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4年最后一次巡幸杭州期间，乾隆皇帝评价他首次南巡的时机选择：“南巡之典始行于十六年辛未，即迟也。”[1]承认了他开始南巡的延迟，这是重复了约35年前江南地区民众和官员的感受。1749年11月中旬，江南各省大员上奏：“群情爱戴，浃髓沦肌，其瞻云向日之诚，亦倍深于他省。”当书写奏折时，各省官员都是代表他们自己和当地权势家庭的利益：“延颈企足，朝夕以祈。”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将此归为广大民众的共同感受：“众口同心，欢迎恐后，此实出于全省绅耆士庶之至诚。”尽管这些官员的这种自我认定的、作为“百姓呼声”代表的角色肯定会引发争议，但他们的言论有一个区域对比的前提。许多士绅和官员可能奇怪，为什么“前者西幸云中，晋水、台山共仰光华之盛；东巡泰岱，青齐、鲁甸同沾雨露之膏。惟兹江淮之地，带水非遥，独不得一邀翠华之临幸？”[2]江南不是帝国皇冠上的宝石吗？它不是远远超过（从景色和经济繁荣看）那些圣驾已巡幸过的省份吗？若是如此的话，为什么皇帝还没有做出与江南在帝国内堪以自豪的地位相一致的举动呢？换言之，为什么乾隆首次南巡如此姗姗来迟？
在会奏中，地方官员们指出了乾隆皇帝以前巡幸过的内地北方省份。然而，他们故意无视作为乾隆皇帝恢复巡幸起始的塞外出巡，也就是到热河的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始于1741年）以及满洲旧都盛京（在1743年），只是说到后来巡幸北方的山西（1746和1750年）、山东（1748年）以及河南（1750年）（见第二章）。不论我们使用中原还是塞外作为地理参照系，有一事是可以肯定的：乾隆皇帝最早的巡幸活动有效地降低了江南在帝国礼仪等级中的地位。
我们仅能猜测江南精英是否对这种象征性冷落而生气。地方官员声称已“采听风谣、谘诹舆颂”，但是，他们即便无意中听到了对于这种轻蔑所表达出的任何不满，肯定也不会在1749年11月的正式请求南巡中上报。这样做，不可接受，根本不是审慎举动，地方官员重复诉说的是民众强烈盼望皇帝的巡幸，并评论：
一经銮辂亲临，黄运河湖之全局、江冲海汛之戎政，悉在圣明睿照之中。诸凡修守机宜、操防要领，臣等亲承指示，庶几知所遵循。
以上强调了，皇帝一现身就能发挥重要的行政功用，鉴于此，乾隆皇帝可以将监管官僚径直地作为他开始的南巡的理由。然而，在很多人看来，皇帝到江南巡幸不只是阅视河工以及检阅地方驻军，因为毕竟江南乃风景胜地。严格说来，一旦圣驾离开江苏北部进入江南，行政的理由就显得牵强了，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地方官员也建议将“行见山川草木”作为南巡的又一个理由。[3]观光乃必然之事，这也解释了乾隆皇帝为什么在南方停留了那么长时间。[4]
乾隆皇帝对于官员南巡请求的最初反应是不置可否，这令人惊讶。乾隆皇帝向臣民保证：“朕……不惮躬勤銮络，江左地广人稠，素所厪念。”而且，这一地区的富庶也使得南巡的前景有了多重意义，其中一些是与公认的善政理解相对立的。尽管乾隆君臣可以指出一些等待皇帝亲自关注的重要行政任务，但巡幸南方仍旧被预言是“得闲”才为之：“官方戎政、河务海防，凡闾阎疾苦无非事者，第程途稍远，十余年来未遑举行。”[5] 1749年末，当时，乾隆皇帝还未将地方行政的最基本任务跟需要南巡联系起来。他毋宁显得更乐于重申一种与生俱来的关系：江南作为风景秀美之天堂以及休闲之地，在空间和时空上，都远离尘世间日益紧迫的行政事务。
