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的口头艺术丰富多彩,其存在贯穿于羌人悠久的历史与多元的文化之中,也传播和传承于羌人生产与生活、信仰实践之中。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笔者一直强调“口头”在言语与情境、文本与媒介之间的组合性,它们在传统的维系与传承实践中事实上构成一个独特的系统。方法上我强调在口头艺术的几个重要环节——语境结构、表演空间、口述角色、文学特性与传播手段中,羌族口头艺术各自的类别与界线,并对羌族口头艺术在这五个重要环节中的典型内容与结构显现的交叉性做出初步分析。
需要首先加以说明之处在于,“Oral Tradition”中文翻译为“口头传统”,其意近似“口头遗产”与“口头文化”。在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2003年10月于巴黎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文官方文件中将之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五个方面的首要部分,即“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6]。“Verbal Art”,中文翻译为“口头艺术”,在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看来,可以理解为“特定情境下人类交流的一种样式和一种言说方式的努力”[7],更多学者认为其意的文本部分更近似“口头文学”。口头文学一般是指口口相传的文学作品,这是民间文学的主要流传方式,而Gregory Nagy认为,起码针对史诗而言,更为精确的术语为“Oral traditional poetry”,中文可译为“口头传统诗歌”[8]。(www.xing528.com)
“口头传统”与“口头艺术”两者在内涵与外延上具有繁复的交叉与重叠关系,学界认为“口头传统”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口头交流的一切形式,后者则特指传统社会的沟通模式和口头艺术;也有一些学者在论著中,认为“口头传统”是一个模糊定义,而在表述中将之与“口头艺术”结合在一起,如露丝·芬尼根(Ruth Finnegan)在《“口头传统”是一个遁词、还是从跨学科向复杂性发展?》一文中首先认为,“口头”与“传统”在概念与表达中具有矛盾性,而“口头传统意在通过一种独特的方式,收集被大家忽略的一些关于文本性、口头性、声音、文本、表演、口头艺术等的问题”[9],将“口头艺术”与“口头传统”视为同类。由于口头传统涵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鉴于本书第一章已对“口头传统”“口头艺术”与“口头文学”等概念加以辨析,后面的阐释我将交叉加以运用,不再过多强调彼此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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