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巡幸：清朝统治的形成

身为年轻的皇子，乾隆皇帝的第五子颙琰（1760—1820），陪同乃父多次巡幸，包括1780年和1784年的最后两次南巡。^[1]颙琰继位成为嘉庆皇帝（1796—1820年在位）是在1796年2月，乾隆皇帝在1799年初去世，他才亲裁大政。在位二十五年间，颙琰努力维持着巡幸这一例行制度，1805年和1818年两度“东巡”满洲陪都盛京，1811年“西巡”山西五台山。^[2]

在国内叛乱频仍、财政吃紧的年代，士大夫们反对朝廷再度恢复巡幸。1805年，嘉庆皇帝在首次东巡由盛京返程时，召见了三位大臣：吴熊光（1751—1834）^[3]、董诰（1740—1818）^[4]、戴衢亨（1755—1811）^[5]。年轻官员梁章钜（1775—1849）^[6]所写的吴熊光小传记载，嘉庆皇帝说：“外人言不可听，此次有言道路崎岖、风景略无可观者，今到彼，道路甚平，风景甚好，人言岂尽信哉？”^[7]话里有话，我们可以猜得嘉庆皇帝在首次东巡之前，遭到了官僚的反对。鉴于皇帝一行仍在“关东”（即长城以北），那么嘉庆皇帝所发现不足信的“外人言”，可能是那些反对他巡幸盛京的汉人官员。^[8]

吴熊光可能就是这反对声音中的一位。他毕竟忧虑君主专注于地方景色，讲了不合身份的话：“皇上此行，欲面稽祖宗创立艰难之迹，以为万世子孙法，岂宜问道路风景耶？”

在梁章钜的记述中，嘉庆皇帝平静地回答：“卿，苏州人也，朕少扈跸过苏州，风景诚无匹矣。”

这种对于吴熊光的家乡自豪感的迎合没有什么效果。相反地，吴熊光极为夸张地回答：

皇上前所见，剪彩为花，一望之顷耳。苏州城外惟虎邱称名胜，实则一坟堆之大者，城中街皆临河，河道逼仄，粪船络绎而行，午后臭不可耐，何足言风景乎？

嘉庆皇帝说：“如若言，皇考何为六度至彼耶？”

这时，吴熊光回忆了他与乾隆皇帝的一次见面：(www.xing528.com)

先朝至孝冒天下，臣从前曾侍皇上进谒，亲奉圣谕曰：“朕临御天下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实为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如南巡，而汝不阻止，汝系朕特简之大臣，必无以对朕。”仁圣之悔言犹在耳也。

梁章钜记述的真实与否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是，吴熊光为达到（梁章钜的？）劝说的目的，显然能够构思一个有影响力的懊悔的乾隆皇帝的形象：嘉庆皇帝应该留心他父亲最终为自己所大肆吹捧的南巡而后悔的事实。据一些记载，对于吴熊光的忠诚，嘉庆皇帝“动容纳之”，以至他不再前往江南。^[9]当时，董诰、戴衢亨都赞叹他们这位同僚的直言。^[10]戴衢亨是和珅的同党，是吴熊光在军机处的老对头，据说也难以抑制钦佩之情，评价道：“《论语》言‘勿欺而犯’，吴公近之矣。”^[11]

我们在第二章已讨论过，康熙和乾隆皇帝——巡幸的两位拥护者——遭遇并最终设法战胜了官僚对他们频繁外出的反对。然而到19世纪初，由于吴熊光等汉族士大夫的反对，嘉庆皇帝不能实现前往江南的抱负。这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1799年嘉庆皇帝掌权时，作为民族—王朝统治工具的乾隆家产制组织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已遭破坏，无法修补。和珅专擅，腐败公行，侵蚀了朝廷例行的收入（家产制征收）并使表面卑屈的依附者离心离德。然而，和珅的地位上升，不是由于乾隆皇帝年老倦勤或是一再出现的判断错误引发的历史失常现象，而是朝廷执着于建制的、嵌入了意识形态的家产制统治——这是我所称之为的民族—王朝统治——使然。依此理据，为了维持和珅这样表面可靠的满洲家内依附者的权力（不论他如何的非法妄为），正式法条和行政程序都要让路。最终，在家产制实践（不论是否是民族—王朝变形）面前，理政的重大合理化行动不复存在，因为它有利于汉人占主导的官僚限制进而挑战皇帝的民族—王朝支配地位。将这一历史过程视为“王朝衰败”循环的又一例证，并将之完全归因于那些不能“现代化”的个人的“失败”，这立刻就变成了传统的政治道德和明显是时代错置的一种表述，而这两者对历史学家都没有什么用处。要将此直接且尽可能简单明了地表述清楚，了解时代背景很重要。

