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巡需要大量的后勤支持。地方的备办组织工作繁重，通常在皇帝一行离开京城的两年前就要开始，各省的动员接近准备一场小型战争。首要的是，一个移动的朝廷要求地方扩大并养护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倾注大量人力、物力，修建和修缮道路、桥梁、码头，以及腾空、平整向导统领事先所选定的皇帝宿营地。御道要求有三丈宽（34.5英尺），两侧各有可容两匹马并行的道路，每条宽七尺（8英尺）。[1] 1750年，工部请求遵循第一次南巡上报开支以及征用必需人夫的成例，乾隆皇帝俞允。据1743年乾隆第一次出巡曲阜孔庙所立章程，公帑支付的地方人夫工价，包括宿营地每座160名、白天尖营每座80名、陆路每里（约三分之一英里）35名。以前巡幸山东所用设备的标准稍低些：每座宿营80人、每座尖营40人，陆路每里25人。[2]与乾隆首次南巡安营的最小值及陆路里程（见表B7和表3.4）相乘，可以知道约50 000人夫，这是满足最基本道路和宿营的最低数字。[3]这一人夫大军听命于地方官，着手清理和平整路基和宿营地面；修建码头、马厩、库房；挖掘路旁水井；修建路边栅栏；树立县、省界碑；沿整个巡幸路线建立台站，保证通信畅通。[4]
征调和安排基本的运输设备（马、船、车、征用的牲畜等）也需要大量的地方资源。皇帝贴身随从中的所有高级成员都要骑马，因此所要求的马匹数目大得惊人。第三章已指出，官方厘定的皇帝贴身随从的马匹数是6 000。为保证随时可以得到6 000匹马，在指定地点预备的马匹总数达18 000—20 000匹。
朝廷令江南地方大员从八旗和绿营驻地征用约8 000—10 000匹马。更南边的浙江省官员要从该省的八旗和绿营驻地安排5 000匹马，供皇帝一行使用。[5]在山东，巡抚、提督从驿站征集1 130匹马，从各绿营和驻防八旗征用826匹，总数为1 856匹。[6]直隶总督要额外准备1 000匹马，当皇帝一行经过德州（位于山东省）返京时，替换疲乏的马匹。[7] 1762年巡幸中，在德州供皇帝随从替换的大多数马匹来自青州驻防八旗，它也派了330驻防士兵负责这些马匹。[8]
征调和安排如此大量的马匹，是对后勤的挑战。南巡经由省份，因为要求日益增多，大都发现它们自己驻军的坐骑供应不足。[9] 1755年，就在乾隆朝第一次准噶尔之役结束后，江宁驻防八旗将军锡尔璊、京口驻防八旗将军海常以及两江总督尹继善，会衔请求同意派官员前往张家口（就位于长城以南）的官办牧厂买约3 000匹马，以备办即将到来的南巡。[10]兵部对此议奏：
查明岁巡行南省，江浙需马甚多，若以此次军需（第一次平准）备用余马，暂行（由直隶总督方观承）拨给，亦通融之法。现今都统莫尔浑军营余马二万余匹，除备厄鲁特朝觐之用，余马俱令牧放，酌量分队，于八九月间赶至张家口，锡尔璊等请领马匹，应令各委妥员，于八月间赴部报明，会同理藩院司官一员，至张家口照数拨给。马价即交藩库，无庸解京。山东、浙江，如有缺马之处，均令咨明，照此办理。[11]
很显然，如此大规模征调马匹仍嫌不足；六个月后，河南巡抚图尔炳阿上奏，他刚将2 500匹马转交江苏以备办即将到来的南巡。[12]需要从河南得到额外的马匹，可能说明了江苏的马匹不仅供应短缺，而且也绌于替换：
现据将军臣容保，于贮库马价内委员赴口购马四五百匹备用，约需冬间赶至江南。（尹继善）既恐尚有不敷，且虑新马到江，且去差期不远，喂养未久，难以应差。[13]
为了避免出现马匹疲乏问题并减少支出，浙江的一些大员用邻省的“土马”充数。遗憾的是，这种方法自身有一些问题。“土马”个头小，不如在北方草场喂养的马以及沿长城市场购买的“口马”强壮。[14]长远来看，使用“土马”只能填补巡幸所需量的20—30%，[15]这对短期马匹储备没有什么作用且增加了整个支出。
省里的官员也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协调皇帝的行进，并在全省地方，根据皇帝一行的行进路线放养大量马匹。整个行程，皇帝扈从所需的马匹数目在4 000—6 000间浮动，这由所处地点及由此带来的随从规模所决定。皇帝一行抵达江苏北部的黄河沿岸，皇帝随从的规模就有所缩小，而前往附近名胜的随从又进一步减少（见表3.2）。1757年，在长江北岸放养了约4 200匹马，其中宿迁县顺河集500匹、青江浦3 700匹。同时，约4 400匹驻防八旗的马匹在长江南岸的镇江放养。官员们不得不将镇江放养马匹的大部分（约4 000匹）向南移至苏州，用以替代皇帝一行从浙江返程至此已疲乏的马匹。[16]这反过来迫使官员从江苏北部摆渡1 600匹马过江，以保证皇帝一行从浙江到两江总督所在地江宁的陆路行程的6 000匹的需要。[17]为了保证向众多的随从分配如此众多的马匹，实行了一种特殊的“红票法”。[18]
