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口头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关联

虽然其可追溯至古希腊“诗学”（如亚里士多德《诗学》中“与言语有关的问题”）与历史学（如希罗多德在《历史学》中对“未开化民族”风俗的大量记载）的底蕴，但对口头艺术产生最为直接的影响，还是源于以下两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其一，18世纪起，在新兴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高涨下，欧洲普遍兴起的“民族认同”与相应的“民俗文化运动”；“民间口头作品作为有意义的文学类型，是从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需要中产生的。一个文学方向的变化，给一个民族提供一个认同的意识，通过它创造民族稳定的和连续的感觉，而民歌高超的美感和激情，也成为民族意识升华的必要元素。在民族一体化过程中，通过一样的需求，一样的历史，一种语言和同样的歌曲，产生和实践着关于民族、文化的观念和行动，并由此强调和建构着民族认同”^[58]；其二，伴随着西方大航海的侵略，“扩张时代”到来，经济与文化的殖民者对异域（非西方）文化，特别是对口头传说进行考查与描述。前者主要从文学、语言学等领域，后者主要从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互助性充实了口头艺术研究的基础。例如，早期“进化论人类学派”对原始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早期民俗学“比较神话学派”对民间童话和神话的搜集研究，都将民间文学作为重要研究对象加以列入。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最终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为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革命对欧洲政治格局和文化思潮的冲击和改变是巨大的。伴随着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民族语言被视为国家统一与新兴的标杆。“在这样的政治目标中，许多学者对民间传说、民歌民谣，兴趣突增，积极到民间搜集口头创作，还有的根据民间作品创作题材，进行加工和再创作。在民族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民间口头作品的搜集、出版，以及民间风格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在文坛上开创了浪漫一民族主义文学的时代风气，为各民族语言文学的发展和研究奠定了丰厚的基础。”^[59]在这种大背景下，民间古老的风俗与民间文学，被英国学者W.J.Thorns首创性称为“Folklore”，它包括歌谣寓言、传说故事等今天口头艺术主要针对的对象，用来替代以前含糊其辞的“Popular Literature”（大众文学）和“Popular Antiquities”（大众古俗）。

在弥漫整个欧洲的“民族认同”下暗含的“国家整合运动”中，“民间故事”因其广泛的大众性与被民众普通接受的潜在煽动性，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受到众多历史学家与文学家的青睐，其先驱者之一，就包括今天广布全世界的《格林童话》（Kinder-und Hausmarchen）的编著者“格林兄弟”，即雅各布·格林（1785—1863年）和威廉·格林（1786—1859年）。

雅各布·路德维格·格林和弟弟威廉·卡尔·格林是语文学家、古文物研究者和中古史学家，他们希望能通过共同的传统和语言确立德国人的文化统一性；他们的《家庭童话集》成了德国第二受欢迎、流传第二广的书，这一地位保持了一个多世纪，仅次于《圣经》。德国直到1871年才实现统一，人们为之做出了大量努力，他们搜集童话的工作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们这个包括一定的编辑审核的工程将通俗文化设想成中产阶级尚未开启的想象力之源。②(www.xing528.com)

虽然从18世纪以来，西方学界注重收集和出版民间口头传说和民谣。在21世纪初，更将对民俗的解释，理解为大多是文献记录之外，借着口头传递而来的人类心灵产物，如民俗歌曲和民间故事。然而对口头艺术（口头程式诗歌）起源及其早期艺术表现的系统分析却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去前南斯拉夫考察口头诗歌，以后，艾伯特·B.洛德和其他后继者继续了帕里的工作并回顾性地把这种当代口头诗歌的原则应用于分析荷马史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贝奥武甫》、古法语诗《罗兰之歌》和其他一些史诗的构成，“口头艺术”旨意的提出与清晰化描述，“口头程式诗歌”的研究，至此才真正成形。

可以看出，在口头艺术理论的发展历程中，伊始便与民间文学、民俗学与人类学等存在直接关联。这些学科的方法论与理论构架影响了口头艺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也以多元和包容的形态构建出口头艺术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