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马背上的朝廷

乾隆皇帝对于帝国的民族—地理应有秩序所持的假定（有人会说是浪漫与偏执的幻想），令他对金从善的谏言感到震惊和沮丧：“不料陪都（也就是盛京）根本重地，俗朴风淳，乃有如此悖逆之徒，实为意想所无。”^[131]但如果金从善事件，因其发生地（塞外）令乾隆皇帝“意想所无”的话，那徐述夔悖逆案就不能如此说了，因为它发生在江南核心地区，而江南及其居民的忠诚一直是受到质疑的。徐述夔和皇帝宠臣沈德潜是此案的共犯，只是证实了乾隆皇帝将江南视作诡计和悖逆的温室的先入之见。

1778年11月9日，在经历了一个多星期的思考后，乾隆皇帝公开对金从善事件做出回应。在一道长篇上谕中，他回顾了“立嫡立长之贻害”，接下来，重申：“我朝家法实为美善，我太宗、世祖圣圣相承，未豫定储位。”接着他将由康熙皇帝依“正统”宣布立储所导致的不幸事件，与他自己依据由乃父雍正皇帝所创立的秘密立储原则顺利即位相提并论。乾隆皇帝也透露出，他从乾隆初年以来试图秘密挑选诸子中有能力继承清朝大业之人的种种努力。然而，因为“朕此举天下臣民无由共闻，未尝无窃议朕为念恋宝位，不肯立储”。^[132]为了消除这种错误认识，乾隆皇帝公开宣布1795年他八十五岁时会退位。^[133]从现在（1778年末）到那时还有十七年的时间，但不必担忧，乾隆皇帝承诺，如果在他七旬八旬万寿后，精力不济或无力勤政统治，他不会像唐宣宗（847—860年在位）那样把持权力，而会早一些退位。^[134]

在做出了公开的承诺后，乾隆皇帝现在被迫要从身体上证明（1）在高龄之年，他并无未尽职责（或身为皇帝较以前逊色）的危险；（2）他正在积极行动以保证平稳传位。心中有了这些目标，乾隆皇帝开始了四次大规模的巡幸：1780年到江南，1781年春到五台山，1783年秋到盛京，1784年春再次到江南。

又一次恢复巡幸，完全是对金从善上谏在政治上所附带影响的合乎逻辑的反应。尽管金从善可能认为他只是呈递了旨在加强王朝权力和稳定的改革规划，但他的提议也是对巡幸和民族—王朝统治及治理的合法模式的含蓄指控。第一，金从善决定在1778年乾隆皇帝第三次巡幸满洲故都盛京的最后行程上谏，^[135]这本身就是对于民族—王朝统治的具有象征意义的冒犯。

第二，金从善的后两项请求——纳谏和请施德——暗指这些目标还未有效地实现。乾隆皇帝立即予以驳斥：“至所称纳谏一节，朕自临御以来，凡臣工条奏，果有益于国计民生者，无不即为采纳，或下部议行，从无拒谏之事。”至于恩赐普通大众，乾隆皇帝引述了许多赈济的例子以及他在位四十三年期间三次普免钱粮。与这里讨论更密切相关的是，他强调了最近的仁慈举措：因此次1778年前往盛京，他蠲免了这里1779年的田赋。的确如乾隆皇帝宣称，频繁的巡幸“恩德之及民，不谓不厚”。^[136]金从善挑战了这种说法，他的上谏成为最早批评支撑了乾隆皇帝多次巡幸的意识形态建构的组成部分。

第三，金从善请求另立皇后，是对乾隆皇帝尽人皆知的巡幸爱好的间接反对。乾隆皇帝第一任皇后死于1748年以及第二任皇后在1765年失宠，两者都发生在巡幸途中，这一事实涵义丰富。仅就巡幸将皇帝和皇后置于各种形式的人身风险之中，巡幸会很容易被认为是对于帝国稳定的一种威胁。例如，孝贤皇后1748年死在济南就是人身遭罪和伤害的一个例证。此外，一个移动的朝廷，尤其是经由江南的朝廷，引发了“一对儿”忧虑：道德颓丧与极度纵欲。这不正是乾隆皇帝与第二任皇后乌喇纳拉氏反目的根源吗？