1800年代初，对于增强民族—王朝统治安排而言，巡幸已是过时和无效的手段，而民族—王朝统治安排在过去一直构成了清朝家产制统治的核心，这不是因为它从未起作用（它过去起着作用），而是因为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的背景下它不再起作用。这一时期清朝的秩序受到了全球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至少从十六世纪就已开始，在十八世纪日益强烈；这些包括美洲白银和粮食作物在全世界的流动所带来的经济商业化，以及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濮德培（他赞同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的看法）认为，“商业化挑战了所有大帝国统治权力基础的预设条件”。我们可以认为这些“预设条件”（濮德培认为它们“维护了社会秩序并支撑了道德规范”），是社会的和政治的意识形态变化形式。我在整部书中也主张，清朝家产制统治的建制意识形态之一，是民族—王朝的团结一致、例外主义与支配地位。在濮德培看来（又是赞同贝利的看法），商业化对于“社会团结一致”的所有形式，包括建立在同一民族信念之上的政治忠诚联系，都有腐蚀性的冲击作用”。换言之，“错综复杂的金钱向以军事忠诚、宗教虔诚或是宗亲为基础的关系发起挑战，取而代之的是对一己利益的考虑”。^[12]那么，乾隆和嘉庆皇帝所面对的腐败问题，本质上不仅仅是个人或道德问题，而且也是社会历史问题。这可能解释乾隆皇帝在1770年代努力重新恢复和重新建构他的家产制组织为什么会最终失败，以及嘉庆皇帝为什么会取消他的南巡计划。

尽管嘉庆皇帝最终除掉了和珅并罢黜了他最有权势的同党，但和珅广泛的奥援网络残余深深植根于帝国的各种制度之中，尤其是军机处、漕运系统以及军事机构。^[13]吴熊光等官员太了解这些了。这里值得指出，记述吴熊光与作为太上皇的乾隆皇帝（发生在1795—1799年间某个时间）的见面，与继这位皇帝宠臣倒台而起的反对和珅党羽的政治反弹密切关联。吴熊光是位重要的政治人物，是和珅的著名反对者。^[14] 1799年乾隆皇帝去世以及随后和珅遭弹劾并自裁后，吴熊光就警告说，尽管主犯已被清除，但曾是和珅同党的狡诈官员们仍然可以兴风作浪，伺机复仇。吴熊光建言大范围肃清和珅同党，嘉庆皇帝对此赞同。^[15]为了整肃官场，朝廷和官僚间的重心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移。嘉庆皇帝继续他的改革计划，亟需得到吴熊光这样的士大夫的支持。随着关注肃清和珅对行政无所不在的影响，嘉庆皇帝也放弃了对于民族—王朝特权雄心勃勃的防御，而这种防御在他父亲时表现突出。“各省督抚，汉人从嘉庆朝开始日益占据多数”，^[16]这不是巧合。缓慢但肯定是减少的巡幸与嘉庆的政策改变携手并进，而政策的改变主要包括“人事和经济支出上的变化”。^[17]

随着环境的变化，官僚和君主的作用完全不同于十八世纪，巡幸的正当性极大削弱，巡幸的地理范围大幅度缩小。在上面所讨论的记述中，嘉庆皇帝似乎醉心于游览（“风景甚好”），而正直、无畏的吴熊光不得不提醒他的君主前往盛京背后的民族—王朝动机（岂宜问道路风景耶？）。同时，通过追忆乾隆皇帝的“仁圣之悔言”，吴熊光认为不宜巡幸江南。当然，嘉庆皇帝继续支持巡幸这一民族—王朝的与军事的原则。他1811年西巡五台，主要是庆祝平定白莲教起义的胜利，白莲教起义横贯五省，历时八年多，耗尽了国帑。经由山西时，嘉庆皇帝继续将自己的巡幸描述为“遵循家法”，“策马度长城岭”。^[18]然而，嘉庆皇帝只能在中国北方或塞外活动，而不能到江南。梁章钜所记述的吴熊光与嘉庆皇帝的对话，反映了官僚抗议巡幸的复苏，以及民族—王朝特权在内地的严重减弱。这也开始了将乾隆南巡的历史记述，差不多化约为皇帝放纵与财政上不负责的行动、太多无谓的铺张和奢华。^[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