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提升声望的原则，也塑造了这一移动朝廷与那些从未进过杭州或江宁考棚进而拥有声望的人之间的互动。1751年3月12日，首次南巡到达扬州之日，乾隆皇帝赏赐了二十个人（可能是两淮富裕盐商的族亲），他们此前已向圣驾进呈了诗作。他们每人都得到一个荷包；此外，有五人的诗作得到了更高的等第，他们每人得到缎一匹。[17]圣驾1751年4月抵达江宁时，来自江苏和安徽热情的士人学子呈递了他们的诗作，希望能被挑中参加即将举行的召试。这些热心追求者中有许多人会失望，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空手而归。1751年4月21日，乾隆皇帝恩赏了七十二人（其中三十人来自江苏，三十九人来自安徽）。[18]还是依诗作质量予以赏赐：所有人都得到了荷包，另有二十人额外获缎一匹。这些荷包是满洲文化内在的组成部分，[19]因此具有高度象征意义，而接受赏赐的人数也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孔子有七十二弟子）。事实上，这是为了得到作为皇帝认可的物质标志而展开的诗作竞赛，发生在钟山书院的墙外，而南巡中的江南召试则安排在书院之内。乾隆皇帝后来的南巡吸引了同样的大量诗作，它们得到了同样的恩赏。每次南巡中都有大量这种事例。[20]
可以说，乾隆南巡为地方名流将他们“士大夫”的地方身份合法化，提供了许多的公开机会。第二次南巡，1757年4月2日，乾隆皇帝刚渡过长江抵达南岸就宣布，那些巡幸路线沿途呈献诗赋和绘画的人，能相应地得到恩赏。结果，当地士人与圣驾的沿途相遇，就如同由物物交换的机制主导着，通过此，一个人在诗赋或是绘画上——这是两项最典型的士人活动——的才能可能被推崇并公之于众。呈献一种的，赏缎一匹；呈献两种的，赏缎两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参与这一用诗赋和绘画交换象征性声望的人，与那些享有参加南巡召试而享有特别待遇的一样成功，或许更胜一筹。1757年规定，非正式呈献两首诗作或是两幅绘画所得恩赏的数量，等同于召试取中二等的奖赏，有时还会更多。例如，画家罗学旦呈献了一幅画敬贺皇太后六旬万寿，士人查开著呈献苏轼诗作的注解，他们每人都得到赏缎四匹。[21]
苏州画家张宗苍、徐扬的经历，解释了在南巡中所获得的家产制或说是“官僚体系之外”的认可形式并不限于绸缎和荷包。1751年4月29日，乾隆皇帝由江南返回京师后，赏赐给张宗苍、徐扬，还有另一位画家严宏滋，每人缎一匹。[22]《南巡盛典》（约1771年）中的恩赏上谕并没有说明张宗苍和徐扬何以被选中而得到这些象征着圣恩的物品，好在《苏州府志》等地方材料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吴县人张宗苍，献吴山十六景画册。御笔每幅题诗一首，命充画院供奉。监生徐扬献画册，命充画院供奉。[23]
张宗苍笃信佛教，起初担任低品级的主簿（这是佐贰官），有文学才能，擅长山水画。1751年召入画院，在年老休致回苏州之前，升至户部主事。1751年时徐扬是监生，1753年乾隆皇帝赐他举人，擢升至内阁中书。[24]徐扬在画院多年，一直指导着表现乾隆南巡的绘画作品，这最终形成了一套十二卷的《南巡图》（约1771年）。[25]张宗苍和徐扬都没有参加规定极为严格的召试，而且两人都是在京师得到了朝廷的任命，这很显然抬升了他们在地方上的声望，他们出现在地方志中就是明证。然而，他们的擢升，完全听命于乾隆皇帝个人，两人彻底依附于他。(www.xing528.com)
在许多地方精英看来，除了上述规定严格的召试外，南巡更像是一种“滚动着的”考试。这种持续进行、非正式的“召试外考试”的参加之人的定位，是要捞取皇帝恩宠的象征地位，作为增强他们声望的手段。
能够增强在地方上的声望，对于那些依规定不符合召试资格的人更为明显。如上所述，现任官员的族亲禁止参加召试，但允许他们呈献诗作，以迎圣驾。[26]这些进献并非没有得到认可或奖赏，事实上，现任和前任官员的亲属是皇帝恩赐实惠的受众。1751年3月16日，在苏州的北面，乾隆皇帝赏赐了三位休致的朝廷官员——詹事府少詹事习寯、翰林院编修叶长扬、庶吉士韩孝基（1664—1753）——每人缎一匹、貂皮两张，他们三人都献诗迎接圣驾。[27]韩孝基出自苏州望族。[28]长洲韩氏始于明末担任礼部侍郎的韩世能，韩氏在清朝以三人入翰林而闻名：韩菼（1637—1704，1673年进士）、韩孝基（1700年进士）、韩彦曾（1730年进士）。[29]乾隆皇帝确实是挑选出这一“官宦世家”，予以特别承认。除了绸缎、貂皮外，他还赏给韩孝基御笔“家法耆儒”以表彰韩家，称赞他弘扬乃父的家法。[30]八天后，1751年3月24日，乾隆皇帝一入浙江，就表彰了另一士大夫望族——这次是钱塘梁氏，将同样的承认之物，赏赐给了梁文濂和翰林院编修梁启心（1695—1758）。[31]这两人分别是乾隆皇帝极宠信的大臣梁诗正的父亲（一介平民）和兄长。[32]
乾隆朝廷在南巡期间推崇诗歌——通过与召试和更为非正式、沿途交换的诗赋进献，直接促成了在1750年代诗歌重新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33]波拉切克认为，1751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当时“乾隆皇帝亲自强调诗歌作为进入翰林院的标准”，有抱负的朱珪（1731—1897）、翁方纲（1733—1818）等士人随之开始了他们自己认真而系统的诗歌研究。[34]乾隆皇帝开始他的南巡也发生在1751年初，这不是时间上的巧合。乾隆第二次南巡也与1757年重新确立在乡试和会试中考试赋诗同时发生，[35]接下来的1760年，这一做法扩至乡试及以下考试。[36]艾尔曼认为，重新确立诗（尤其是律诗）作为科举必考内容，“对于强调制义的元明科举体制来说是重要的转向”。他将这一对于诗（尤其是唐诗）的重新调强，归因于“恢复古代学问，尤其是宋以前士人的写作和评论形式”，“令清朝士人日益关注唐宋科举中诗与文的作用”。[37]同样重要的是，如文朵莲所指出的：“南巡中的考试让人想到这似乎是宋朝以前的做法，即要求考生写作诗歌（在科考程序中，这通常是很次要的要求），取代了清代科举科目的核心：评价儒家的伦理纲常。”[38]乾隆皇帝可能“很欣赏礼部在1750年代的考试中多使用诗歌的请求”，这显然是因为，在1751和1757年他头两次南巡期间，皇帝赞助诗歌已经变成了一种深入人心、有效地笼络江南精英的手段。江南望族很可能会欢迎这一科目的改变，因为跟一帮令人气恼、渴望被人承认是真正“土大夫”的暴发户相比，考试诗歌，会使他们处于绝对的优势位置。毕竟，如艾尔曼所指出的，“这一新的诗歌问题……在考生人数激增的年代，增加了童生试、乡试及会试的难度”。[39]这很显然是对来自高雅艺术和经典学术荟萃的苏州、杭州、江宁甚至日益重要的扬州等重镇的富裕、享有很高地位并接受传统教育的人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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