除马匹外，也征用同样大量、随时可能需要的人夫、车辆、牲畜（骡和骆驼）以备南巡。1762年，为服务于从京城到渡过黄河这段行程，直隶总督方观承从十个县雇用约2 861名人夫。[19]仅从浙江到江宁的陆路，就需要从四个县征募人夫约48 000名，而这仅是整个南巡路线很少的一部分。[20] 1751、1757、1762年，兵部从顺天府（也就是京畿北部地区）征调了400辆车，在直隶和江南，地方官员雇用约500民用车辆。[21] 1764和1765年，仅直隶所雇用的民用车辆就激增。方观承奏报，1764年共雇用6 112辆车，1765年则需要11 397辆车。[22] 1780年，官员上奏共使用了770辆车（主要是在南巡路线的北段，道路更宽且基本上是陆路）并在江宁、淮安、扬州府雇用了约1 800头骡子。[23]最后，为了1757年南巡，各省向直隶申请了约1 300头骆驼，1751年，兵部向山东拨付了924头骆驼。[24]
皇帝出巡路线中所渡过的两条主要河流——黄河和长江，都在江苏省（见图1）。两次渡河要求大量的后勤筹备。江苏省黄河和大运河交汇处的驻守官员负责渡黄河，为了便利渡河，他们沿黄河南北两岸修建了三十个木制码头，又专门建造了一个专门的御用码头。在900艘用于黄河的渡船中，30艘供皇帝使用，100艘供皇帝的亲军使用，80艘用来载运马匹。[25]从清河、铜山县雇用了约21 600名人夫，这一数字到乾隆皇帝1765年南巡时增至31 600人。[26]渡长江同样复杂，除了征调用以摆渡人员、马匹、木柴等物资的约1 500艘船只外，还要在瓜州、京口、钱家港、象山修建码头。[27]
渡过黄河后不久，在直隶厂这个地方，皇帝一行换乘船只沿大运河前行。皇帝的船队由11艘船组成：翔凤艇、安福舻（由两淮盐政建造并于1751年呈进）、两艘“湖船”、一艘“扑立船”、三艘“正黄船”、三艘“副黄船”。仓场总督负责这些船，将它们停靠在宿迁县，等候皇帝一行的到来。[28]这一船队的驾驶人员是由99名来自京城和另外来自苏州、镇江、淮安、扬州四府的船工组成，每府出25名。另外的441艘船组成的船队搭载皇帝贴身随从的其余人员。乘载御前侍卫、大学士、来自上驷院的24匹御马、24名喇嘛，以及来自兵部高官的船只，位于皇帝船队的前部；其余的尾随。[29]从江苏到浙江边境，3 600名河兵作为皇帝船只的纤夫。他们每600人一班，六班轮替，而在渡黄河时需要为他们额外准备200艘船。[30]
这些仅是皇帝贴身随从的后勤要求。此外，必须要加上皇太后的单独一班人，包括皇后和一些挑选出来的妃嫔。[31]皇太后扈从人员包括12艘船，供皇太后、皇后及御茶膳房和妃嫔等人员乘坐。[32]直隶总督方观承的一份奏报显示，除12艘船外，还包括了足够供大量亲军乘坐的船只。当他们返回京城时，约800名河兵和7 500名雇用的平民，在直隶境内，作为纤夫，沿大运河拉皇帝的后妃们渡过十站。[33]安排这么多船工也是一直受关注的问题。1750年，两江总督黄廷桂表示，皇帝宿营地需要保障安全，以防止为皇帝船队服务的10 000多船工和纤夫偷抢储备的粮食。经向导处统领、负责监督所有安全事宜的兆惠同意，黄廷桂挑选了约百名卫兵，他们被置于来自江宁各地的40位巡检的监管之下。[34]
除了皇太后和皇帝扈从使用的船只，在六个府，另雇用各种形状和大小船只以满足南巡中备办人员的来往需求。[35]沿大运河南巡返京途中，所有船只的备办纤夫总数，设定为每站10 000人。1750年一份奏报的数字是，北上水路有十七站，借此我们可以算出，地方官员征用了约170 000名纤夫。而且，章程规定，在瓜州渡过长江后，平地每站另有5 400名纤夫，而山地每站额外有6 100名纤夫。如此，纤夫总人数，相当保守地估算，将高达200 000名。例如，1765年在直隶厂与常家口间沿大运河的八座宿营地，平地每站地方官员要准备11 960名纤夫，山地要准备16 940人。[36]假定这一部分南巡路线用于整个平地（肯定不是这样），那么1765年的南巡，官员仅此八站，就要准备95 680名纤夫。再加上剩下的九站每站原有的10 000名，1765年的纤夫总数至少185 680人。
据目前已有的材料，备办一次乾隆皇帝及其扈从南巡所征用的人力和运输装备，极粗略和保守的估算是：18 000辆车（约900辆是供贴身随从使用）、2 400头骡、2 200头骆驼、3 450艘船、18 000—20 000匹马（约6 000是供贴身随从使用）、约300 000名纤夫人夫及施工人员。这些数字很有代表性，但绝非全部，也不完备。我所使用的现有一手文献许多仅是关于江苏省的。遗憾的是，我还未发现涉及更大范围的档案资料，能够进行更为全面的估算（它们可能会更高）。纵然如此，从目前我所得到的有限资料还是可以看出，乾隆皇帝的南巡是对后勤的一整套挑战，接近于一次非同一般意义的战争动员。[37]
【注释】
