件事情的故事（这件事情被视为家庭史的“转折点”）。[8]
故事是如此重要，以至在民间叙述行为中，我们会将一些完全不包含故事要素，即几乎不具备人物、时空关系以及情节流程等的谈话，称为所谓无意义的“闲聊”或“瞎谈”，有时更视为“胡言乱语”，在叙述中，它们也经常被叙述者和受叙者忽视，也更易于遗忘。而这些带贬义性质的定性叙述，从反面说明了在民间叙述行为中，故事对于叙述价值与话语意义的肯定作用。一个明显的例证在于，在民间叙述行为中，叙述的原则与话语的元素，其中包括的故事要素愈多，愈具体，这一叙述事件就可以让被叙述者记忆得更为长久，被再次传播的可能性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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