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从未走到嘲笑江南胜境的地步，他只是尽量使自己与它们保持距离。甚至当他看似赞同审美的休闲精神时，也要使用其他知名文人的——过去和现在的——艺术创作，作为文化上的缓冲器，令他至少在言辞上能够远离过于颓废或是放纵的环境。例如，乾隆皇帝经常在自己的诗中向苏轼致敬，在孙康宜看来，苏轼是“中国文人中少有的”“真正掌握了所有的文学形式——诗、词、赋、文、书、画——的人”。[91]苏轼是感情自然流露和“豪放”的倡导者，强调艺术的表现功能，然而他的作品也以精确和客观见称。[92]尽管“后世的中国评论家有时抱怨他的诗缺乏启示意义”，[93]但公安派[94]的支持者对他评价极高，可能因此他被视作“抒情传统的组成部分”，至少在十八世纪中期是这样认为的。[95]苏轼的地位令乾隆皇帝更多地利用他诗人的表面形象而不是采用其诗句，作为一种可以与景致安全交流的文学预防之物。
就在写作《恭奉皇太后驾临金山记》的同一天（1751年3月13日），乾隆皇帝还写过一首《游金山寺用苏轼韵兼效其体》：[96]
平生不戒游览兴，[97]
西浮[98]于洛[99]东观海。
轻舟风利过维扬，[100]
此间初识有江在。
中流滞澲如补陀，[101]
八功德水澄无波。[102]
精蓝信宿可留憩，[103]
层楼阿阁何须多。
青雀黄龙尽收楫，[104]
笳吹笙歌送西日。
帆樯远近挂红灯，
照入江天星点赤。
髯翁醉醒风雅魄，[105]
奇句孤吟深夜黑。（原注：苏诗有“二更月落天深黑”及“江心似有炬火明”，“非鬼非人竟何物”之句。[106]）
信耶非耶漫强明，
律中要使神鬼惊。
六百年没人莫识，
我偶拈赓答风物。
滥觞远忆巴岷山，
土鼓云门拳石顽。[107]
清赏凭高兴未已，
烹茶更试中泠水。[108]
在这首诗的第一部分（1—4句），乾隆皇帝摆出了平民姿态，好像他只是“游览”人群中的一员。但是乾隆皇帝在第一句使用“平常”一词，多少与他自己的身份不符。很显然，身为皇帝，他的生活和出巡绝非平常。即便如此，他声称不反对，可能甚至是喜爱游览的“平常”愉悦。他在第二句选择的动词“浮”——这暗示不是以匆忙的速度——以及他在第三、四句中对于乘坐由运河南下船只的描述，更支持了这种解读。这似乎表明，乾隆皇帝在他南巡期间，难以超然于接受士人热爱闲暇外出。
但情况真的如此吗？这种解释的一个显然困难是，乾隆皇帝将他的出游描述为悠闲乘船游荡，这与他此前和随后的喻为勤政的骑在马背以及他反复否认游览，形成了明显的对比。我们很快将在乾隆皇帝其他南巡作品的更广阔的脉络中分析这首特别的诗作。然而首先要对这首诗做更为正式的分析，如下所见，在南巡期间乾隆皇帝避免完全采用文人游客的声音和姿态，有的是将苏轼的诗人形象构建为一种文学的代理形式，借此可以安全地与成为问题的景致相交流。
在叙述了（第3—4句）乘船首次到达扬州和抵达长江后，乾隆皇帝描述了（第5—7句）他登临金山的佛寺，感觉到寺庙（第6—7句）“水澄无波”，“宿可留憩”。然而，这一恬静的氛围却相当短暂，乾隆皇帝转向了（第9—10句）自在却是嘈杂的景致，成群的游客泊靠游船，在余晖中尽情欢乐。第11—12句显然是这首诗的中心部分，描写的是忙碌之后的休闲之地：“帆樯远近挂红灯，照入江天星点赤。”至此，无论是这首诗的主题还是格调，与我们先前的解读都没有矛盾。
