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十八世纪的现代学者急匆匆地否定了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间反对表面文章和铺张、提倡节俭的连篇累牍上谕，认为这只是动听的口头文章。[50]许多人指责乾隆皇帝本人在南巡期间鼓励铺张。然而，这样的铺张场面也可能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愿，而是来自富裕商人和地方官员所进行的更为根深蒂固和体制上存在着问题的压榨。这里，我将对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间对奢靡的批评予以更为细致的解读，我认为，这不是虚伪的辞令，这是他在南巡期间为对付地方精英和官员所遭遇特定困难的反应。伍思德近来提醒我们：“对于乾隆皇帝的‘奢靡’问题，必须要意识到，他本人对于其生活时代奢靡所作的谴责，是他统治期间言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51]在许多方面，乾隆皇帝运用反对奢靡的话语，作为解决盛世对于他的家产制组织明显具有腐蚀作用的一种手段。以此来看待他的南巡，自然也是正确的。
1751年年中，首次南巡即将结束时，乾隆皇帝宣称，不赞成地方上打着他巡视的名义所进行的日益精细的备办事宜：“朕省方所至，戏台、綵棚、龙舟、灯舫，俱可不必。”正如他所说，这种无节制始于1748年首次“东巡”泰山的备办：“该省巡抚等于省会城市稍从观美”，乾隆皇帝抱怨说：“后乃踵事增华。”为铺张备办的辩护（想必是来自省级和地方官员）说是为了“巷舞衢歌，舆情共乐”，这只能引发乾隆皇帝更严厉的驳斥。最令乾隆皇帝不安的是，这些欢庆活动“旬日经营，仅供途次一览，实觉过于劳费。且耳目之娱，徒增喧聒，朕心深所不取！”[52]
苏州城所见备办巡幸的富丽奢华，备受人们关注。这是人们常用的词藻，早在1684年，康熙皇帝已将苏州的地方习俗归结为[53] “奢侈浮华”。[54]近七十年后，乾隆皇帝在第一次南巡时得出了相同结论，指出，苏州的铺张，就连杭州也相形见绌。1751年4月中旬，在离开杭州北上返京时，乾隆皇帝评论说，浙江北部“风土虽与三吴绣壤相错，而闾阎趋尚较吴稍朴”，这样的评语乍看来似乎无伤大雅，然而，乾隆皇帝意在对苏州精心备办南巡的特别批评。
乾隆皇帝最关心的事情之一，是各地方精英为得到朝廷褒奖和关注而展开竞争，极尽铺张之能事。1751年4月，他有些不悦地指出：“朕省方观民，茂求上理。”乾隆皇帝特别批评了积极备办的地方官员，“浮竞之习，举所不免”。[55]他特别挑剔那些“专欲仿而效之，以为增华角胜”官员的过错。[56]在皇帝看来，一旦官员“玩视民瘼，专务浮华，此风一开，于吏治民风所关者甚大”。[57]这些警告貌似很笼统，事实上，它们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所引发，尤其源于1750年发生在两江总督黄廷桂[58]和苏州有权势的江家间的争论。
黄廷桂是汉军旗人，以前是皇帝的侍卫，他认识到1750年地方备办乾隆第一次南巡出过差错（见第三章），故而决定将备办任务分配给当地的绅富。这样的备办很好地遵循了通常就是由地方名流来承担的做法，但这位总督的专横态度，引起了苏州最具权势家族的强烈不满。[59]准备皇帝巡幸的任务，突然变成了高高在上傲慢的强加，而不是拿出财富并表达忠心的心甘情愿。然而，苏州精英畏惧总督的权势，他们只是嘴上不满，不敢付诸行动。而娄关蒋氏族人，是以更直接和更为对抗的态度表达了自己的感受。[60]