乾隆皇帝没有否认江南秀美景色的诱惑，那样做会触犯这一地区精英的文化敏感和自尊，他是将观光描述为适宜女性的活动并将之改变为他向母亲——皇太后尽孝的意识形态的表现（见第二章）。乾隆皇帝在1749年11月最初的言说值得再次引述，作为这一关键认识的提示：
朕巡幸所至，悉奉圣母皇太后游赏。江南名胜甲于天下，诚亲掖安舆，眺览山川之佳秀、民物之丰美，良足以娱畅慈怀。[6]
然而，动用皇太后作为推崇江南美景的意识形态烟幕，丝毫无助于解决根本问题：乾隆皇帝南巡的两个意义框架即勤勉政事与闲暇观光间的矛盾。[7]乾隆皇帝开始南巡的日程安排，与皇太后1751年六旬万寿的时间相重合，这是精心安排的，可这样做只能是强化了人们关于他前往江南就是游玩享乐的看法。就在1757年，即第二次南巡结束的第二年，乾隆皇帝痛苦地反驳汉大臣间普遍的认识：他自己（而不是他的母亲）巡幸南方的动机是游山玩水。乾隆皇帝严厉地反驳了御史孙灏（他在1758年反对皇帝所提出的出巡）：“南巡之举，岂仅为山水观览之娱？”[8]
乾隆皇帝借重皇太后，将她视为自己恪尽孝道的性别化人物，又是观光代言人，但这并不完全奏效，部分是因为民众对于尽孝和观光间关系的认识，十分复杂且模糊不清。有一个（可能是虚构的）故事讲，1765年第四次南巡期间乾隆皇帝召见了著名的士大夫齐召南。[9]当皇帝询问浙江北部的风景时，齐召南回答，他未曾去过。齐召南是附近台州人，乾隆皇帝觉得很奇怪。据说齐召南回答：“山势岝
，溪流深险。臣有老母，孝子不登高，不临深，是以不敢往游。”闻此，乾隆皇帝——他刚刚奉皇太后第四次南巡到达风光旖旎的南方——决定不再前往浙江东北部。[10]事实上，尽管母亲不在了——她已于1777年去世，1780和1784年乾隆皇帝又两度巡幸浙江（见第八章）。不过，这一故事仍提醒我们，在1750和1760年代，将恭奉皇太后化为便利游览的手段，可能不像乾隆皇帝所想的那样可以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11](www.xing528.com)
总之，乾隆皇帝自己和汉族精英在南巡与观光关系问题上态度矛盾。许多地方官员和精英似乎领会了朝廷承认江南风景“甲于天下”，他们编纂了一些寺志以及名胜的专门便览书。在扬州，漕运官员赵之璧，对扬州西北平山堂及周围景点，“以其暇日，与一二好古之士，流览山川，网罗载籍，汰旧志之繁冗”，[12]编纂出了11卷的《平山堂图志》，包括了所有主要景点的木刻插图以及唐至清初的大量诗文。[13]在官方资助下，赵之璧在1765年8月或9月刊印此书，这是在乾隆皇帝结束第四次南巡的数月后。然而，赵之璧及同仁，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编纂一部如此部头的著作，因此起码是从1760年代初就开始着手了，也可能在1750年代。
两淮盐运使卢见曾（1690—1768）[14]在编纂《金山志》时遵循同样程序，此书在内容、版式以及主观目的方面与赵之璧的《平山堂图志》相同。[15]卢见曾休致后在1762年刊行了《金山志》，极可能是他将此书作为乾隆1750年代头两次南巡的便览书。[16]有关苏杭地方名胜的著作都是如此，比如顾奕禄的24卷《（重修）虎丘志》（约1767年），[17]翟氏兄弟的12卷《湖山便览》（即《西湖便览》，约1765年），[18]沈德潜的12卷《西湖志纂》（约1765年）。[19]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些著作，如金友理的《太湖备考》（16卷，约1750年）[20]，王镐的《灵岩志略》（一卷），[21]这两部著作——从它们的内容和出版时间判断——是为迎接乾隆第一次和第二次南巡而编纂的。这里所举的一小部分地方志和便览书不仅代表着乾隆早期南巡所推动的地方知识创作的强劲之风，而且也代表了皇帝巡幸江南所带来的混杂意义。