然而，从第13句开始（也就是这首诗的后半部分），乾隆皇帝在修辞上将自己与高度审美化、夜幕中的长江形象——这形成了此诗的主题——保持着距离。他借用苏轼这个人——“髯翁”刚刚“醉醒”——完成了这一距离的保持。苏轼的原诗（约1071年）写道（第9—10句）：“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109]接下来，在描述了（第11—12句）一幅如画风景后（“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苏轼开始（在第13句）[110]迷失于晚景以及思念四川家乡的思绪中。[111]与苏轼的诗作相比，乾隆皇帝在他诗作的第13句，抑制了任何直接的和个人的对于他周边环境的神秘色彩及意义的思考。正如我们在《恭奉皇太后驾临金山记》以及很快在《江月》中所见，乾隆皇帝完美地在其他场合阐述了他自己关于风景有着更重大意义的想法（或曰在《恭奉皇太后驾临金山记》中所缺乏的）。然而，在1751年的作品《游金山寺》中，乾隆皇帝通过评论苏轼在六百多年前对于同样景色的诗歌创作中的情感投入，保持了更远距离、作为第三者的视角。更确切地说，乾隆皇帝（或他的捉刀人）在第14句后面的诗注中直接引用苏轼的诗句：“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非鬼非人竟何物”。[112]如此一来，乾隆皇帝有效地在苏轼耽于昏睡和好饮，和他自己的对于这一情势的貌似客观理解之间形成了对比，如他在第11和12句中所表达的（“帆樯远近挂红灯，照入江天星点赤”）。这一修辞上的叙述做法，反过来，在乾隆皇帝和他北宋代言人的观点间，产生了更深的区隔感。(www.xing528.com)
最后，在这首诗的末尾几句，出现了一种模糊的诗歌声音。19—20句的主题多少有些（可能是故意为之？）不明确。谁“滥觞远忆巴岷山，土鼓云门拳石顽”？谁“清赏凭高兴未已，烹茶更试中泠水”？苏轼还是乾隆皇帝，抑或两人都是？
如果我们认为苏轼是主语，那么乾隆皇帝就将读者的注意力从他自己身上挪移开来。是苏轼“滥觞远忆巴岷山”，而不是乾隆皇帝；是苏轼（而不是乾隆皇帝）“清赏凭高兴未已”；是苏轼“烹茶更试中泠水”，而不是乾隆皇帝。[113]然而，这最后几句将乾隆皇帝读为主语也完全讲得通。
由于有着这种不确定，乾隆皇帝作品的主旨变得极为含混。一方面，通过步苏轼的诗韵和用字，乾隆皇帝能够证明，他既熟悉又欣赏一位受人尊敬的著名文学人物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在自己与沉湎江南休闲景色间画上了界线。在这首诗的前半，看得出乾隆皇帝容许（如果不是支持的话）“游览”。当乾隆皇帝将自己的巡幸用休闲的“浮”等字进行描述时，他完全沉浸在对自己经历的叙述之中。然而，在诗的中间部分，他回撤到作为第三方、更远距离的观察者位置，使用苏轼成为诗歌代言人。如此，乾隆皇帝就阻止了当夜幕降临长江之时，他会（将会）投身于眼前欢庆场面的任何想法。这里乾隆皇帝有效地叙述并使自己远离士人和大众文化，他们绝对是闲适抑或是颓废的。仅仅在诗的最后几句，乾隆皇帝似乎重新回到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者位置。然而，这是不明晰的。当然，乾隆皇帝像苏轼一样，可能“滥觞远忆巴岷山”。然而，他肯定没有体验过大概是令苏轼喝酒的那种思乡感伤之情。像苏轼一样，乾隆皇帝“清赏凭高”可以“兴未已”，但是很清楚，这并没有包括身处长江下游的普通游客的陶醉。乾隆皇帝更乐于在金山佛寺这样的幽静隔绝之地“烹茶”。易言之，在南巡期间，就眼前景色本身而言，乾隆皇帝经常将自己不是扮成直接鉴赏者，而是作为有着距离的观察者，却全然熟悉其他人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对于江南的远为抒情的描述。[114]