[1] 《南巡差案章程》，卷1，页9—10a。人口稠密地区，御道变窄，只有两丈五尺（28.75英尺），两条马道，只有六尺五寸（7.5英尺）。一寸（1.3英寸）高的路缘将这三条道分开。
[2] 《南巡盛典》，卷90，页18a—20b。
[3] 56个主要宿营地，每个需80人夫；47个尖营，每个需40人夫；南行陆路1780里，每里需25人夫；以上相加共约50000人。
[4] 《录副奏折》（北京），缩微胶片卷047，号888b—90b，894b—96b，898b—99b，903b，910b—11b，918b，927b，934b，939b。台站和驿站的区别，见赖福顺《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页61—62。
[5] 《宫中档奏折》（北京），内政类（南巡），乾隆十五年九月十二日，卷7，喀尔吉善、永贵，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浙江省内巡幸路线大部分是经由大运河，极大地减少了该省所需马匹数目，与其他省比较就看得出来。
[6] 《录副奏折》（台北），文件号006316，准泰，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一日。
[7] 《宫中档奏折》（北京），内政类（南巡），乾隆二十二年正月至六月，卷8，方观承，乾隆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方观承指出了乾隆十六年事例，并请求乾隆二十二年依此行事。
[8] 《乾隆朝上谕档》，第3册，页817，文件2292号。
[9]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0辑，页696，杨廷璋，乾隆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第21辑，页155—156，尹继善，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第21辑，页478，崔应阶，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
[10]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490，页33b。计划第二年（1756）进行的南巡因为阿睦尔撒纳反叛及随后的军事行动而推迟。
[11] 同前揭书。(www.xing528.com)
[12]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12辑，863—864页，图尔炳阿，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13] 同前揭书，第21辑，页156—157，尹继善，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初九日。
[14] 同前揭书，第20辑，页696，杨廷璋，乾隆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马市位于宣府、大同、张家口、古北口等地。
[15] 同前揭书，页564，尹继善，乾隆三十年七月二十日。
[16] 同前揭书，页13b。
[17] 同前揭书，页11a。
[18] 1764年的一份奏折引述了1757年的做法，提供了细节：臣于通省满汉标营并江西营驿马调拨预备，派员管理一切事宜，俱经臣与抚提诸臣加紧妥办。惟临时放马收马之法，尤宜酌定章程，以免纷杂迟误。伏查上届准到部咨，共需马六千六百九十余匹，分拨侍应。原议圣驾经临时派出，内大臣会同兵部给票监放，嗣因管马之员办理不善，稽查不严，应差地方未曾分定，彼此推诿，而所议给红票监放之法，并未曾行，仆从人等见马即抢，牵马兵丁又复私自藏匿，以致应骑马者多有步行，此上届马匹贻误之缘由也。今次若不预为筹定奏明办理，仍恐临时杂踏，贻误匪轻。臣悉心酌议，此番预备之马，查照上届仍需六千余匹，臣宽余多备，共拨马八千匹，大江以北派绿旗营马四千匹侍应，大江以南派江宁、京口八旗马四千匹侍应。惟往江宁之时需马较多，八旗马匹不敷，仍于绿旗营马内协济，公同侍应。至支放马匹，江宁、京口应各派副都统一员总理，绿旗各营应派总兵官一员总理，各按派定地方分拨侍应。并恳皇上特派大臣会同兵部临时监放，将应骑马官员人等预先散给红票，以便验票给马，但红票若不分晰明白，仍不免有牵混之弊。应请红票刊刷，空白兵部填注衔姓、马数，如每员骑五匹者，给发一票，有骑马三匹二匹者，亦每员各给一票，其太监、拜唐阿人等或二人三人或一人一马，如每人各给红票一张，未免纷繁，各行档每处派一管理之员，应将应骑马匹若干，查开总数汇给一票，总需凭票支马，管马官员验票发马，即将红票存留，至缴马时给还红票。