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乾隆皇帝巡幸江南的诗歌写作与政治

第五章和第六章详细探究了乾隆皇帝在南巡中所利用的寻求包容汉族精英的种种办法。如同所有的统治形式一样，相当数量的人要表现出自愿（即便可能是矛盾地）承认中央权威。当然，这带来了一种错综复杂的互惠机制，既对朝廷也对精英有益，至少是那些对朝廷姿态做出积极回应的精英。上两章所描述的许多迎合做法，主要是以汉族精英将乾隆皇帝（误）认作是一位既承认他们各种利益又认同他们深深所秉持价值的有德天子而予以接受为前提的。由于这一点，我们可能会想到这样的结论：面对汉人经济和文化上的霸权，清朝在中国内地的统治，最终而且也只有建立在清廷所采取的文化安抚的姿态之上。然而，对于乾隆御制诗的更深入考察，显示出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品读乾隆皇帝南巡的诗作，可以看出，清朝权威的建构，不仅通过一种文化的迎合，而且也通过明确主张民族—王朝特权。此外，乾隆朝廷利用士人文化的内在紧张，以维护这些特权。如前所述，乾隆皇帝借助潜在的社会交恶——在已绅士化的商人和享有盛誉的士人之间，以及在诸如沈德潜和袁枚这样对立的文学家之间——以实现其利益。另一种竞争，也就是适宜的文学活动问题，使得乾隆皇帝既否认“抒情论”所要求的诗歌创作，同时占有服务于明确的民族—王朝利益的一种替代性的诗作的声音和政治准则。在这方面，清朝统治的建构并不是简单的文化让步，毋宁说是赋予了更为复杂的文化挪用和修正的机制。

本章的讨论从观光问题开始，这是长期存在且未得到解决的紧张关系的一种表达，不仅存在于乾隆朝廷和汉族精英之间，而且也在汉族士人文化的内部。巡幸江南——公认的中国士人精英的基地——对乾隆皇帝意味着什么？乾隆皇帝是如何与作为风景胜地、久负盛名的江南“达成协议”的？其中，他是如何自我定位的？如何与这一地区居主导地位的社会文化环境相妥协？他为应付极负盛名的风景所采取的是怎样的模式？(www.xing528.com)

如同之前的许多士人一样，乾隆皇帝写诗，意欲展示他的思想和动机。在此过程中，他也阐释了民族—王朝权威的一种特别形式。但这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乾隆南巡诗歌中所阐述的、十八世纪清朝统治江南的特定条件是什么？我们不是将乾隆皇帝的文学作品视作孤立的著述，而是看作包括着旨在专门调和上面所说的紧张关系的叙事计划的整体性作品，从而缕析出清朝合法性的积极建构——它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以及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