娄关蒋氏原籍扬州，据说在十五世纪末就移居苏州。[61]从蒋灿（1593—1667）开始，蒋氏声望渐著，他1628年中进士，最后升至明朝的天津兵备道。[62]蒋灿的科举成功，加之清初政权企盼笼络这一“书香门第”成员，由是蒋灿的后人，1658—1775年间另有十二人中进士。[63]在家谱1728年序言中，蒋灿的重孙蒋深（1668—1737）指出了家族所取得的诸多成就。[64]蒋氏成员越来越多：有数辈拥有功名者，有沙场老将及战争中伤亡之人，牌坊旌表的孝义之人，现任各级官员，以及拥有深厚学术与文学才能的博学之士。[65]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蒋氏成员职业的多样性以及所采取的成功策略。特别重要的是，家谱“孝义”部分常常提到家族中从事商业活动的成员。[66] 1716年，家族领袖们在苏州有名的虎丘建造一座规模宏大、装饰华美的祠堂纪念蒋灿，庆祝家族的成功。[67]如此地位显赫的家族拥有的不仅是财富和权势，而且还有着高贵和自尊。这样的望族、当地名流，有着他们自己相对独立的地方权势和声望基础，不像商人那样对于家产制统治赤裸裸的指令俯首帖耳。[68]
1750年，总督黄廷桂对于翰林蒋恭棐（1690—1754，1721年进士）期望甚高，认为应该可以承担相当多备办皇帝临幸的任务，此时六十岁的蒋恭棐已致仕在苏州老家。[69]然而，黄廷桂真的要大失所望了，蒋恭棐及三位族人，态度坚决却又镇定地拒绝接受他的命令。[70]黄廷桂痛斥蒋家的傲慢反抗。1750年夏，御史钱琦风闻此事，震惊之余，弹劾总督黄廷桂。最后，乾隆皇帝斥责了黄廷桂，令他改正言行。[71]
名士袁枚熟知这一争论的原委，他从1750年夏开始就在苏州休养，且是御史钱琦的老同窗。[72] 1751年末，乾隆第一次南巡结束后，袁枚致书黄廷桂，这时黄廷桂已改任陕甘总督。[73]袁枚的这封长信，是要辞去黄廷桂新治下的知县一职。王昶（1725—1806，下文和下一章还要谈到他）的记载说，袁枚已发现与这位上司“臭味差池”。[74]袁枚不喜欢这位总督，因而提前结束了在陕西的短暂任期。在袁枚看来，总督黄廷桂的一些缺点，在备办乾隆第一次南巡过程中暴露无遗，令人不快。袁枚觉得黄廷桂在许多方面简直就是一个粗鲁的旗人，他批评黄廷桂：一是，无故不信任南方的汉族百姓，实行严厉政策——尽管可能对于统治边疆地区合适，但这些政策不适用于内地；二是，任用小人而不是君子进行管理；三是，无自知之明，不知自身问题或自己作为上的不足。[75]与我们目前问题关系极密切的是，袁枚批评黄廷桂根本无视皇帝要地方节俭备办南巡的旨意：
上南巡所治桥梁山川，原许开除正供，不必门征户罚。诏书重叠，惟恐累民。而公欲反之，以为心知微旨，君行制而臣行意。[76]
袁枚等地方精英认为，黄廷桂已经越权，误解了皇帝的旨意。第一次南巡期间，乾隆皇帝亲口承认这一事实，当时他表示，注意到了一些官员“不知朕心者，未必不以办差华美求工，取悦为得计”。[77]这种哗众取宠违背了中庸之道，乾隆皇帝在《赐两江总督黄廷桂》一诗中，明确斥责道：
迎銮卫警跸，
建节久旬宣。
体我勤民德，
嘉卿率属贤。
何须张锦帐，
惟喜阅鳞田。
细验刚柔俗，
周咨丰歉年。
咸中方有庆，
虚己自无偏。
此地人文盛，
还淳尚勉旃。[78]
其实，乾隆皇帝斥责的是总督黄廷桂鼓励奢侈。他的评语既不是空洞的说辞，也不是事出巧合，而是针对黄廷桂苏州备办巡幸的不当。乾隆皇帝通过公开指责总督，试图缓解当地名流的不满，这含有一些民族仇恨色彩的情绪在内，故云：“虚己自无偏。”鉴于“人地相异”难以回旋，乾隆皇帝最终将黄廷桂从江南的职任上调离，但这已是在1751年7月7日——第一次南巡结束两个多月后，可能是他担心会引起进一步的政治麻烦或是管理上的混乱。[79](www.xing528.com)
甚至在1751年黄廷桂调任之后，南巡期间铺张浪费并未收敛。如前所述，直到1757年第二次南巡之后，乾隆皇帝才开始认识到，糜费大部分来自两淮盐务中的压榨行为。皇帝在1760年代开始将批评奢靡指向商人，这不是偶然的，指出这些特别事态发展的发生时间是很有意义的。前面已经指出，考虑到1740和1750年代的军事和水利危机的财政需求，乾隆皇帝感到自己越发依赖于两淮盐商群体和最重要富豪们的“捐输”，是他们精心编排了这些“给予活动”，但商业精英在乾隆家产制网络中的作用日益堪忧。水利和军事危机在1750年代末消退后，乾隆皇帝就使用了“还淳返朴”反商业的话语，试图控制腐败的蔓延以及扬州富商与负责两淮盐务的家产制（旗人和包衣）官员间的勾结。