最后，如上所述，另立皇后的问题也与合法立储这一敏感问题密不可分。在大多数士大夫眼中，皇子的教育应该在皇宫内进行，严格以正统儒家经典为指导，而不是在帐篷里和马背上，全国到处闲逛。在这个问题上，康熙皇帝的太子允礽^[137]，在他父亲到处巡幸尤其是在南巡期间的放荡，是一个反面教材。^[138]金从善认为巡幸活动不是强化清朝统治的有效手段，而是历史上已证明了的、对最高统治者稳定和统一的一种威胁，更遑论给帝国普通大众带来繁荣和福祉了。简言之，巡幸是对得体的管理官僚之道的颠覆，是对王朝稳定的威胁。故而，乾隆皇帝应该在紫禁城的宫墙内活动，这样，人身及道德都能保全。

乾隆皇帝当然不会被震慑住，他在1780年代又一次恢复巡幸，包括他的最后两次南巡，都是直接回应金从善对于民族—王朝统治一些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原则的挑战。这些巡幸的时间安排可能是这一点的最明显证据。1778年11月2日，徐述夔案和金从善事件发生仅仅一星期之后，也就是乾隆皇帝对两者公开表态的一星期前，大学士、署两江总督高晋（1707—1779）上奏，请求第五次南巡。^[139] 1778年11月21日，距离乾隆皇帝最终驳斥金从善不到两星期，他“允江浙督抚等所请”，定于1780年，即他七旬万寿之年进行第五次南巡。^[140]

考虑到乾隆皇帝于1778年宣布，七十多岁时若身体不济就会退位，那么后两次南巡时间的选定几乎不可能是偶然为之。乾隆皇帝在第五次和第六次南巡时常常让人们注意他的年龄，为的是强调他的身体能胜任统治。在为第五次南巡所写的第一首诗的头一句，乾隆皇帝就宣称：“高龄远驭虑劳辛”。乾隆皇帝表面上是解释，乙酉年即1765年以后，“圣母春秋日高，难再奉以远莅”。^[141]不过，他也暗示，尽管自己已年逾古稀，但仍有精力再度南巡。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自夸七十多岁还能骑在马上，作为他精力充沛的一个象征。1780年乾隆皇帝抵苏州，他“玉鞍徐控入城”，同时怅然若失，“自笑吾年亦七旬”。^[142] 1784年再次来到苏州时，他更明确地将骑射和仁政联系起来：

庚子南巡正七旬，

今来有四度芳春。

维舟策骑仍康健，

露冕观民益切亲。^[143]

乾隆皇帝年岁日增，这一问题当然是与敏感的立储问题——这是金从善1778年上谏的关键——关系密切。毫不为怪，1784年第六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南巡，从最开始就有意识地作为教诲乾隆皇帝的潜在继承者即皇子们的民族—王朝统治固有“家法”的入门指南。最后一次南巡，乾隆皇帝一离开北京，就写了一首诗，其中说：“携子更殷身示度”，在诗注中他进一步阐释：“命皇子等随往观看，沿途水陆扈从人等约束整齐，迎銮士庶忻戴至诚。”通过此，皇子们要认识到“必如此后可言省方问俗”。更为重要的是，乾隆皇帝宣称：“若不能，不如罢巡幸之举，不啻耳提面命矣。”^[144]从这一角度看，真正的巡幸不是一套礼仪规定，甚或一种行政沟通的机制，而是皇帝行动主义和鲜活的民族—王朝原则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引发大众的敬畏和爱戴（合法性）。抵达杭州后，乾隆皇帝重申这一点，在此他写下了《南巡记》：

为君者一二日万几，胥待躬亲临勘而后剔其弊，日不暇给焉。……兹六度之巡，携诸皇子以来，俾视予躬之如何无欲也，视扈跸诸臣以至仆役之如何守法也，视地方大小吏之如何奉公也，视各省民人之如何瞻觐亲近也。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

很显然，乾隆皇帝所认为的真正称得上巡幸的标准是很高的。

更为重要的是，乾隆皇帝视为真正巡幸试金石的行动主义、纪律、秩序的这些标准，被认为是源自军事领域，而这是征服者精英的专属。民族—王朝例外主义这一有着军事意蕴的理据，解释了乾隆皇帝为什么坚持将巡幸和前线战事相提并论：“一有不如此，未可言南巡。而西师之事，更不必言矣。”^[145]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骑射在乾隆皇帝的巡幸中一直是重要内容（见第四章），甚至是在1780年代也是如此。例如，在1781年2—3月西巡山西时，乾隆皇帝回忆了自己的经历，如：“丁丑（1757），于大西门外，亲御弧矢，集侍臣较射”。“犹忆壬寅年（1722），侍皇祖于永安莽喀行围，有承命射熊事”，这些回忆提供了乾隆皇帝“命皇子、皇孙及曾孙等，随围习劳以示无忘家法”^[146]的动力所在。第三章已讨论过，“随围”不仅指每年木兰秋狝，而且指所有的巡幸活动，其间皇帝定期阅视皇子射箭。^[147]

