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摹仿及音调感和节奏感的产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格律文显然是节奏的部分），所以，在诗的草创时期，那些在上述方面生性特别敏锐的人，通过点滴的积累，在即兴口占的基础上促成了诗的诞生。
——亚里士多德《诗艺》
要在死亡中看到梦境，在日落中
看到痛苦的黄金，这就是诗
它不朽又贫穷，诗歌
循环往复，就像那黎明和日落。
——博尔赫斯《诗艺》
口头艺术是人类最早产生的艺术形态之一，它是关乎“言语”与“语言”的艺术。虽然其产生的时代确实不可详考，但其年代的久远毋庸置疑，影响及深刻意义贯穿人类文明的始终。
中外各民族口头传统的传承、传播、历史流变表明，口头传统是后世文化艺术的原型酵母，它们不只是简单的各民族原始生活的机械记录，而是人类文化与艺术的母体，从它们的形式、内容、传统、文本、表演等要素中发酵、孕育了后世的小说、戏剧（曲）、音乐、诗歌、绘画艺术、表演艺术、说唱艺术、影视艺术等多种文化形态。这种酵母作用对后世文化艺术再生具有多维度价值，同时也具有跨界、混生效应。[1]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意识和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人的劳动过程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在对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年）《古代社会》一书的摘要中，以历史唯物史观论及了人类早期艺术形态——神话、传奇和传说等——产生的阶段及其社会属性，并说明了这些文化形态对人类自身及社会发展的持久影响力。(www.xing528.com)
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个人的尊严、雄辩、宗教的情感、正直、刚毅、勇敢，此时已成为品格的一般特质，但是残酷、奸险和狂热也随之俱来。在宗教领域中发生了自然崇拜和关于人格化的神灵以及关于大主宰的模糊概念，原始的诗歌创作，共同住宅和玉蜀黍面包——所有这些都是属于这一时期的。它也产生了对偶家族和组成胞族和氏族的部落所结成的联盟。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2]
从宽泛的角度而言，人类一旦产生了言语，就形成了相应的表达技巧与表演形态，这可以视为原始的口头艺术或口头艺术的雏形。虽然，对于早期语言产生的过程，从发生学角度而言，我们所知甚少，[3]而言语的特质又决定了这些原始的艺术形式的易逝与不可重现。但这一切的不可追溯性，并不影响相当一部分学者，将之的产生理解为表达和沟通的需要：“语言是声音或姿势系统，当这些声音或姿势按某些规则组合起来，就产生所有说话者都可理解的意义。虽然人类首先依靠语言相互交流，但它不是唯一的交流手段。语言根植于手势——呼叫系统，由手势语言——与语言相伴的语言外的动作——和肢体语言或用来传递意义的身体运动构成。”[4]
人类对语言学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在亚洲，古印度和中国的古代语法学家几乎同时开展了这一重要工作。在中国，成书时间下限不会晚于西汉初年的《尔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语言学专著，被视为“辞书之祖”，它收集了比较丰富的古代汉语词汇。至南朝梁时，刘勰著《文心雕龙·书记》引扬雄之言：
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5]
文中辩证地指出了“言”（口头艺术）与“书”（文学作品）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功用。该书又云：
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子产有辞，诸侯所赖，不可已也。谚者，直语也。丧言亦不及文，故吊亦称谚。廛路浅言，有实无华。邹穆公云“囊漏储中”，皆其类也。《牧誓》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忧用老”，并上古遗谚，《诗》《书》所引者也。[6]
“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可谓中国人关于“口头文学”现今发现较早的定义，不仅指明了“辞”的基本特质是“舌端”与“直语”；而且以“文”言明其文本性与叙事性；以“通己于人”说明其功用。文中的“上古遗谚，诗书可引者也”，又点明了“谚”这种民间口头文学形态的古老性，而且还阐释了口头文学与文本文学的源流关系。
在欧洲，柏拉图最早使用希腊文“Archetypos”（Archetype），意为“原型”，也可视为“原始模型”或“民话雏形”。柏拉图虽然用这概念来指事物的理念本原，但其内容却包括民间故事、歌词或任何其他民间文学的原始形态。后来，C.G.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年）将之视为是指“用语文形式传承下来的梦、幻想和神话里面的符号”[7]。这些表述，就分析对象和内容而言，部分已与“口头艺术”的内涵产生了直接联系。虽然如此，相对于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专事“口头艺术”的研究时间却晚近得多，而“口头艺术”旨意的提出与清晰化描述，更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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