乾隆皇帝尤其关注扬州备办的奢靡，这是帝国最富有商人的活动基地。在写于1762年南巡途程、名为《驻跸天宁寺行宫作》的诗中，他批评了行宫“今年胜昔年”的装饰，怒斥盐商和官员未能认识到（或可能是破坏他自己的主张）“巡方更切还淳意，不为怡然为怃然。”[80] 1762年4月，在返程经过扬州时，他又对此斥责曰：“今来驻跸，实觉过华不为喜也。”[81]乾隆皇帝游览扬州郊外的平山堂，看到盐商为了取悦他而安排的激水成泉，尤为生气。他在《四月朔日游平山堂》一诗中描述了一番田园景象：
画舫轻移邗水滨，
人思六一[82]重游巡。
阴阳叶色令迎夏，
衮衮花光昨饯春。
不幸的是，他关于欧阳修和季节变换的想法被飞瀑毫不留情地破坏了。在诗注中，乾隆皇帝抱怨：“商人引水为飞瀑，激为趵突高尺余，虽称新巧颇失天真。”[83]
这不是美学问题，而是权力问题。乾隆皇帝已经令耶稣会士在占地面积广大的皇家苑囿圆明园设计并建造了喷泉。他不反对喷泉的俗丽，而是反对这种俗丽所掩饰的违法钱财交易。乾隆皇帝开始指责扬州和苏州的商人所“编造”的这种铺张：
朕车驾所经，惟桥梁道路葺缮扫除，为地方有司所宜修补。其綵亭灯棚，一切饰观之具，屡经降旨斥禁。今江浙两省涂巷尚有踵事因仍者，此在苏扬盐布商人等出其余赀，偶一点缀。[84]
1765年，乾隆皇帝在第四次南巡中，继续斥责商人的活动，这一次是由苏州的布商所倡导。当他在马背之上游览苏州著名的景点虎丘时，写了一组短诗，其中第二首说：
河里龙舟更鼓鸣，
布商藉以献其诚。
欲思返朴申严禁，
矫枉兼虞拂物情。[85]
像三年前在扬州看到的激水成泉一样，乾隆皇帝感觉到龙舟喧闹的场面只能是使人无法欣赏苏州西郊的自然美景：
庆桥那畔水村连，
绿竹红梅总净娟。
自是三春真景物，
那须先节划龙船。
最后的诗注公开表达了皇帝对此的蔑视：“布商有呈龙船之戏者，亦无暇观也。”乾隆皇帝对商人的日益失望在同一组诗前面有一句表达得明白无遗：“富矣教之教岂易？”[86]
诚然，并不是商人每一种活动都会遭到皇帝的指责，某些更为基础的备办形式，如整修河道、道路和桥梁，反而会被欣然接受，尤其是在1750年代。例如，1756年苏州知府赵酉利用在苏徽商的捐献经费，开凿了一个渡口。[87]这一工程，位于南濠中，为了纪念这位知府，人们将它命名为“赵公义渡”，这可能是备办1757年乾隆第二次南巡时修建的。乾隆皇帝称赞扬州和苏州商人这种使用他们的社会红利的做法，尤其是他们可能提供“工匠贫民，得资力作，以沾微润”，所谓“分有余以补不足”。[88]然而，乾隆皇帝很快就否认，他会运用他的家产制特权“强取之以赡贫民”，因为这样的行动“非王道所宜也”。[89]
当然，这最后评论的逻辑建立在如下（相当偏见的）假设之上，即商人若依其本愿，将不会散财，以循为社会谋利之道。乾隆皇帝将商人描绘成“惯于奢靡”，这一成见，既反映也强化了对商人肆意挥霍这种根深蒂固的认识。[90]不过，商人富有但无社会责任感，这种成见基本上是社会的假想。然而，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假想很有用，能解释它在建构社会现实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何以长久存在。乾隆皇帝发现商人可以很方便地成为他南巡铺张浪费的替罪羊。炫耀式消费，在乾隆皇帝看来，简直就是他们社会出身和性格的写照。斥责商人为挥霍者，至少部分也反映出了乾隆皇帝试图解决上面所讨论过的商人和官员间存在的腐败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乾隆皇帝不满商人的连篇累牍言辞，也引起学术精英在一个以社会边界不断改变与流动以及激烈社会竞争为特点的时代，对于他们自己特权地位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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