上述七种著作中有五种是便览书，是供皇帝本人以及南巡结束后那些对追踪圣驾行程路线有兴趣者准备的。另外，《平山堂图志》《（重修）虎丘志》《山湖便览》《灵岩志略》都有大量木刻插图，从内容看也很具文学性。它们的作者通过文学上的各种展现方式渲染景致，并且假定（或可能是命令）它们的读者——皇帝和士人游览者——会做同样的事情。[22]
同时，金友理《太湖备考》、沈德潜《西湖志纂》等著作保持了标准的方志风格，当金友理及四个弟弟在1747年开始编纂《太湖备考》时，他们有意识地秉承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风”，完成一部实用的参考著作，备地方行政之用。[23]尽管《太湖备考》包括一些地方文学作品，但在整体上反映了地方志标准结构。[24]甚至记述1699年康熙皇帝巡幸此地的内容也集中于赋税蠲免和行政区划等问题。[25]与这些做法相同，沈德潜对于李卫《西湖志》（约1728年）[26]的增订，强调的是生产和水利工程。当然，沈德潜将“名胜”卷和“御制诗”卷置于《西湖志纂》之首。然而，他也将其他卷用于记述紧迫的“水利”和“海塘”等行政问题。换言之，沈德潜所呈现出的西湖不仅是景致的天堂，而且也是一个行政和经济的实体。[27]可以说，汉族官员和精英，完全预料到了乾隆头几次南巡将包括行政和观光活动。然而，这两种与江南密切相关的模式彼此间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
朝廷并非没有注意到围绕着观光的矛盾态度和紧张关系。就在首次南巡前数月，于敏中（1714—1780）——江南人，时任起居注官和上书房师傅[28]——试图弥缝乾隆皇帝最初所做出的“凡闾阎疾苦无非事者”与南巡“未遑举行”间的区别。他在《圣德歌十章》序中陈述了理由，序写于1750年12月或1751年1月：
皇帝即阼以来，绍庭阐绎，式训四方，庸庸祗祗，不遑暇逸。爰乃东历辽沈（也就是盛京，1743年），瞻天作之基；旋祀阙里，至于岱宗（都是在山东省，1748年）；西登五台（位于山西省，1750年）；中陟嵩高（在河南省，1750年）。惟是东南一隅，翘企望幸。[29]
与地方官员不同，朝臣于敏中将乾隆首次巡幸盛京包括在对到他写作时为止的乾隆巡幸的概述中。[30]更为重要的是，于敏中尝试将乾隆皇帝近来大量的出巡活动，以及作为其合理的逻辑扩展的即将进行的南巡描述为皇帝勤政和得体的礼治，从而使之合法化。正因如此，他强调对于王朝缔造者和五岳的献祭。与此前的解释相比，这有些许不同，但意义重大，不仅在于于敏中突出巡幸中的礼仪问题，而且也因为他对于观光问题彻底略去不谈。
乾隆皇帝从于敏中的言辞中获得了重要暗示，然而，对于巡幸江南潜在的游乐方面，乾隆皇帝却无法缄口不言。江南作为士人娱乐之地，声望籍甚。我们将在下面看到，乾隆皇帝试图通过与江南名胜维持一种修辞上的不自在距离，以缓和这一紧张状况，这令他的南巡诗歌中有一种分辨得出的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源于他无法忽视也无法称颂所经由的景色。正因为如此，乾隆皇帝花费了许多时间——更不用说笔墨了——尽量表达正确的语调和姿态，尤其是在1751年2月初首次南巡开始之时。更准确地说，随着圣驾南行，乾隆皇帝使自己远离江南如画风景的努力就越发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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