是领缴马俱有凭据，自不敢多骑冒领一马，各派一兵沿路跟随照管马匹，自不致于遗失。如旗营之马不能照数应付，短少避误者，将管马之员遽行参处，如有不照应骑之数、混行抢夺者，即报明总理行营处严拿究惩。其沿途车驾进城及跟随御舟撵纤，系暂时差使，用马不多，毋庸散给红票，以免太繁，仍请总理行营处，先一日将应需马匹数目，明白传知。 见《录副奏折》（北京），缩微胶卷033，号1153，尹继善，乾隆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一种类似的红票做法也用于巡幸中的船只（白彬菊：《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页196）。
[19] 《内务府来文》（北京），卷号16，3023包，户部，乾隆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20] 《南巡差案章程》，卷2，页6a。
[21] 《宫中档奏折》（北京），内政类（南巡），乾隆十六年正月至三月，卷7，黄廷桂、准泰，乾隆十六年正月初七日；《南巡差案章程》，卷3，页7a。
[22] 方观承奏报1764年末雇用民车6112辆，其中3763辆用于转运军队，2349辆用于各地方备办南巡。1765年，雇用民车11397辆，其中8004辆用于运输军队，3393辆用于备办南巡。《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3辑，页526，方观承，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27辑，页124—125，方观承，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23] 《南巡差案章程》，卷3，页8b、10a。1762年江苏用于南巡支出的总账目说，官员为了南巡一行人的返程，雇用了2400头骡子。《录副奏折》（北京），缩微胶卷047，号905b—906b，尹继善，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
[24] 《宫中档奏折》（北京），内政类（南巡），乾隆二十二年正月至六月，卷8，陕甘总督黄廷桂，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乾隆十六年正月至三月，卷7，准泰，乾隆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25] 《南巡差案章程》，卷2，页35b—36b。
[26] 同前揭书，页5a。
[27] 《录副奏折》（北京），缩微胶卷047，号890b，尹继善，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为修建码头事；《南巡差案章程》，卷2，页38a船只的记述。其他的物资，其中包括可以供应一个月的粗细粮食、奶牛、牛、牲畜饲料。
[28] 《南巡差案章程》，卷1，页1—2a。
[29] 《乾隆朝上谕档》，第2册，页889，记述1751年（乾隆十六年）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情况。
[30] 《南巡差案章程》，卷1，页3a；卷4，页8a。这是乾隆时期不同于康熙时期的做法。康熙时河兵不过长江，是在江苏南部地区雇用私人作纤夫。
[31] 我未找到1751、1757、1762、1765年南巡时皇太后一行的详细扈从名录。
[32] 《南巡差案章程》，卷1，页2a；《录副奏折》（北京），缩微胶卷042，号2134，给出了御茶膳房（两艘船）和后妃服侍人员（四艘船）的尺寸。
[33] 《宫中档奏折》（北京），财政类（经费），缩微胶卷046，号3484—3485，方观承，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
[34] 同前资料，内政类（南巡），乾隆十五年九月至十二月，卷7，黄廷桂，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35] 《南巡差案章程》，卷2，页28a。
[36] 同前揭书，页3a—b。
[37] 乾隆皇帝十全武功最基本的后勤问题，比如通信、马匹、车辆、船只、安营、物资供应，都可以在南巡中找到。赖福顺：《乾隆重要战争之军需研究》，页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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