当将《游金山寺用苏轼韵兼效其体》与以后所写《江月》参读时，这种用修辞拉远距离的手法，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后一首诗中，乾隆皇帝传递出他经历过相同的夜景，但没有依赖一个像苏轼那样起媒介作用的文学名人。这首诗的名称《江月》，是相当传统的诗境，像乾隆皇帝自己在首句中所说：“水月亦常见。”在上一首诗里，苏轼因醉酒恍惚，只是被他处所的奇异黑暗吸引并痴迷其中。与苏轼不同，乾隆皇帝在《江月》中所表达的是，在这样一个吸引人的环境之中盘桓过久所带来的可怕后果：
水月亦常见，
江月见乃初。
我来望后夜，[115]
娥御来徐徐。[116]
坐待破初更，[117]
乍觉金波浮。[118]
焦山及象山，[119]
对峙海门虚。
团团烂银镜，
高悬只须臾。
击鼓罢冯夷，[120]
吹浪戢天吴。[121]
鳞昆及甲族，[122]
摄仰光明珠。[123]
拟欲问纤阿，[124]
三山究何如。[125]
水仙乘赤鲤，[126]
导我亲证诸。
长揖谢未能，
劳逸终殊途。[127]
这首诗的第一部分（第1—10句）意思比较直白。乾隆皇帝到达长江（第3句）并描述了他看到如华满月的情形。修辞的核心又出现在这首诗的中间部分（20句中的第10句）。在第7—10句，乾隆皇帝描述了静谧的景致，他并未称颂它的美丽，而是突出了满月短暂，必然会开始月亏最后成为残月。长江（第11—12句）在皇帝看来，不再是美丽的月下江流，而已变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战场分界线。同样，月亮（第14句）也不再被描述为有审美魅力的对象或是山水绝佳视觉的补充，而是变成了“光明珠”，它的美丽震慑住了“鳞昆及甲族”（第13—14句）。这里乾隆皇帝大概是指宋朝军队，它们在1127年将京城迁至长江以南，并从未全力重新集结力量，从女真人的金朝——被认为是满洲人的祖先——手中夺回北方。身为满洲统治者，乾隆皇帝也敏锐地意识到了江南在表面上对他自己的“鳞昆及甲族”，也就是对于清朝征服者精英的有害作用（见第四章）。怀着此等想法，乾隆皇帝欲问月神即纤阿：“京口三山”（第16句），它们的主要作用是供游览，还是防御要地（“海门”）？但水仙先行一步，召唤他亲自去视察它们（第17—18句），乾隆皇帝有礼貌地回绝了（第19句）。总而言之，乾隆皇帝视月下长江的壮美乃军纪整肃、果敢和活力的威胁。王朝在江南的颓废渐渐显露，这促使他在结句发出警告：“劳逸终殊途”。乾隆皇帝对于南方风景所暗含的民族—王朝认识，与苏轼远为抒情的表达之间的差别，是至为明显的。
在乾隆皇帝的话语中，苏轼在意识形态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只是作为他自己的文学土壤，它也包容了一个远为正面的形象。1751年3月27日乾隆皇帝抵达杭州，又一次引用了苏轼的形象，这次是解决他自己现身西湖这一难题，西湖是士人游客历来的目的地，以美景著称。[128]在组诗《题西湖十景》的第一首《苏堤春晓》中，乾隆皇帝写道：“通守钱塘[129]记大苏，[130]……长堤万古传名姓，肯让夷光[131]擅此湖？”[132]这里，苏轼不是醉酒和轻松自在的诗人，而首先是关注治水问题的勤政和注重实际的管理者。[133]在这点上，乾隆皇帝将苏轼描绘成他的真正代言人，苏轼的看法和目的与自己的完全相同。皇帝的这种几乎不加掩饰，虽有些可笑，但应不会失去文学读众，特别是因为苏轼有名的诗句“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一对西湖高度情色化的称颂已被奉为经典。[134]当然，乾隆皇帝并没有提及此。乾隆皇帝对此隐而不语以及对于这种偏激的重新写作的冲动，暗示出他在江南核心地带游览的矛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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