于乾隆皇帝而言，骑马依然是一种象征手段，不但向皇子传达他们民族—王朝祖传遗产的具体涵义，也是证明他是矍铄、精力充沛的七旬之人。1784年，渡过长江后，乾隆皇帝写道：“古稀露冕尚鸣鞭。”当然，在这遣字措词中，乾隆皇帝的意图以及他行动的最后结果是完全相同的：“为洽民情瞻比肩”。然而，从诗作判断，乾隆皇帝有意将他骑马经过镇江府作为清朝统治之下南方与北方统一的象征：“天堑长江南北界，一家今可此言捐。”^[148]通过1780年代恢复巡幸，包括他最后两次南巡，乾隆皇帝寻求教育皇子们有关家产制继承的地理疆界以及保持它们的适宜手段。在这一点上，巡幸的做法不仅是乾隆皇帝为清朝立储做法辩护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对家产制特权的嵌入了民族意义的（再）申张。对于乾隆皇帝而言，勤勉和纪律整肃的美德毕竟乃民族所特有，这一点是乾隆皇帝通过与宋朝进行历史比较予以阐明的。

将长江理解为天然的防线即“天堑”，这里指的是南宋王朝。1780年在杭州时，乾隆皇帝写下了《西湖咏南宋诗》，开头部分说：

内湖外湖活画披，

南山北山明镜里。

开封失守迁以居，

弃置中原如弗视。

长江为堑姑恃防，

处堂燕雀聊堪比。

北宋都城开封（也就是汴京）1127年遭女真人的金朝攻陷，宋朝廷撤至杭州。至少在乾隆皇帝的诗中，这里是繁荣南方的奢华之地：

偏安民物值富饶，

君臣胥忘卧薪矣。(www.xing528.com)

朝歌夜弦诩升平，

春游秋赏穷奢靡。

乾隆皇帝将南宋君臣对于“湖山一时之幸”，视作其不幸之源：“然其不幸应在是。”他特别指出，南宋的第二位皇帝孝宗（1163—1189年在位）恭奉乃父即南宋第一位皇帝也就是太上皇高宗（1127—1162年在位）在杭州近郊“景园七十八十”游玩，都是打着尽孝的名义。^[149]

在乾隆皇帝看来，这是自欺的做法，他1783年年初至年中所写的《宋孝宗论》对此有详细阐释。^[150]南宋前三位皇帝及他们所声称的孝道构成了这篇御制文的主题。文章一开始就重述人们普遍所认为的孝宗对乃父极为孝顺，而孝宗的继任者——南宋第三位皇帝光宗（1190—1194年在位）——则极端不孝。人们普遍接受的这一认识成为乾隆皇帝的出发点，反思皇帝们，尤其是在巡幸中应用的孝道原则：“人君之孝，与庶人不同，必当思及祖宗，不失其业”。而宋朝的情况却是：

兹南渡之宋，祖宗之业已失其半，不思复中原，报国耻，而区区养志承欢之小节，斯可谓之孝乎？

正如表面上行孝的孝宗皇帝所做的那样，这些“小节”包括了“娱亲”。然而，在乾隆皇帝看来，这种小节并不反映孝道，实际上是以此为名，“私以行乐”。乾隆皇帝认为，孝宗并不像他的庙号能使我们相信的那样行孝。不幸的是，“稗官小乘乃谓临安^[151]士庶皆兴于孝，何其见之小哉！”乾隆皇帝当然并不希望诸皇子被此等目光短浅的观点所玷污，尤其是当考虑他们自己的家产制职责和巡幸的目的时，他如是宣称：

今岁（1783）秋将携诸皇子往盛京，明年春南巡亦必至西湖，命于两处各立碑志之，以示天下之孝当以不失祖业为重，而承欢养志，固不在游山玩景之小节也。^[152]

