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南巡盛典》（约1791年）——该书后来收入《四库全书》——提供了召试一等、二等人员的姓名及人数（表C1和C2）。这些表显示出两种历史趋势：第一，乾隆南巡召试的规模和范围随着时间不断扩大，每次巡幸中式人数都在增加，到1780年代还包括了来自邻省江西和福建的考生。第二，那些中式二等的考生数目总是一等考生的两到三倍，实际有职官任命的，仅有那些中式一等者（12次召式共有85人），中式二等的180人皇帝是赐缎二匹。
借由两件1862年的重要档案，我们能够估算那些最初参加这些召试的总人数。1762年3月29日，浙江学政李因培奏报，提交浙江考生的诗赋以供皇帝裁夺。[1]最后在杭州举行的召试中，这些来自浙江的118名考生有17人取为一等、二等（14.41%，中式率为1∶7）。三个星期后，江苏学政刘墉、安徽学政刘星炜会奏，已挑选了203本诗赋呈献，供皇帝裁夺。[2]最后，江宁召试的203名考生中，取中22人为一等、二等（10.84%，中式率为1∶10）。这些中式率要远远高出1761年的会试。[3]使用这些各自的中式率（用于表C3中的相应值），可以估计在乾隆南巡中经由进献诗赋而参加召考的考生数目（表C4）。
表C1 南巡召试一等的人数
表C2 南巡召式二等人数
表C3 南巡召试总的中式人数
表C4 南巡召试所献诗赋总估数（本）(www.xing528.com)
乾隆每次南巡，平均有430人进献诗赋以期赢得皇帝的认可，通过召试得以升迁。与1761年的会试相比，这些召试是某些人的相当专属之事。[4]这些有抱负者平均70%来自江南（今天江苏、安徽省）。来自浙江的考生通过召试的机会稍高于江南。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江南考生的中式人数增加，逐渐在南巡召试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注释】
[1] 《录副奏折》（北京），缩微胶卷083，号2372，李因培，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初五日。
[2] 同前揭资料，号2378。刘墉、刘星炜，乾隆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203人中，139人（68.5%）来自江苏，64人（31.5%）来自安徽。刘墉、刘星炜奏报他们业经筛选，淘汰了平庸之作。
[3] 据文朵莲（《乾隆二十六年辛巳科进士：十八世纪的科举、国家与精英》，页21，表1.2）的研究，江苏的686名举人中有34人（4.96%，合1∶20）、浙江的499名举人中有30人（6.01%，合1∶17）通过了1761年会试。
[4] 1761年的会试，江南和浙江的举子有1185人，其中686人来自江南。同前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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