如此一来，这就完全否定了三十多年前乾隆皇帝为第一次南巡辩护最初也是最突出的理由：“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赏。”^[153]在金从善上谏、徐述夔悖逆案之后，在有关皇帝放荡的谣言猖獗之时，乾隆皇帝明确声明观光是孝道的一种虚伪表达，是汉族皇帝和精英的一种小节，无可置疑是一种“私以行乐”的危险标志。这是对民族—王朝的堂皇标准所做的修正。

1784年第六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南巡乾隆皇帝在杭州期间，写了一组关于西湖的诗，共十首，第二首《柳浪闻莺》写道：

南渡宋家忘北金，

相于丝管乐春深。

新莺百转非无意，

河北由来有故林。^[154]

乾隆皇帝提到女真人的金朝——人们公认的满洲部落联盟的祖先，是它迫使宋朝廷撤至长江以南，这其中的民族涵义，不论对于皇子还是有学识的汉族精英都不会不知。乾隆皇帝在此实际上建构了满洲人强大而汉人衰微的系谱，这能上溯至十二世纪，甚至可能更早。然而，在乾隆皇帝的思想框架内，金、宋时运如此不同，不是历史环境的产物，而是民族身份的产物。数月前的1784年的阴历新年，就在最后一次南巡前不久，乾隆皇帝对于宋朝的批评，又进一步上溯，将北宋的第三位皇帝真宗（998—1022年在位）包括在内。如果说乾隆皇帝批评宋孝宗，是因为后者曲解了巡幸的真正意图和目的，那么他找宋真宗的缺点，则是因为他“惟以深居禁掖为安，并无省方观民之念也”。^[155]乾隆皇帝在这里的总结有明显的错误，因为宋真宗也试图巡幸（见第一章）。但是乾隆皇帝隐瞒不利于自己的史实，只是为了服务于意识形态所需，将爱新觉罗（也就是满洲人的象征）家族的“王朝规制”所体现出的勤勉和行动主义这些积极的特性，与宋朝（也就是汉人的典范）君主所展示出的纵情闲逸相提并论。巡幸成了有军事变化形式的满人刚毅和纪律的象征，而满人刚毅和纪律保证了北方和南方领土的统一。在这一问题上，乾隆皇帝完全蔑视宋朝统治者，他们所谓的未能进行适当的巡幸反映他们缺少勤勉与纪律，而这则是源于民族的不尚武力。1780年和1784年最后两次南巡经过杭州时，乾隆皇帝在两首同为《御教场口号》的诗中用文字嘲笑南宋朝廷未能有效地展示武力：

空说南朝诘武扬，

戎装教习逮红装。

本无恢复中原志，

留此真成是教场。^[156]

赵氏江山已失半，

南朝习武尚临安。

重佁更举孙吴事，（原注：《西湖志》载：御教场，又名女教场，是南宋六宫演武之地。）

真是不值一噱看。^[157]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乾隆皇帝在这最后一点上用了许多笔墨。很显然，他不希望他的皇子们忘掉宋朝这些未能保住的帝国遗产、应引以为戒的故事。

通过诗作的媒介作用，乾隆皇帝也有效地反对了任何关于他前往西湖是为了游乐的看法。尽管最终的目的地，表面上与南宋（汉人）皇帝的出游相同，但乾隆南巡被认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它们只是由清朝开创者最早实行的在疆土上更为全面巡幸体系的一部分（见第二章）。简言之，它们是与汉人有着重叠但最终不等同于汉人做法的民族—王朝传统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巡幸被想象为更具战争行动和狩猎纪律而不是汉族士人观光的特征。

1785年以降，乾隆皇帝反复声言自己身体健康，头脑机敏，这只不过是他借最后两次南巡进行的意识形态说教。同样也可以说这是清廷对于南宋第一位皇帝即高宗（上面讨论过）的贬低，康无为在三十多年前已指出：

宋高宗，绝非应效仿的榜样，乃怯懦、愚笨之徒，置军国大事于不问（很显然这暗指不收复北方），不独无以对天，并无以对子（即宋孝宗）。（通过禅位）他放弃了权力，也放弃了责任。乾隆皇帝不欲如此行事。^[158]

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乾隆皇帝坚决拒绝过早地放弃皇位，这不仅是乾隆皇帝自己性格在起作用，而且显而易见，也是清朝民族—王朝的意识形态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